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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逃港“偷渡叛国”民间档案

一份逃港“偷渡叛国”民间档案

   ——为深圳特区30周年献祭

   

   偶然间辗转获得这份来自民间的残缺原始档案,包括几份不同抬头的申诉书、书信和遗嘱。这些残缺资料距今已有三十多年,或散乱或装订整齐,因年代久远,散发着浓重霉味,部分纸张或被虫蛀毁,或装订的铁钉锈蚀。除遗嘱外,这些资料均写于1970年代上半期,手写在不同的信纸上,字体工整,它所记录的悲惨故事,跟中共建政后的前三十多年的贫穷饥饿与政治运动交织在一起,迄今掩藏在历史的深处。

   所有申诉书内容大同小异,都在讲述着一个悲凉的故事:饱含亲情的姐姐,为“逃港叛国”判处15年徒刑、已陷于冤狱4年的弟弟,而抱不公不平的怨愤之心,持之以恒向国务院周恩来、最高法院和地方法院等党政军部门及领导申冤。

   民间上访不是在今天北京等政府大门前才有的景象,即使在文革期间社会全面崩溃的背景下,也没阻挡住这位粗通文字的勇敢的姐姐卖掉祖屋,带着普通话翻译,路途迢迢北上山西讨说法。伏法认罪但有冤,隐忍受辱且不弃,这就是中国政治高压下草民普遍地表达不满的传统方式,“新中国”概不例外。

   申诉人即姐姐徐锦轩,出生于1923年,农民,世居广州市郊区新滘公社琶洲村(今广州市海珠区琶洲村,紧邻琶洲新广交会馆——刘水注),父母早逝。徐氏是琶洲村的大姓之一。徐锦轩家中姐弟六人,她排行老三。大哥在抗战时期,因生活所迫,流落澳门,渐与家人断绝往来;大姐徐锦琼,排行老二,十多岁时因饥饿水肿而患病身亡。徐锦轩下有三个弟弟。终身未嫁。

   “犯人”即弟弟徐锡江,1940年出生于琶洲村,是徐锦轩的三弟,排行老六。1965年毕业于广州的华南工学院(今华南理工大学——刘水注),国家分配至山西省阳泉市食品公司当技术员。1969年回广州探亲期间,与同村其他五人偷渡逃港被抓获,后工作单位派人从广州收容所带回山西。1970年1月9日被阳泉市军管会以“投敌叛国”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时年30岁,单身。其余五名同案犯短暂收容教育后获释。

   因获得的这份档案残缺,再加未能寻找到当事人,故不能确定徐锡江坐牢多少年才获释,但庆幸的是,档案里有徐锦轩请人写于2003年的一封遗嘱,上面提到三弟徐锡江,得悉他活着回到了家人身边,2003年他63岁,他的姐姐徐锦轩80岁。

   如果以中共1949年夺权建政作为分界线,此前东南沿海一带,向有因战乱、自然灾害或朝代更替“下南洋”的传统;此后经济凋敝和频密政治运动,直接导致生活极端贫穷和政治歧视迫害,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正常生态。新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然而没有投票权利的人们却因饥荒和政治迫害,决绝地选择了用脚向新中国投票逃离祖国,投奔怒海。这在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常态。

   我查阅了公开资料,“逃港”从来在中国大陆是个忌讳而隐秘的话题,跟其它人祸并无二致。徐锡江“逃港叛国”作为个案,从政府娴熟的处置手段,相信还有千千万万,他们都从历史的夹缝里失踪了。但是,专制制度制造的一个接一个祸端,却转嫁给无辜百姓以牢狱灾难来承担,这才是值得深思的地方。

   笔者最早看到“逃港”这两个词是在1990年代初期,偶见一篇评述金庸在港创办《明报》因报道逃港风潮而一纸风行的文章;1990年代末期,我所服务的深圳一家行业报社总编,出生于深圳龙岗区农村,中学毕业招工,大学毕业提干,逐渐进入中共官员序列。他不无自嘲揶揄地笑谈,他少年时期在家乡务农期间,曾因饥饿跟伙伴在半夜偷偷掘出生产队病死的母猪,弄熟吃掉;其农村父母兄弟均先后逃港活命。他作为中共中低层官员,虽然忠诚于党,坚不做逃港者,但早年却要靠逃港父母兄弟邮寄食品才能填饱肚子。

