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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世明言〗之三:鲁迅的悲哀


   
   
   
    世人或有问曰:鲁迅,何许人也?

    黑匣子主义认为,可以一言以蔽之:鲁迅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尽管后期有失误,但仍然不失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也。
    鲁迅的失误,正在于他不慎由“进化论”走到“阶级论”(即“退化论”)而成其为“左翼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并曾一度“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以至将新生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政府也当作黑恶腐朽势力加以诋毁和攻击,乃至终于被那以“新兴的无产者”之“天然代表”自命的共产魔教主义阶级论者毛魔所利用——彻底地利用了!毛魔竟然奉“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并且,鲁迅若是高寿,能活到毛时代,那以“新兴的无产者”之“天然代表”自命的共产魔教主义阶级论者毛魔则绝对不会让鲁迅也“有将来”的。不见毛魔在1957年就曾十分认真、十分明确地说:“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很显然的,鲁迅的“将来”肯定要比那当年也曾可算是“左翼知识分子”及“左联”重要成员且颇受鲁迅先生赏识与栽培的胡风先生的“将来”更惨。
    那么,这也正是鲁迅的悲哀之所在也。
    那么,这也正是鲁迅的悲哀所在也。
   
   个人标签:讨马讨毛讨共 铲除共产魔教 埋葬毛僵尸 颠覆毛匪帮 解放全中国 拯救全人类!

   
   
   【附件】

   
   

   
   魯迅是打不倒的巨人

   
   

   
   曹長青

   
   大概是由于毛澤東熱捧了魯迅,所以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一些中國文化人發起了一陣攻擊魯迅的風潮,罵魯迅甚至成了一種時髦。與此同時,祭出胡適,作為反魯迅的參照物。這其實是既不懂魯迅,也不懂胡適,只看到表象,沒認識到本質的不得要領。
   
   魯迅是一顆珍珠,不能因為毛澤東把這顆珍珠搶過去,掛他自己脖子上炫耀、利用了一陣子,你就說那珍珠不是珍珠了。而且,被毛搶過去一把,也不是珍珠的錯呵。另外不可忽視的一點是:毛絕不是真正懂得並欣賞魯迅!
   
   包括魯迅之子周海嬰等人提供的史料表明,毛澤東曾說,魯迅如果活着“要麼被關在牢裡繼續寫,要麼識時務一句話也不說。”設想一下,你們誰會把一個自己熱烈推崇的作家關到監獄裡,或逼他住嘴?如果你有毛澤東那種絕對權力的話。誰也不會!毛澤東的話足以證明,他根本就是利用了魯迅而已。
   
   魯迅和胡適,是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界的“雙子塔”,他們各有特色,卻不等于是對立的、應一方取代另一方的。如果后人硬把他倆對立起來,用一方詆毀另一方,則既不明智,更不具任何建設性。
   
   魯迅和胡適外在表現的不同,首先是由于他們天生性格的不同,才華不同,導致寫作、為人處事風格等的不同;其次是他們后天的經歷不同,導致思想認知上的差別。事實上,無論魯迅認為胡適多有道理,他也不會成為胡適;反之,無論胡適多麼欣賞魯迅的傲骨、氣勢和風格,他也做不成魯迅。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以魯迅文章所展示的激情,他似乎更像、更應該成為一個深陷革命和組織的活動家,但他卻一路什麼“行動”都沒有,始終靠文字影響着無數人,一直到今天。而以胡適溫文爾雅的性格,他更像個應該終日呆在書房的學究,但他卻一路都是領導風潮的“弄潮兒”,甚至直接參政。
   
   以魯迅爽朗幽默且頗露鋒芒的性格,也好像應該是成天呼朋喚友、高談闊論,或像康有為那樣開學堂,有幾個梁啟超那種可以呼風喚雨、從政組閣、進行改造國家大業的弟子;但他卻不善應酬、也惰于書信,只有很少幾個知心好友,走的是一條孤獨的作家路。而看上去性情沉靜的胡適,卻更善交往、喜高朋滿座。他在美國留學期間,僅在1916這一年,就寄出1040封信(收到1210封);而在台灣做中研院長期間,更是賓客盈門,不亦樂乎(當然,那大概只是表象,他由于堅持西化而導致的孤寂是明摆着的)。
   
   這兩人最大的不同其實是:魯迅的影響力在于作品本身,而胡適的影響力更多在于曾經引導風潮。魯迅從來就是一個人,沒有組織,沒有團伙,更沒有政府(被毛捧是他死后多年的事),連個教育部小職員的位置都不保。他是一個真正靠自己的文字站立的巨人,一個過去百年來中國文壇最高大的個人主義者。
   
   而胡適在哥倫比亞大學博士還沒拿到,就被陳獨秀請回國當了北大教授,不僅后來有一個擁他的文化界,還有一個挺他的政府。在中國思想界發生最大變革的民國時代,胡適那個位置本身就給他帶來幾乎無人可取代的影響力。但仔細阅讀過魯迅和胡適作品的人,可以很容易看出,魯迅的寫作才華遠超過胡適;胡適主要是以其為人處世的君子風範,尤其是革命大潮來臨之際的清醒認知,成為后人難得的表率。
   
   簡單概括一句:這是各有千秋的一對兒:胡適更懂處世,魯迅更會作文;胡適更易在群體中得到認可,魯迅更是個體欣賞者心中的英雄。
   
   在中國那種文化傳統、人文環境中,能出一個魯迅,一個胡適,都是極為難能可貴的。在指出了上述的不同點之后,我更要強調的是,他倆的性格和外在表現的確有很大不同,但事實上,在中國當代文化歷史上,魯迅和胡適是骨子裡最相似的一對孿生兄弟。
   
   ●本質上,魯迅胡適的“相同”超過“不同”
   
   第一,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魯迅明說中國文化吃人;胡適力推“全盤西化”,直到死前最后一次演講。
   
   當然,回頭來看,魯迅有其偏激之處;而胡適的“全盤西化”則是對西方缺乏了解的口號,因為西方有左派、右派,有推崇群體主義觀念、追求個體主義價值等幾種針鋒相對的意識形態,往哪個方向“化”呢?
   
