[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李元龙文集
[主页]->[独立中文笔会]->[李元龙文集]->[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一本不仅仅是亵渎了圣徒的书(上)]
李元龙文集
·正反两个李元龙有感
·惭愧和荣幸——给我所有的朋友们
·但愿,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蒙受耻辱
·我看杨利伟的“最高”党支部
·我所经历的八个记者节
·被单独囚禁的四十六天
·都来争取毫无顾忌地说出“1+1=2”的权利
·连新任猴王也对“猴妃”悼念先王视而不见
·别指望党报记者的良知
·申诉,不仅仅为我而写----我的申诉之一
·善良人的不同“政见”
·法院的即兴“立法权”
·辱人者,必自辱
·南辕北辙抓胡佳
·不打自招:社会主义制度就是独裁专制
·重念国民党反革命罪邪咒
·中国,岂只这样一位人大代表
·硕鼠当春又新年
·我的“蜕化变质”
·党报还如此“讲政治”
·究竟谁在造谣、诽谤——我的申诉之五
·清明时节泪纷纷
·判我为敌的九大悖论
·我想把中国的“普金”们塞进地震废墟下面……
·为三赢的降半旗叫声好
·《灾难铸就伟大的中国》的九大悖论
·永不熄灭的烛光
·将2008年奥运会办成首届无国旗奥运会,如何?
·“神圣”的使命,何以只能做贼般地干?——我的申诉之七
·“男女人”与民主集中制
·不要再玷污蒋晓娟的母爱了
·党报如此“人咬狗”
·李元龙:我在狱中当“管教”
·我不是冲北京那鸟巢去的
·时钟可以倒拨,时间却永远前进
·冷眼看奥运
·汶川地震幸存学生应该如此感恩吗?
·沾胡总书记的光
·毒奶事件,还有谁该“下柜”
·蹉跎岁月的老房东
·为富不仁的发生、发展和登峰造极
·“记者节”随笔
·万古知音只有天?——罗德远其人其诗
·从日攘一鸡到月攘一鸡的“进步”——我读新华网世界人权日网评
·弃善从恶,重新做人?——一个文字狱受害者的狱中诗歌
·人权日:贵阳警察如此践踏人权——四名维权人士被“软禁”采访录
·飞出牢笼的"反动梦"
·特殊群体的权利得到保护了吗?
·囚徒党员如此“效忠”党
·有罪的邓玉娇,为什么获得了“从轻从快”的发落?
·古稀上访"精英",是这样炼成的
·红军的绑票和借条
·给《辉煌六十年》做个减法、除法
·李志美收听“敌台”被枪决事件
·围上“爱心颈巾”,我将招摇过市
·抓捕赵达功扑灭不了《零八宪章》的火种
·从新闻报道看警察权的膨胀
·“暴力袭警”获得巨额赔偿的“特色启示”
·与曹长青商榷:《零八宪章》是“谏言”吗?
·且看看守所如何以书为敌
·我作为政治犯所“享受”的特殊待遇(下)
·新华社,不说“情绪稳定”你会死啊?
·瞧,这就是党报总编
·看,党报记者如此“采写“新闻
·六四的校园静悄悄
·野火烧不尽的老苗文
·最牛的“征订”——完成党报党刊发行任务无价可讲
·死刑犯在看守所遭受的活罪
·一位麻风病致残者的辛酸劳作
·我所见识的离休老干部
·共产党被“枪毙”与如此“口交”
·温家宝提政改:叶公好龙而已
·荒谬绝伦的党报职称论文
·实名制购刀还不行,建议配套“持刀证”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一本不仅仅是亵渎了圣徒的书(上)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一本不仅仅是亵渎了圣徒的书(下)
欢迎在此做广告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一本不仅仅是亵渎了圣徒的书(上)

来源:议报
   最早知道英国传教士柏格理,知道“中国石门坎”,还是得益于原毕节师专副教授,现重庆山峡学院教授东人达翻译的《柏格理日记》。后来,在看到东人达和他大女儿翻译的《在未知的中国》之后,我对东人达,这个多次不辞辛劳,来到条件万分艰难的石门坎,从而使得石门坎许多就要被掩没史实得见天日的学者,心里充满了敬意。后来还听说,他对每一个去到石门坎,肯为石门坎动笔的人的评价,都是两个字:伟大!
