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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教育、历史、新左派和当前的改革

—法广编辑部

   

   

   袁伟时:教育、历史、新左派和当前的改革

   

   答PEER挚友计划成员问

   

   时间:2010年7月10日下午

   

   地点: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黄传经堂教室

   

   PEER挚友计划是一个针对中国县镇中学生的创新性夏令营,旨在解决中国农村的优秀中学生教育公平的问题。从2007年至今,项目已经持续了四期,在国内5个县,影响了超过600名农村高中生,最长的点已经持续了4年。同时,PEER计划拥有着来自全球四大洲的超过120名志愿者,他们通过网络与回访与不少县城的孩子们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

   

   PEER计划夏令营的独特性在于,通过志愿者共同设计的小组讨论、团队活动与学生自主实践项目,来激发学生的创造力、批判性思考、团队合作及公民意识。贯穿于我们志愿者行动的理念是在乡土中国进行博雅教育、服务学习以及合作性创新的实践。(肖可舟提供)

   

   一、弗吉尼亚大学 肖可舟

   

   上午甘阳老师和大家分享和交流了在中大推行通识教育的一些困难、愿景和现状。而去年11月25号在中大小礼堂,您提出要警惕一种假的或伪的博雅教育。可不可以进一步诠释一下您的观点?

   

   袁伟时:大家从国外回来,都有一个很简单的常识:通识教育或者博雅教育,其核心是自由公民教育。这是现代大学教育的基础,也是大学教育成败的关键和标准。是不是能培养真正的现代公民?这是最基本的。现在国内各大学到了什么程度呢?打破了过去学苏联把大学变为高等职业训练班的框架,开设了很多新的课程;多数是补文化知识的不足:传统文化的、西方文化的。但是往往回避了一条,现代公司的法治教育、自由教育、宪政教育,这是关系到未来每一个人做人的方向,也关系到整个国家发展。我认为通识教育成功或失败的关键就在这里。

   

   中山大学的通识教育,情况不了解,我不想具体评论。甘阳负责这项工作究竟做得怎样,我也没办法评价。但就他个人的倾向而言,我已经多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而且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至于他能把通识教育做得怎样?他一个人决定不了中山大学全部通识教育的走向,所以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二、我叫殷钟睿,来自哈佛大学,我也是学历史的。昨天看了您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非常赞同您的观点。但您也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通过教育,那您觉得需要哪一方面的教育?如何开展?

   

   袁伟时:这要看整个中国社会乃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如何。现在的史学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大部分人是比较清醒的,特别是一些中青年史学家。然而,多年来对过去一百多年的政治人物和事件,有意无意制造了一些迷局,也就是谎言,有些为政客们服务的清客、帮闲、文人,帮助编造了很多假的历史。

   

   最近这几十年、特别是十多年来,史学界清醒的人越来越多,做出了很多很杰出的研究。这些研究澄清了很多问题。我介绍大家看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那部书会写进中国现代的史学史,他将鸦片战争的问题澄清了。当时受到很大压力,但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现在证明了多数人还是接受他的观点的。除外,我还想请大家注意两个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一个是杨奎松,现在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原来在北大历史系,现在是两边兼。他最近发表了很多著作,在网上博客上能找到他的文章,很多问题提得很尖锐,而且分析透彻。还有一个叫沈志华,这个人本身的经历很传奇,很有吸引力。他主要做的是冷战史,特别是朝鲜战争史,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历史。他根据苏联的解密档案,美国的解密档案和中国的档案,做出朝鲜战争、中苏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也是把过去制造的很多谎言揭穿了。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却基本没有改变。有些中学生跟我联系,写信来。我说非常抱歉,你要了解历史,我可以告诉你历史真相,但我劝你,高考的时候还是按照教科书写答案,没办法,现实就是要做两面派,这是无可奈何的。

   

   有些史学家,比如张海鹏这样的,居然说历史教科书是国家意志,滞后十年以上是正常的。我觉得这是大笑话。教科书怎么会是国家意志?所谓国家意志是通过什么途径决定的?通过了全国人大表决吗?即使有表决,也不能代表是中国的意志。所谓国家是中国,不是某一个人,怎么能说教材就是国家意志呢?你可以说那是政府的决定。但是政府决定也应该通过民主程序,它没有。滞后十年更是胡说八道。唯一的问题只在于,他是受到官方信任的。那些教科书的编写者是官方信任的。所以,他们就按照自己的认识以及官方的利益来解释历史,维持过去的谎言。我认为现在历史教学的问题就是这样。

   

   三.张津偲:我在广州执信毕业,现在美国的西北大学。在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敢于说出真相的声音往往被淹没。您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是等待一位开明的领导人自上而下的改变呢,还是通过广大知识分子唤起人们的良知、自下而上的改变?中国的道路应该怎么走?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在广州住了十二年,对广州有很深的情感,您对目前广州政协建议广州电视台取消粤语播音怎么看?