   近年来,大陆各级政府档案馆陆续“解密”部分历史档案,官方资料显示,自中共建政那天起延续三十多年的“逃港潮”,难民来自除西藏和新疆之外的大陆所有省区。1949年以后,内地共有两次逃港高潮:第一次发端于50年代末,在60年代初达到顶峰,这即是官方宣称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实无自然灾害皆为人祸(参见杨继绳先生遭禁著作《墓碑——中国三年大饥荒纪实》),大批人从广东边境偷渡去港,早年港英政府来者不拒,为刚刚起飞的香港经济注入了急需的廉价劳动力;第二次高潮始于70年代初,众多无法返城的下乡知青逃港。到了七十年代末,由于两地生活水平的巨大反差,内地民众想方设法偷渡香港,单是1979到1980年的两年内,估计有20余万人闯入香港。后期港英政府不堪重负,开始主动抓捕、遣返逃港者。

   2005年12月,深圳市解密的档案文件显示,仅在1962年,就有10多万人涌入宝安县(深圳市前身),6万多人偷渡出境,5万多人被收容遣返。2006年底,广东省档案馆再次向社会开放档案8万余件,原中共华南局的机密材料显示,在1961年后的3年间,有近16万人由内地偷渡到港。这些解密的官方档案,逐渐还原出从1951年到1980年代中期, “逃港潮”的历史图景。

   偷渡逃港最为知名的一幅图片,是深圳河上罗湖口岸附近漂浮的密密麻麻的淹毙者尸体。其实,西起深圳蛇口湾中间梧桐山东至大鹏湾,百多公里长的深港边境线,都是偷渡地点。因为沿岸的船只、门板等渡河工具都被政府严密看管,所以轮胎、气球甚至吹胀的安全套都成为偷渡工具。逃港成功者只是少数人,大多数人被在中方边境线拦截,或已偷渡进入香港但被港英政府遣返。三十多年间的逃港者、遣返者和死难者的准确数据,广东省各级政府之间、广东省政府与港英政府之间,要么自相矛盾,要么干脆没有数据,都成为这个神秘国度隐秘历史的一部分。偷渡死难者没有准确数字,更别说他们的姓名,跟三反五反、反右、“三年自然灾害”、文革、八九“六四”的死难者一样,在这个统计数据习惯性作假的国家,本不足信。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都没见镌刻一个中共英雄的名字,不难理解了吧。

   胡平曾撰文将逃港偷渡与柏林墙相比较。边境线两侧同样是两种制度、两个意识形态,一方是自由,另一方是铁幕,制度优劣明显。柏林墙被射杀的152名有名有姓的翻越者,与无数无名无姓的逃港死难者相比,不能不说前者非常“幸运”,每个姓名背后都对应着一个通往自由之路的悲惨故事。更在于东德死难者以死亡作为代价,终于换来统一、民主的德国,而中港之间至今依然被铁丝网和探照灯隔离,逃港死难者却被遗忘,难以记取,一段惨无人道的历史随之被抹去、洗白。

   大陆政府对历次“逃港潮”的应对举措,也暗合了这一时期中共高层的内部路线斗争。对于中共高层的务实派领导人来说,“逃港潮”一而再、再而三地刺激了他们敏感脆弱的神经,促使他们竭尽全力扭转毛泽东灭绝人性的“极左”政策,并最终逼出设立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政经格局。

   研读官方解密的逃港资料可得出结论,1980年深圳等五个经济特区的的酝酿、建立,直接来自数十万偷渡逃港者正面冲击的结果,而不是其它原因。平心而论,是这些制度的受害者给予中共改革喘息的机会,中国专制历史向来就是如此吊诡。

