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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民主派分分类

   
   江棋生
   
   
   

    当今世界,有五花八门、各色各样的民主。因此,光说某人是“民主派”,并不足以让人看清他的庐山真面目。
    大概是出于类似的考虑,刘军宁、张祖桦曾经特意强调过“宪政民主”。为此,许良英先生有点光火地批评道:真是多此一举!现代民主内在地包含宪政、共和与法治。干干脆脆说“民主”就够了,就抓住了本质,根本没必要再加“宪政”一类的东西。然而,智者千虑,恐有一失。因为现代民主的内涵已经昭然于天下,所以我们在谈论这种民主的时候,就没有必要加上“宪政”或“多党”这样的限定词了吗?窃以为:恐怕未必。
    当然,有些地方是不必加的。如“当代民主国家有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印度等”这句话里提到的民主,就不必刻意说成是“多党民主”。再如,谢韬先生所推崇的“民主社会主义”中的民主,及“香港民主派”称呼中的民主,由于不会产生歧义,也就不必再加上“多党”或“宪政”这样的限定词了。然而,自20世纪初叶以来,世界上假冒伪劣的民主层出不穷,如列宁、斯大林的“无产阶级民主”,毛泽东、黄炎培“窑洞对”中给出的以“让”字为核心的“民主”,文革中的“大民主”,以及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温家宝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还有不应该漏掉的金正日之家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号中嵌着的“民主”。而且,上述这些假冒伪劣先生还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那就是不仅不忌讳“民主”,还十分乐意标谤自己的“民主”才是如假包换的“真民主”。因此,在有些地方,有的时候,便确有不加不足以正视听之虞(指谈到真民主时,应加上“多党”或“宪政”这类体现本质的限定词)。比如说,当各类假民主亦被简称为“民主”时,有些好心的人们就往往容易犯迷糊,觉得这种“民主”差不离就是普世“民主”吧。温家宝先生经常喜欢语焉不详地只提“民主”两个字,于是,他也就容易被冠以“民主派”之称谓。不过我想,仿此办理的话,胡锦涛近来多次提“党内民主”(他可从未说过“党内社会主义民主”),今天又在深圳大讲“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他不就也有资格被那些善良的先生称为“民主派”了吗?同样,那些先生们自然也能找到一些理由,称列宁、斯大林为“民主派”,毛泽东为“民主派”,邓小平为“民主派”,以及高举“民主主义”大旗的金正日为“民主派”。然而这样一来,就可能造成关于“民主派”的视听混淆、真假难辩的局面。比如说,在他们授予温家宝“民主派”头衔之后,倘若我们也简称赵紫阳为“民主派”,不就有把二者混为一谈之嫌了吗?
    显然,有必要给世界上的真民主加上限定词,同时也有必要给各种假民主加上统一的限定词。也就是说,有必要给世界上的民主派分分类。
    那么,如何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金正日、胡锦涛和温家宝这类“民主派”,与许良英、谢韬、赵紫阳、鲍彤和李昌等“民主派”相区别呢?不用说,这里的要务是找到真正能标志类的特质的限定词;在“民主”二字前加上关键的限定词,鱼目和珠就泾渭分明了。
    以下,是我的分类尝试:
    我把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金正日、胡锦涛和温家宝这类“民主派”,统一命名为“一党民主派”。根据是,所有这些“民主派”都有一个本质上的共同点:坚持共产党拥有不容争议的垄断执政特权。我有把握地认为,我在这里把温家宝也列为“一党民主派”,可半点都没冤枉他。
    我把许良英、谢韬、赵紫阳、鲍彤和李昌等“民主派”称为“多党民主派”或“宪政民主派”。因为他们都和晚年陈独秀一样,持有如下一语中的之根本意见:民主政治,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在我看来,零八宪章签署人都应该是“多党民主派”,而不会是“一党民主派”。当然,坚决支持零八宪章的哈维尔和米奇尼克,则更是响当当的“多党民主派”。
    给出上述两个明确定义之后,若再有人想在“民主”问题上含糊其辞,打哈哈,搞忽悠,恐怕就不那么容易和惬意了。例如,当俞可平先生再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时”,人们就可发问:俞先生嘴里的民主,究竟是“多党民主”,还是“一党民主”呢?
