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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文斌狱中生活访谈录

   井蛙:穆文斌狱中生活访谈录
   
   时间:2010年8月17日
   
   地点:阿拉米达图书馆(Alameda Library)

   
   
   以下穆文斌简称穆,井蛙简称井。
   井:很高兴在此见到我们年轻一代的政治领袖,希望您的政治理想能给中国带来新的变革。
   穆:领袖不敢当。但我一直在埋头做事。我为中国民主运动已经努力了21年,虽然我现在只有38岁。
   
   井:能否谈谈是什么促使您涉政的?
   穆:1989年的6.4 运动使我一个17岁高中生真正懂得了中国政府杀害和平示威学生这个真相。因此,1990年10月,我在湖南岳阳市第三中学读书期间向台湾政府投寄信件而遭受公安机构的“批评教育”。同年12月,我转学到湖北监利县柘木中学,成立“自由中国会”为推翻中共政府而遭受收容审查。
   
   
   井:您的生活背景?
   穆:我本来是一个成绩出众而被视为重点培养的中共接班人才。我担任过学校年级学生会副主席和学校团委宣传部长。但是,由于6.4事件使我质疑这个政府,反对这个政府,我无法忍受共产党对历史的黑白颠倒。因此,我愤然放弃学业,只身前往信息开放的深圳市开始我一生的民主事业。我一心想改变这个政体,冒险联合深圳大学学生会主席黄某某,与通过香港《前哨》杂志与《北京之春》经理、中国民联负责人薛伟先生取得联系并保持书信往来,告诉他我对民主运动的想法。我们于1994年11月,在深圳组织了“中国民族民主党”,我们的政治纲领是:“推翻中共专制政权、实现自由民主人权”。
   
   井:什么是“民族民主党“?民族指的是台海港澳统一吗?
   穆:是。1995年6月29日,我由于组织“民族民主党”以及与海外敌特分子密切往来而被判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刑期自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九日起至二000年六月二十八日止)。
   
   井:能否谈谈您的狱中生活?
   穆:从1995起,前两年半时间我被关在深圳市看守所(位于上梅林),也就是我和狱中难友郭保胜关押的地方。那是一间只有20平米却挤着35甚至高达40人的牢房。仓头及其打手、死刑犯可以睡在床板上,仓头权力通过收买狱警取得的。其他人就一个挨一个地挤在地板上,或挤在厕所旁。由于实在太拥挤,他们就安排5个人晚间值岗。白天就更苦了,我们被迫做胶花。由于胶花太脏,我的手脚都几乎烂掉。很多时候由于不能完成任务,犯人就得被迫熬通宵。吃的像猪食。菜没油,两三天才能见到一点肥猪肉。一天可以放一次风,也就是可以看到天空,不能出去。
   
   井:您当时的心境?
   穆:自从89年六四民运后从事民运工作,我早就有心理准备。虽然确实很恐怖,非人的生活。但是,我只有22岁,心里想着一定能出去。我不知道会判几年,估计3-7年之间。期间,很多犯人要死要活的,我却因此读完了长达千余页纸的《中国常用法律大全》。由于我的写作才华,我为狱中犯人们写信,写情书甚至法律文件。因此,获得了一点生存的乐趣。而且我与“仓头”也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不过,这两年半,我真感到苦。
   
   井:谈谈您与郭保胜在狱中如何取得联系?
   穆:看守所里很少政治犯,我被关在2排,郭被关在3排,另一个政治犯李文明被关在4排。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机会单独见上面。由于“仓头”可以在外面走动,他为我递纸条给郭,我写了我的背景,而他也告诉我他的情况。因此,我们在纸条的游走之间彼此认识。唯一一次,1997年我的判决书下来,我强烈抗议,把判决书撕掉。回到看守所之后,我冒险跑到郭保胜的监仓,告诉他我被判了5年。他当时很瘦,看上去身体不好。而就在当天下午,他被判了3年半。看守所不准寄钱,我妹妹回去家乡,女友与我分手。我这个政治犯就这样在看守所度过极端艰苦的两年半。我乐于提供帮助给我的牢友们,因此也获得些许“残余饭菜”作为他们对我的感激之情。
   
   井:那后2年半呢?
   穆:1997年7月1日后,我被调到臭名昭著的广东省最大监狱:韶关监狱。那是关押重刑犯,比如被判15年以上,无期徒刑、死刑缓期犯去的地方。我记得,我被一辆巴士押送,在去监狱的途中,他们不允许我去洗手间。尽管我的判刑最轻(5年)我还是被关在那里。那是一栋两层高建筑,有十间牢房,每间关押20人。分上下铺。犯人的白天,到工厂为监狱干体力活。早晨六点就点名,收工时间分为:晚上8点,10点,以及午夜12点。犯人如果不能按时完成工作任务,就挨打,他们使用电刑惩罚我们。一个老犯人被电得死去活来。最轻的惩罚就是继续通宵达旦地干活。我最记得那个早晨,点名时少了两个死缓和无期犯人。他们在床上吊死自己,或者割脉自杀。家里没钱,也做不了工,只好以这种方式提早结束生命。
   
