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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维平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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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吹捧李岚清为了啥?
·罗豪才帮助薄熙来擦皮鞋
·薄熙来拢络“网络水军”
·汪洋大胆地往前走
·北大投靠薄熙来?
·校车,警车与跑车
·薄熙来打黑,株连九族
·薄熙来是不是大汉奸?
·黄奇帆的谎言与薄熙来的厚脸皮
·中加政客的“二人转”
·日本官员为什么看重薄熙来?
·今日《红岩》谁来写?
·薄熙来枉法追诉的又一例证
·李庄申诉,意义重大
·徐鸣调动说明了什么?
·薄熙来搞“追逃”,意欲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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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面派的孔雀开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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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入常,中国要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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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薄熙来又在说谎
·十年后薄熙来又在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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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俊案看薄熙来如何包装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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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习联手,校正中国前进方向
·从亿万富豪到餐馆帮厨
·薄家稳住阵脚的谎言
·从李俊案看薄熙来如何包装黑社会{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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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是中国棋局的一枚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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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记者与中共高官——香港《文汇报》内幕之三

来源:《开放》杂志
   《文汇报》记者与中共高官——香港《文汇报》内幕之三

   左,文汇报副社长刘永碧,中,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右,姜维平,1998年摄
    
   沙发事件

   我自报家门,应聘进入香港《文汇报》之时,正赶上一个绝好的难得机会,刘永碧的先生刘芳安,调入新华社香港分社当宣传部副部长,她调入《文汇报》任副总编,负责对外联络,主要是内地办站业务,她急需我这样没有任何人事背景的雇员,为她分管的工作锦上添花,而且,她原和先生均在新华社比利时分社当驻外记者,我也在新华社辽宁分社短期工作过,故她相信我的能力,但实际上,《文汇报》内地办站的主要任务是,利用该媒体和《大公报》等可以在内地出版发行的特权,不遗余力地拉广告,筹集对外宣传的活动经费。最初,我并不知道他们这个目的。我的理解是,《文汇报》很有经济实力,只不过对我还不太了解,不太放心,才让我个人先垫付费用,把办事处建立起来的,我大概预先支付了5万元左右。主要是使用大连税务局属下的唐山街宾馆一个房间的租金,和电话费,交通费,以及办理营业手续,购买办公用品费,等等,后来大约在1994年底,《文汇报》委派发行部的刘史鸣,编辑部的何亮亮先后把钱归还了我。{那时,何亮亮还没去凤凰卫视任评论员,他在《文汇报》任主笔,我听说他是著名散文家何为的儿子,很是敬佩}