   我不认为,这一评价是虚以委蛇,虚情假意的,恰恰相反,我倒是从这样的评价里,看到了一个老农般淳厚、朴实,甚至带着童真的教授。
   这样的敬意,后来打了折扣,打了大折扣。折扣,是因为看了他的《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前提和结论两张皮,牵强附会,生搬硬套,充满马恩毛垃圾“论述”,文革思维、文革语言随处可见,令人不忍卒读。
   让我们来翻开这本书,看看《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是怎样亵渎了欧洲十大传教士之一,有着基督的圣徒的柏格理,同时怎样亵渎了作者自己的。

   作者在“绪论”里就说,他研究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这一课题,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立体方法”展开研究。在第二章“殖民侵略背景与社会下层出身的传教士”里,作者说,他是“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论述的深入学习”,这才得出了书里有关结论。除了在书里大段引用共产党早都弃之如敝履的马恩论述,甚至是毛语录外,在第七章“滇黔川边基督教运动中的主体作用”里,竟然有这样两个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的小标题“最终的归宿——唯物主义”和“最终的归宿——马克思主义”。
   在前一个小标题之下,有着这样的文字:“在基督教新教传入滇黔川边后不久,……中国共产党随之诞生,……这一带中国地下党组织成立,……解放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思想广泛传播。这一切都促使各族群众认清基督教的本质,在不同程度上,或自发地与教会拉开距离,或自觉地走上唯物主义道路。”
   作者所提到的这“主义”,那“主义”,路人皆知,中共7000万党徒,相信者微乎其微,中共之所以还祭起所谓马列、唯物法器,只不过是用作麻痹群众的,真正的精神鸦片而已。东人达,他是在很大程度和范围相信连中共高层,连党魁们都根本不信的玩意,并且还真把马恩论述,毛语录,甚至把那些“主义”当成搞研究、做学问的法宝了,还是捏着鼻子哄眼睛?“自发地与教会拉开距离”,“自觉地走上唯物主义道路”,不如此,在你们的铁蹄枪炮之下,还有活路?
   《圣经》预言在先: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 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的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诗篇115,4—8)。作者拾人牙慧,生搬硬套的这一套法宝与他所得出的结论,却是“驴则付汝,姜还树生”似的,其所列论据与其论点,不仅仅是八竿子打不着的问题,好多地方,甚至是恰恰相反的问题。
   苗族人的救星,这是贵州和云南苗族人对柏格理的“加冕”,或曰认可。共产党占领大陆后,正如文革期间中共自己歌颂自己所唱的那样:救星就是毛主席,救星就是共产党。想以救星说来达到使人们对其感恩戴德,以便于自己奴役的毛共来说,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因此,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承认柏格理,这个来自英帝国主义国家,还有着基督教传教士身份的人在自己的自留地上当什么“苗族救星”。明明是中共急欲去取柏格理,急欲取基督救星地位而代之,可是,在《滇黔川》第二章第二节小标题“所谓救星说”里,东人达却如此写道:对于所谓的“救星说”,不要说中国人无法同意,就是柏格理本人在九泉之下,也恐怕不会接受。
   这话出自对石门坎传教士,对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很有研究的东人达笔下,真是叫人费解。柏格理被称为苗族救星,这本来就是中国人,就是苗族人喊出来的。莫非,东人达发现了,这是好事的第三者加冕到柏格理头上的?抑或,那时的苗族人还不算是中国人?再说,柏格理九泉之下会否承认自己是苗族救星,值得在此如此郑重其事地拿出来说吗?柏格理生前最厌恶汉族人那又黑又丑的棺材和有碍观瞻而又占用耕地的隆起坟墓,东人达等等怎么不见站出来帮着柏格理说句话?将救星说当成苗族人对柏格理好处怀念的一种方式,不就行了。中共历来就这样,鸡肠鼠肚,非要贬低别人,以达到抬高自己的目的,真是小人心理。
   在紧接着的“马克思的万应的原则”小标题下面,有着这样的文字:对这些错综复杂的事件进行探讨与分析的时候,都无法离开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殖民侵略的大背景。即便柏格理等传教士,想为当地下层民众带来一些生活的改善和人身的自由,但是,也摆脱不了历史大背景的局限。
   显然,这样的蛮不讲理的说法,就是在预设了结论的情况之下,再来寻找对自己的结论有利的“论据”。这与先枪毙后审判一样,是在有罪推定,甚至就是在欲加之罪的阴暗心理之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陷害。柏格理等传教士“想为当地下层民众带来一些生活的改善和人身的自由”的目的,已经初步达到了。如果不是有了1949年的政权更迭,如果不是有了心胸及其褊狭的中共,这样的目的,应该已经完全达到, “局限说”,我只能用无稽之谈来形容。