    在民主问题上,姓一还是姓多,实在不可不问。不过问完之后,还应对“一党民主派”再作二级分类。简单化地把他们视为一个德性,一样邪恶,显然有失公平和正义。我注意到,不少人愿意、也较有根据地将温家宝和同类的胡锦涛、吴邦国、贾庆林、贺国强、刘云山们作了一定的区割。对此,我不持异议。我持异议的是,有人不恰当地抬高、吹捧温家宝的深圳讲话,且缺乏事实依据地把温家宝和赵紫阳相提并论,并把前者错划为“多党民主派”了。大概这可以叫做:以已昏昏,欲使人昏昏。
    温的深圳讲话中,有一句话被不少人反复热捧和一厢情愿地超限解读。这句话是: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其实,这几乎是邓小平的原话,了无新意。而且,20多年前邓说这句话,尚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意义。而在2010年的今天,温家宝全盘照搬这句话,则凸显了他的落伍、无奈和可悲。今天,邓记“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完全丧失其历史合理性和现实意义,邓记改革早已休矣!今天,不仅说邓记改革不是向上和进步,不是“正视危机现实,背负民族责任”,就连真的去干邓记改革,也不是什么向上和进步。
    温家宝的深圳讲话,还再一次动情地念唱了毛泽东“窑洞对”中给出的“让”字经: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我先前说过,这个“让”字特别不靠谱(参见:《温家宝钟爱的“让”字经是个好东西吗?》)。这不,温的话音刚落,国务院强力部门——公安部所辖的陕西警方就来个千里进京,愣在温家宝先生的眼皮底下,把作家谢朝平抓到骊山脚下的渭南去了。真是,夫复何言?
    在温的深圳讲话被泡沫化高估的同时,温也被人胡夸为试图力挽狂澜的潮老,是能继承赵紫阳政治遗产的不二人选。对此,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连公然违宪和违反《立法法》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都废不了的人,能吹响邓记改革的新一轮进军号?!一个现在不愿、也不敢宣告“多党制、两院制和三权分立”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是人类普世价值之体现的人,会是和赵紫阳一样的“民主派”?!
    那么,我的异议是否意味完全排除温家宝退休后,从“一党民主派”变为“多党民主派”的可能呢?不,我不想完全排除。事实上,我自己就是在六四屠杀后,才义无反顾地从“一党民主派”变为“多党民主派”的。历史事实是,中国“多党民主派”阵营的逐步壮大,过去主要得之于不断有人从“一党民主派”变为“多党民主派”。当然,现在和将来,由于真正的“一党民主派”会越来越少,则中国“多党民主派”阵营的进一步壮大,将主要得之于两种趋势。一种是不断有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直接成为“多党民主派”。另一种是不断有人从口头“一党民主派”中的潜在“多党民主派”,华丽转身为显在“多党民主派”。
    行文至此,我想强调一点,对“一党民主派”来说,谈论“民主” 根本不成问题,也从来不是问题;有些时候,他们甚至比“多党民主派”还义正词严、理直气壮。若用一句话把事情点透,则铁杆“一党民主派”心里最反感的,必是“多党制(还有两院制、三权分立)”;最忌讳的,也是“多党”制;最拒斥的,还是“多党制”。
    然而,反对和拒绝多党民主的,是不是光是上述“一党民主派”呢?答案应当是否定的。这些年来,人们常常看到,有些“民主人士”的确坚不认同共产党垄断执政的特权,他们为此曾坐过多年大牢,至今虽两鬓染霜,却仍壮心不已,时不时发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也要结束暴政的豪语。但是,有一点他们和“一党民主派”很相似,即同样不接受、不遵守甚至戏弄、拒绝多党民主政治的基本游戏规则。有的鸭子不愿承认自己是鸭子。但别人能看出来,他们真正要的,其实并不是多党民主,而是由自己来取代共产党拥有垄断执政的特权。这些人上台之前是口头上的“多党民主派”,上台之后将是行动上的“一党民主派”。他们玩的,也是假民主。他们干的,还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改朝换代。
    由此说来,在咸与民主的当今世界,是否真正承认和接受“多党制”,才是检验真假民主的试金石。
   
    2010年9月6日 于
    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9月6日播出)
   

此文于2010年09月07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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