   但是,對魯迅和胡適當年如此激進的觀點,不應咬文嚼字地去理解為他倆都要徹底否定中國的一切,而應去體會他們對中國現狀的極度不滿,那種痛感中國需要徹底變革的迫切心態,那種需要推倒這堵窒息生命的中國城牆才能讓人透口新鮮空氣的激憤。
   
   這裡明摆着,那個最呼應魯迅要衝破黑暗的吶喊的,除了高喊“全盤西化”的胡適,還有誰呢?他倆誰都沒明白(當然,這裡胡適比魯迅清楚),骨子裡,他倆是最心心相印的一對雙子塔:一個欲打破黑暗,一個欲引進光明。
   
   第二,對個人主義的追求是胡適到死的呼喚,他最好的文章是“易卜生主義”。魯迅則以身實踐,做了中國的易卜生。
   
   第三,魯迅有話直說——尖刻、犀利,對自己認為錯誤的東西絕不留情。胡適表面上謙恭溫和,且有外交官式的修養,但骨子裡卻有和魯迅類似的激烈、激進(全盤西化的口號本身就是一例),有點像羅曼‧羅蘭和喬伊斯那類人。斯文儒雅的羅曼‧羅蘭的激情通過《約翰‧克里斯朵夫》展露無疑;《尤利西斯》作者喬伊斯沉靜不苟言笑,卻熱烈崇拜激憤的易卜生,以至親自跑到挪威登門拜訪。胡適如有機會,我看他也會跑去。
   
   我對胡適的敬佩之處,絕不是他的被许多人拿來貶損魯迅的所謂“寬容”,而恰恰是他的堅持——他對自己認為正確的東西的堅持。他的“全盤西化”國民黨的文化陣營就是反對的,蔣介石尤其反對;他不僅沒有跟蔣妥協,甚至當面直接頂撞。事實上,我就沒看見胡適寬容他認為錯的東西,他頂多就是沉默。在重大問題上,他不僅不寬容,而且是絕對不妥協,哪怕得罪老友。比如:
   
   在陳獨秀出任中共總書記后的1925年,北京發生了共產黨領導學生市民燒毀《晨報》事件,因該報發表了不贊成中國走蘇俄道路的文章。就此,對請他回國直接當了北大教授的老友陳獨秀,胡適憤怒譴責說,“幾十個暴動分子圍燒一個報館,這並不奇怪。但你是一個政黨的負責領袖,對此事不以為非,而以為‘該’……。”“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殘酷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怕沒有立足容身之處了。”胡適的口氣是要跟老友絕交。
   
   三十年代,在中國內憂外患之際,不少中國知識人,包括留洋回來的丁文江、錢端升、蔣廷黻、林語堂等胡適的朋友們都認為中國只有走德國和意大利那種獨裁之路才會迅速強大。胡適對此毫不讓步,撰文批判這種開明專制說,“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他反對強人政治,認為“將國家大小諸事,都仰仗于一人,這決非現代政治應有的現象。”在追求自由主義的價值理念上,胡適寧可得罪朋友們,而絕不容忍錯誤觀念。
   
   當面頂撞蔣介石,是在1958年胡適就職中央研究院長的典禮上。當時蔣親臨致辭,在給了胡適相當的美譽之后,強調中研院“應擔負起復興民族文化,發揚我國固有文化與道德之責任。”但隨后胡適講話時,卻直接反駁蔣介石說,中研院的工作是在學術上,而不是推廣什麼中國文化。蔣介石就此在日記中說,這是他一生中所受的兩次最大“侮辱”之一,為此他“終日抑郁,服藥后方可安眠。”胡適此舉,在中國文化人中還能找出第二個嗎?
   
   更令我對胡適刮目相看的,是他對宗教的“大不敬”。這裡且不探討他的對錯和深淺,只談這位謙謙君子的對宗教膽大包天的“出言不遜”。他寫過多篇深入研究佛教的文章,得出的結果卻是對和尚們近乎深惡痛絕的反感,甚至說到“99%的和尚都是騙人的”地步。曾因一時感動而加入基督教,但很快又退出的胡適,對基督教也做出這樣的斥責:基督教的最大壞處是乘人之危——也就是利用人有難處(生病,災禍,逆境)時,拉你入教。這個“乘人之危”說,可能是胡適的獨創,我在其它地方都沒有讀到過這種說法。(簡注一句:我個人認為胡適這句話只是有一個獨特的角度,但並不深刻,更遠不到位。)
   
   在上述這些重大原則問題上,胡適不僅沒有展示所謂的“寬容”,而恰恰表現了他在價值理念上的毫不讓步。他在思想原則上的堅持超過對朋友關系、個人利害的考量,而且不惜得罪人數眾多的群體(儒家信徒、佛教徒、基督徒)。
   
   所以說,當今一些人,把胡適要求“政府”寬容言論自由、寬容異己,理解為他是對個人的寬容、對政見的打折扣,並由于毛捧了魯迅,他去了台灣而把他弄到和魯迅對立的位置,是不得要領的膚淺,更是矮化了胡適。而用他來打魯迅則更是荒唐。魯迅1936年就去世了,我認為,如果魯迅活到49年,如果他了解毛澤東的延安整風,大概會比胡適更早地逃到台灣,也不會像胡適那樣把兒子留在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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