   1994年11月,刘永碧和陈桂雄一同来到大连考察,见到了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并赶到我的家里,探望了我的太太和孩子,才彻底地放心了。回去不久,就由总社投资了60多万元,购买了奥迪房车,复印机,打字机,传真机,手机等设备,这些东西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奢华,我聘请了专职司机,又学会了驾驶,单单奥迪100型轿车,就支付了30多万元,这是当时大连所有外地驻连记者站里最好的座驾,并且还挂着黑色牌照,即外商驻连企业的标志,我充满了自信,打算在新闻报道方面做出一番事业来,于是,我通常连周末也不休息,拼命地工作,我记得最初半年,几乎每天《文汇报》的“中国新闻”版都有我撰写或编发的稿件,那时,外商对大连很感兴趣,大连内地企业纷纷对外招商,故各种新闻发布会或洽谈会很多,我忙得不亦乐乎,但《文汇报》并不满意,后来,我听广告部的经理杨某敏说,刘永碧从大连回到报社后,立即主持召开了社委会,决定先大举投资,但一年内要给我施加压力,尽快通过拉广告,收回投资,这使我颇为不快,因为我不喜欢这样做,但那时国内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把宣传报道和广告联系在一起,记者和业务员融为一体,这样做虽不令人奇怪,但并非我的情愿。就我个人来讲,我的特长是做记者,而不是做生意,如果为了赚钱,我就在深圳下海了,没有必要再到《文汇报》求职。
   然而,报馆不这样想,在1995年初,《文汇报》的主要领导给刘永碧施加了压力,对刚成立的仅有两人的东北办,下达了营业额100万元的广告指标,我深感难过,一方面要采写新闻报道,一方面还要承担广告任务,事无巨细,都要认真面对,我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患上了萎缩性胃炎,但刘永碧对我并不满意,这种恨铁不成钢的情绪通过“沙发事件”集中表现出来。
   有一天,她亲自打电话指示我,为了节省费用,要把北京办事处搬家淘汰的几件沙发给我们,并让我联系车辆去拉。从大连到北京路途特别遥远,单是租车费就比新沙发还贵,所以,我向她讲明了理由。我建议在大连买一套新的皮沙发,它不过800元,但如去北京却要支付车费1500元,还需浪费时间,何况拉回的还是旧家具,但刘永碧情绪很激动地批评我浪费,说我不听话,我这才感觉她是一个非常固执的女强人,她决定要办的事,我们下级必须执行,我只好同意,并花费精力找人去北京,这时,正好有一个中学教师叫陈某,他与我熟悉,其儿子有一辆货车,他要价较低,愿意跑一趟,我只是担心路上安全的事情,正在商讨,总社外联部主任陈某雄又来电话说,刘永碧下令必须立即出发,我立刻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还不错,陈某和儿子跑了两天两夜,总算没出车祸,把沙发拉回来了,我支付了他们的交通费,但由于我的办公室在大连天河公寓的18楼,沙发到了楼下,还需要找人扛,我又花了100元,这钱只能由我自己掏腰包。因为没有发票。
   我面对款式陈旧的一套棕色组合沙发,想了很久,叹息再三,我们如此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刘永碧为何要这样做呢?直到2000年12月4日之后,我进了监狱,在没有书和报纸,单独关押的日子里,我无聊地苦思冥想,才悟出道理:可能我被聘进《文汇报》的事,引起了有关方面的争议,这些单位包括大连市委,辽宁省委和中央外宣部门,以及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等等,特别是办事处购买了奥迪房车,某些人眼红,对我能否为报社赚钱,筹集外宣资金的问题,产生了怀疑。刘副社长迫于压力,回应议论,故意用“沙发事件”教训我,她也是给大家一个姿态看吧!
   提前巴结薄熙来
   现在,香港人经常说,《文汇报》消息灵通,因为它是共产党的海外宣传阵地,我并不这样认为,他有时是灵通的,有时适得其反,中共既然对他严密操控,就一定要愚弄它,中共高层的内斗和政策变化决定了它的阴阳脸,它的嘴大,但刮风还是下雨,全在于上面发话,而老总们升降起伏的命运,就掌握在中南海的领导人手里,所以,出现了“提前巴结薄熙来”的闹剧。
   大约在90年代后期,有一短相当长的时间,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风传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领导要换人,这个即将上任的社长是大连市长薄熙来。最初,报社领导问我此事的准确度,我没有第一手消息,不敢乱下结论,但我与大连金石高尔夫俱乐部的老板任某良来往密切,他曾对我讲,薄熙来最想当的官职是外交部长,他还告诉我,自己在美国洛山矶已买了房产,还入股了美国某报,而他原为薄熙来支持起家的大连民企老板之一,据称其与谷开来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两人有生意上的交易,故我相信薄熙来对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兴趣,不会比外交部长大!但中南海的风云变幻,谁能把握呢?我向领导坦率地谈了我的想法,并深知他们的焦虑:如能在薄熙来履新之前,以示效忠,就是一笔最佳的感情投资!自然等薄熙来当上社长之后,作为部下,他们将受益无穷。
   事有玄机,刚好大连代表团要去香港访问,我们刊登了许多报道,也搞到了大笔招商广告,报社领导非常满意,就叫我去香港述职,也获悉了滑稽可笑的一幕:薄熙来下榻在一家五星级大酒店里,他的太太谷开来随行,也成了他最信任的秘书,为他守住通往薄熙来房间的入口,以防它人暗害或打扰。