   

   袁伟时:第一个问题接近政治学里面的尖端了,我很愿意回答,而且认为很值得回答。过去在文章中也写过,最近刚好完成一篇企图回答这个问题,但什么时候能发表出来,在哪里发出来,我不知道。

   

   大家都说中国处在一个转型期。其实从鸦片战争到现在,中国都处于这样一个转型阶段。我们经历过很多专制的痛苦,到现在也没有建立起民主宪政的体制,这是公认的事实。但不要将问题简单化,认为现在是个专制体制,没有希望了。这就错了。一方面我对当局有很多批评,另一方面,我认为千万要注意一条:总结一百多年来的历史经验,现状不能激烈改变,只能通过改革逐步去改变。假如企图通过很激烈的革命行动,推翻某个政权,代价是非常大的。

   

   上世纪九零年代初李泽厚和刘再复有个对话,出了一本书叫《告别革命》。到现在一些人特别是共产党的某些宣传干部,还在批评这本书,例如《北京日报》社长叫做梅宁华,我给大家的文章里的"某社长"就是他。那个人最近在他的文章里讲,有人散布"告别革命"这样的观点,等等。我那篇批评文章是对电话采访的答复,所以事先没有经过反复研究,我现在感觉,对他关于"告别革命"的观点没有答复,是个缺陷。其实这些人根本就没有读懂,不理解"告别革命"是什么意思。很简单的常识:现在要革命,革谁的命?矛头直指向执政党。那么能推翻它吗?不行,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不是说我对共产党有特别的感情才说不能推翻,而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国的利益,不能这样做,这样做的代价,非常沉重。这里有一百多年来的经验教训。

   

   辛亥革命,明年就一百年了,按照我的观点,假如没有辛亥革命,中国的发展顺利得多。每一次的革命都付出很大代价。如果要很具体的讲,可以写一本书。我只介绍一个人的观点。大家听过杨小凯吗?杨小凯这个人是个奇才,他在十几岁做中学生时就进了监狱,坐牢期间他碰到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在监狱里学到很多东西,出来以后,成为经济学界很有成就、甚至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人物,不幸英年早逝。他有一篇文章非常值得重视,叫做《历史的深思与未来的选择--中国政治随想录》。他就提出这样的观点:每进行一次革命,民主自由来到中国的时间要推迟三四十年。这个有没有事实根据呢?根据就是中国历史,每次革命都这样。辛亥革命后财政垮台,之后军阀混战。孙中山说北洋政府不行,要搞国民革命,成立国民政府,结果带来的是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二十多年。然后共产党说国民党很专制,不行,你叫国民革命我叫人民革命,你叫国民政府我叫人民政府,革命之后情况怎样?宪政到来没有?法治到来了吗?都没有。

   

   大家听说过林毓生吗?他是威斯康辛大学的教授,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我从1989年开始多次批评他。2004年中大八十周年校庆,他曾专门来到中大,预先声明:我这次来是奔着袁伟时教授来的,我要和他交换意见。我说欢迎。因为我一连发了很多篇文章批评他,他企图说服我。其中的交锋在于,他说新文化运动错了,是将原有的"卡里斯玛"冲破了,造成混乱,这是新文化运动企图用思想解决问题造成的恶果。我说他根本不了解新文化运动,因为它不仅是宣扬思想,还提出了制度改革;要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没有观念变革是不行的。

   

   不讲那么复杂的了。一个社会原有的秩序一下子打破了,确实代价很大,要重新恢复非常困难,所以要非常慎重。要改变这个秩序,就要先改变我们原来的观念。人是思想的囚徒,他的行动都是由思想支配的,要改变人的行动就从改变观念开始,也就是"我思故我在"。中国前进步伐不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思想变革不彻底。从这方面来看,林毓生的观点根本就错了。但另一方面,他感觉到困难的问题确实存在,就是原有的秩序不能轻易地推翻。所以,去年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我在文章中就指出,推进社会前进要采取"小骂大帮忙"的方式。原来《大公报》的立场就是这样,一方面不断批评,一方面主张采用改革的方式。结果就遭到那些激进分子、左翼的嘲笑。用鲁迅的话来讲,这类观点是国民党的"焦大",忠心耿耿但不得好报。他嘲笑胡适他们提倡人权,就是奴仆:"主人啊,你的衬衣脏了要洗洗"。鲁迅这个观点是错的。要革命,重新来过,代价非常大;慢慢改革,它的代价小,人民付出小,收效大。

   

   刚才那位同学在广州住了十多年。我就讲广州的例子。2005年广州发生过太石村事件。太石村是广州番禺的一个村,村民们怀疑村干部贪污,要求清查财务,搞清楚卖地的款到哪去了,村干部就跟镇里的干部勾结起来,说他们别有用心。一闹,外国记者来采访,本国记者也来采访,各方面的维权人士也往那里跑,结果被当局定性为"颜色革命",将那些人抓了起来。其实,就是一个村庄里反对村干部贪污,这么简单的事,造成一个国际性事件。有些人为了这个事现在还在坐牢。中大很有名的教授艾晓明,当局扣留护照五年,不能出国。代价那么大。同样是番禺,去年也发生一个事,政府打算建垃圾焚烧场,引来当地居民反对,比太石村还要厉害,上千人到广州市政府上访,浩浩荡荡在广州市政府门前。而政府没有抓人,没有镇压,反而表态可以重新听取专家意见,再听番禺人的意见,重新规划,重新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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