   几年前广东省委与深圳市委宣传部投拍的电视剧《深圳湾》,高调宣称此剧直面偷渡逃港,画面里呈现出民兵在边境线枪击射杀逃港者;数万解放军驻扎粤港边境线,拦截、抓捕汹涌而至的逃港者。今年8月份广州第三届羊城书香节上,深圳文联副主席撰写的《大逃港》公开出版。二者均回避制度弊端,无所反思,关键是没人站出来承担人祸罪责。今年恰逢深圳等特区建立30周年,在官方华丽高调的纪念动作背后,这些血腥的底色被北京的夸夸其谈和深圳的耀眼烟花掩藏。

   

   以下申诉书、信件和遗嘱,均来自这份民间档案原件,文字、标点和语法尊重原文,只在个别处加括号注明,方便理解。

   

   2010年9月9日改定

   

   附件一

   申诉

   

   申诉事由:徐锡江于1969年底因犯“偷渡叛国”罪,于1970年元月9日被山西省阳泉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判处15年徒刑,故提出申诉。

   申诉人与犯人的关系:申诉人徐锦轩(广东省广州市郊区新滘公社琶洲大队社员——原文加注),家庭成分贫农,与犯人徐锡江是姐弟关系。

   徐锡江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是我的亲弟弟,因我们的父母亲在锡江出生不久即死去,因此锡江从小就由我抚养大的。锡江在学期间表现很好的,于1965年从华南工学院毕业后,由学校分配到山西省阳泉市食品公司工作(当技术员——原文加注),今年33岁。1969年底,因我病重回家探望我。他在探亲假期中,与同行多年的女朋友闹翻了,一时思想糊涂,被同村的徐仪启拉拢下,六人逃港不遂,被公安人员捉回广州学习,后由阳泉市食品公司负责人来广州带锡江回原单位。当时说锡江“偷渡求荣”,要他对工人和领导作检查。检查后,已得到工人和领导的谅解,已在原工作岗位上照常工作了。他亦写信给我,承认过去错误,表示今后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以报党恩。但工作一个星期后,在阳泉市“一打三反”运动高潮中,于70年元月9日,阳泉市军管会来食品公司把锡江逮捕,理由是说锡江“偷渡就是叛国”,判处锡江15年,把判决书寄给我,只写着徐锡江“偷渡叛国”四个字。

   我认为锡江的偷渡是极端错误的,他翻身忘本,辜负了党和人民对他的培育和期望,言之痛心,使我想起我家解放前的苦难家史了。

   我家解放前十分贫苦,父亲患慢性病,长期不能干活,一家几口人只靠大哥锡滔在广州当汽车工人维持生活,到抗日战争时期,大哥失业,被迫去澳门谋生。不久我大哥在澳门迷上了赌博,以至父亲病重至死都不管,家中生活陷入绝境。家姐锦琼因生活贫困,不到二十岁因食什粮(南方地区对大米之外杂粮的统称——刘水注))过多,至患水肿病,无钱医治而死亡。我母亲本是市郊罗岗洞人,因年幼丧父,生活苦极,故其母亲将她卖去深井村凌家做奴婢。(母亲)当年五岁,受苦十余年后才嫁给我父亲,生活亦是一样苦,当时我母亲因悲伤我姐姐锦琼死去,我母亲以至成长病,不久我母亲亦死亡,留下幼弟三个,最大的10岁,最小的是锡江还未满一岁。母亲死后家中生活难过到极了,欲把锡江送给人家养,但我不忍骨肉分离,故不肯把锡江送给人家。当时我的家的生活全靠租地主的八分田来耕之外,我还要去本村的大耕户徐秀处做短工,每天工资2.5斤米。除一家几口人生活外,还要煮一些米糊或什粮将锡江养大。到1949年,幸得毛主席共产党把我们穷苦人家解放了,我们才有今天的好日子,而且锡江能读书,由小学到中学大学,1965年锡江在华南工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山西阳泉市食品公司工作,这都是党和人民对他的培育,不料他一时思想糊涂,干出偷渡逃港的事,实在另(令——刘水注)人痛心。我是他的姐姐,教育不严,我也很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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