   那天上午10点之前,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为准,《文汇报》领导层的所有干部,来到了薄熙来的住地,其中有社长张云枫,总编辑刘再明,副社长张清云,刘永碧,王伯遥等,而刘永碧的先生是新华社宣传部副部长刘芳安,张清云的太太是新华社宣传部副长周珊珊,张社长是老地下党员,刘再明原任南方日报总编辑,总之,这些命运掌握在共产党手里的媒体人士,恭恭敬敬地等候在酒店的大堂里,虽然此前已电话约定了准确见面时间,但薄熙来的人品决定了他接人待物,迎送往来的行为方式,对高过自身地位的上级,卑躬屈膝,对低于自身地位的人,则趾高气扬,他把这些在《文汇报》内部以及香港新闻界闻名遐迩的文人视同草芥,故有意延误接见他们的时间,以示尊贵。
   据消息人士透露,薄熙来让他们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既使应秘书之召,他们走上了楼梯,走进了薄熙来下榻的豪华套房,依然受到了侧房守卫,薄的太太谷开来的百般讯问:你们事先约好了吗?那声调,语气,身体语言和表情动作,都令张社长等人十分尴尬,终身难忘!显然,这是一个典型的难缠的女人,她既不想放弃财富,又不愿舍弃名声,她把薄熙来的权势和高位像油一样榨干,多年来为自身捞取经济利益,她把伪善和贪婪紧密地连在一起,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而这些自命不凡的媒体人士,在她心目里的位置是多麽渺小与卑微,可想而知。所以,一位参加了会见的领导对我说,你看他太太那个样吧!。。。。。。实际上,这次拜访是一个缩影和象征,《文汇报》即使在海外,也和国内媒体一样,他的社委会领导对上级点头哈腰,亦步亦趋,战战兢兢,而掉过头来,他们对待部下呢,又是另一幅嘴脸,当然这些报社老总里,还是有一些品质不错的人,我不敢一概而论。
   我只是强调,张社长等人曲意奉承薄熙来而已。据称,薄熙来不冷不热地接见了他们,也知道了这些报人的用意,他故作高深,引经据典,海阔天空地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对《文汇报》的重要性一再强调,并对驻东北办的工作充分肯定,这使我在报社领导的心目中,得分不少,但是,反面消息正在我的脑海里酝酿,他们都不会料到,几篇揭露薄熙来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丑闻的稿件即将出炉!
   事后,一位参与者开玩笑地对我说,早知他当不上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去拜访他了!要知道,我们也很忙啊!是啊,为了生活,这些党报的老总也是对他虚情假意,正如薄熙来一样,这一点正是后集权时代,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典型特征。它预示着一个社会转型的开始和专制时代的结束。
   谁把闻世震书记骗了
   关某是沈阳一个颇有活动能力的年轻人,他时年二十几岁,以招揽报纸广告获得佣金为生,在我认识他之前,他自称曾在《沈阳日报》广告部当过业务员,他主动给报社领导写信自荐,并承诺给《文汇报》一笔广告大单,于是,刘永碧和陈桂雄一同来到了沈阳,我则从大连乘火车赶到省城,也很快读到了这个人写的信件,他说,他和闻世震的秘书窦某很有交情,已经在他的帮助下,以《文汇报》的名义,给省委书记发了公函,闻世震作了重要批复,即他欢迎《文汇报》共出十个版面,宣传和报道辽宁省的国企改革,关某吹嘘道:假如一个版给五万元广告费,就是五十万啊!。。。。。。就是这个诱惑人的画饼,把刘永碧砸晕了!
   我当时是新任的驻地办事处主任,对他这种诈骗行为十分警惕和愤怒,我首先是震惊,作为辽宁省委书记,怎麽会在一纸没有公章的信函上批示?而他的秘书窦某,为何积极配合关某的犯罪行为?我对刘永碧说,闻世震是一个粗心豪放的北方人,他的心灵很纯净,他不会怀疑这信是假的,也急于求得《文汇报》的支持,故出了大笑话!我们必须揭露他,以正视听,但刘社长的回答令我目瞪口呆,她说,虽是假的,但对报社有力,我们来见闻书记,反正也需要这个公函,他批示同意做《辽宁专版》,而外宣经费是下面人操办的,如你接着搞下去,拿这个批件压服他的下级,一下子就赚它五十万元不好吗?!陈桂雄也说,你太书生气了,你刚来《文汇报》,你只知道写新闻不行,还要拉广告啊!他是假的,但有效益。他帮你拉广告,难道不是好事吗?刘永碧见我依然想不通,就不耐烦了!她说,我们来采访闻书记之前,社委会已经讨论过,这信就是真的!你必须服从!。。。。。。于是,我们拜访了闻书记,刘永碧主动提出了系列专版的事,闻书记高兴地说,辽宁的国企改革急需香港《文汇报》宣传,因为我们的改革,困难主要有两点: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这两个方面如果让海外各界知道了,就会投资建厂,就能帮助我们解决大问题!。。。。。。我作了详细的采访记录,后来发表了人物专访,这一点刘永碧等报社领导并不太看重,她求之不得的是广告费,但又不便直说,那时,她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我正生她的气呢,就装聋卖傻。我心想,一个省委书记,怎麽会同意搞有偿新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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