   “虽然远在十多个世纪之前,《新约.马可福音》中的耶稣即号召信徒们:‘要到世界各地去,向全人类传播福音。’但是,若没有1840年大英帝国对中国的炮声,耶稣的这些使徒绝不会跑到满清王朝境内云南的昆明、昭通,又登上四川的凉山,再跋涉到贵州的石门坎。即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说,这是一个遭受西方列强蹂躏的屈辱时代,也是一个奋起抗争的觉醒时代。例如,仅19世纪下半叶,在滇黔川基督教循道公会的中心昭通府,就爆发过多起,群众自发的反洋教斗争。”这是在第二章第二节“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里的一段文字。依照这样的逻辑,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若没有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的枪声,中国共产党的党徒们绝不会跑到东北、山东等“解放区”,以后更不会把那面旗子插到贵州,跑到威宁石门坎来?还是依照这样的逻辑,不久前的伊春空难,责任是不是要追究到飞机的发明者莱特兄弟身上?佛教传到中国的时间,更比基督教还早,佛教也是在印度殖民主义者的枪炮声中进入中国的?玄奘也是在大唐的枪炮开道之后,才去日本传教的,他的目的,也是配合大唐殖民政策,想把日本变成大唐殖民地?显然,作为一个读死书,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东人达这一说法,是从中学教课书,尤其是那该诅咒的政治教科书上死记硬背来的标准答案。只要很得党心,与主旋律很合拍就行了,与事实出入与否,那是小数点以后的事,可以忽略不计。反正,在中国说这样的话,做出这样的结论,不仅安全,还名利双收的。
   接下来,东人达列举了三个较大的“反洋教案”。第一个反洋教案,是,1863年的昭通教案,是昭通总兵之子带领官军和兵丁数十人“闯入法国传教士田希嘉住宅,捣毁家具什物。”这哪是什么“群众自发的反洋教斗争”,用时下的话来说,这是一次太子党发起的典型的打砸抢群体性事件。按照中共现行法律和做法,这是要坐牢,要杀头的。
   第二个是1892年昭通教案:光绪十八年(1892),昭通县城内传言,天主教教堂的育婴堂残害中国婴儿幼童。这一消息激起了县城内民众的愤慨,他们纷纷涌向天主教堂,要求查明事实,惩办凶犯。
   第三个是1899年反教会群众斗争。起因,竟然是因为一个黑人在昭通街上经过,“黑妖怪的故事迅速且活灵活现地传遍乡野,整个城镇沸沸扬扬,善良的过客被吓得乱作一团。有人说他是一个吃人的妖怪,专门吃婴儿和孩童,传教士就经常绑架小孩去喂养这个恶魔。”(《柏格理日记》)
   我们现在知道,有关天主教堂,基督福音堂残害婴儿的事情,纯属子虚乌有,完全是在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无知民众一犬吠形百犬吠声。少儿时代,我曾经拥有的一本连环画,上面就是说,义和团攻占天津某教堂后,从地下室解救出了许多被传教士养着,准备杀吃的婴儿。这是中共无良党史专家故意将当年民间的误传当作真实事件来记载,以达到别有用心的目的。共产党是靠着叛乱、暴力起家的,往传教士身上泼污水,其用意不外给邪教义和团找到一个烧杀抢掠合法借口,从而使得自己的烧杀抢掠行径也合法化,以避免遭受人们质疑,影响稳定。
   封闭的中国,无知的中国;无心无肝的党棍官僚,无胆无识的御用文人,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提及此事,你们不但不知道反省,感到惭愧,却被当作值得炫耀、值得自豪的事件,不是用心不良,怎会做出如此结论。
   紧接着,为了证明“昭通民众反洋教情绪在此就已经高涨起来”,东人达从柏格理1899年1至4月的日记里摘抄了威胁、殴打、暗杀传教士等五个事例。这些事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不是恐怖威胁,就是直接的恐怖行为,发生在任何一个法治社会,都会受到审判、惩罚。可是,东人达却将这样的恐怖事件作为“可歌可泣”的英雄行为来记载。在今天,反计生,反拆迁,反恶警等等事件此起彼落,群众情绪早都沸反盈天,不知在东人达笔下,将作何褒贬?
   最典型的“东人达逻辑”,反映在在接下来的借用马克思“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做小标题的文字里。东人达列举了马克思《英人在华的残暴行为》和恩格斯《波斯和中国》的“论述”,以便说明:马克思、恩格斯以大无畏的精神,雄辩地指明了近代西方列强殖民战争的非正义性,并肯定中国方面的反抗,是一场“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
   我就不明白了,那个年代,马恩在德国对中国的事情进行“论述”,中国那时候还没有建立国安、国保制度,难道,马恩还有被中方国安、国保请喝茶,跨国追捕的危险,没有一点“大无畏精神”的人,是不敢写这样的文章,出版这样的书籍的?
   而东人达所引用的马恩著作里的英人暴行,没有一桩与天主教,与基督教,与传教士有关啊?难道走笔至此,东人达忘记自己的书名是叫“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是一种东人达似的连坐法,即英国人在中国犯下种种暴行,传教士是英国人,所以,传教士理当连坐,难辞其咎?
   接下来,东人达就提到那个被他冠以“民族意识十分强烈”、“旗帜鲜明地反对洋教”的彝族土目老七了。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