   井:你的状况呢?具体干些什么活?
   穆:我干得很好,年轻。体力眼力都很好。具体是织毛衣,是出口海外的。这种工作不容易,毛衣上要挑花,针非常细,眼力不好是无法做的。难度最大的花纹,有很复杂的图纸,我记忆力好,能把图纸全部背诵下来,这样节约了时间,我一天能完成3到5件。一些老犯人由于眼睛不好挨打的不少。两年半里,最大威胁不是失去自由,而是疾病的传染。你知道,毛衣工厂的灰尘大,在我们200个犯人中,有四分之一染上肺结核。其中一个老犯,被判了十几年,最后一年死于肺结核。
   
   井:能看医生吗?在这种恶劣环境下,你的心态如何?
   穆:病到起不来才让看医生。我感到恐惧。害怕有一天轮到自己。可是,我还是想活着出去,改变这个制度。我想,在中国的监狱里,多一个犯人就等于多一个奴隶。我们在那里,等同于奴隶。我们被迫每月完成¥600的工作任务,为什么?那等于我们在监狱的伙食、灯油火蜡等等的费用。一个24岁小伙子,活不下去了,就老想着能保外就医,他闹自杀,绝世,冬天不穿衣服。结果,活活饿死。我没怎么挨打,只是干重活手烂掉了。我假装事事服从,卧薪尝胆的故事我是知道的,就是为了要活着走出监狱。他们要我写悔过书,要我认罪。我既没悔过也不认罪,结果整整关了5年,一天也没少。出去后,还剥夺权利5年。
   
   井:出去的生活怎么过?
   穆:我的户口在岳阳。但每天都被监视居住。我不允许离开居住地。但是,我还是去了深圳。不幸的是,我在深圳只呆3天时间。当地公安局宣称:“深圳不欢迎你。”
   我几经周折去了北京。先后在多家报社任职,但都被当局迫害,使我无法正常生活。我在《信息早报》、《生活周末》、《北京娱乐信息报》先后当过记者、编辑以及编辑部主任,曾在北京今典集团、国美鹏润集团、万达集团先后工作过。当局就不断地骚扰我,威胁我,直到我失去工作为止。但我知道我不是简单的从商。我人生的理想,我的目标不能放弃。我的政治理念,我多年来为民主事业所积累的资源和经验都还在。我在北京期间,每逢过年过节都必须离开当地,因为我是“挂了号”的人。但我仍然坚持我的事业。
   
   井:您是怎么到美国来的?
   穆:由于宗教原因,我的难友以及家庭教会的教友郭保胜,以及吴倩的邀请,我才得以来美国。来美国后,我在神学院学习了一年。
   
   井: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这种假设适合每一个在野党的领袖,假如有朝您被推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您将有什么样的治国策略?
   穆:第一:修宪,确定一部符合普世人权标准的宪法,并严格执行。第二:走西方的民主道路,多党制,化解社会矛盾。共产党允许存在,成为在野党,可改组成社会党或社民党,美国的共和党相似。第三:建立一个均富民生和经济发达的社会,幼有其教,各从其业,居有其屋,老有所养等。
   井:您的政治纲领?
   穆:宣扬三民主义作为重新建国的指导思想,回到中华民国的法统上来,完成国父孙中山先生未完成的事业。中国同盟会纲领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我修改了几个字,作为我们的纲领:驅除专制,恢復共和,重建民國,均富民生。
   
   当前最重要的事是结束或改变中国的专制集权政治制度,走苏联、东欧、韩国、印尼和台湾的道路,我们要通过和平方式七大战略实行我们的理想:维权运动,学生运动,农工运动,宗教自由,新闻自由,反对:官吏腐败,争取:国际支持、军队支持。
   但是,以下这些潜在的事件也许有朝成为着火线使得中国政体变革因此一触即发:朝鲜问题,台湾问题,香港问题,新疆问题,西藏问题,农工问题,党内问题。一旦这些问题矛盾激发,中共可能会走向解体,当然我们也会促使这一天早点到来,我们才能重建民国,实现民主政体,搞好经济建设,把国家治理好。
   
   井:谢谢您对中国民主事业的努力与坚持。
   穆:我是个务实之人。借鉴西方的经验成果,我们已经有了成熟的政治理论,但最主要的还是落实做事。通过一些小事,让各个党、派系的人共同参加。从小事做起,我们当然希望以和平方式达成我们的理想。
   
   
   
   

此文于2010年09月04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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