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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郭点评陈子明社会运动与政治演练

南郭点评陈子明社会运动与政治演练
   
   
   南郭点评:总体上这是一篇好文章,理论线条清晰,立论明确,不过也存在一些原则性瑕疵,诸如象中共政权视为新威权主义政权;将共产党等同于国民党;试图改良中共极权体制;民运队伍中混杂着人数盘大的线人恐怕是事实,因为东欧各国和苏联皆然,中共暴政不可能例外;我们仅是不必害怕这些见不得人的线人而已;“异见运动”似乎政治良心运动更确切,毫无疑问我们是光明正大的政治反对派;“维权运动”应当正大光明地称做“人权运动”,人权有国际法律支撑,维权不伦不类且没有任何法律理论伦理支持;中共政权绝非所谓新威权主义政权,而是后极权专制暴政;新加坡被称做威权政体,然而新加坡社会正义公正公道,司法独立,除了媒体不够自由,民主权不足外,其他各方面均世界一流;中共匪帮暴政如何可以新加坡相提并论?应当区分政客与政治家,中国盛产政客,而极缺真正的政治家;诚实,诚信,真诚的政治人物就是政治家,虚伪欺诈成性的政治人物即政客;未来中国唯有政治家才有可能成大事,政客或许能赢一时,最后必败无疑;作者认为: “力争与当局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从而共同推动和解进程。这些都是属于政治策略性的考量,是政治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南郭不敢苟同此论,因为作者弄错了对象,良性互动的当局必须是威权政权,而非极权暴政,前提是存在独立媒体与多元政治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产生官民良性互动;将中共个别良心未泯的人士当做中共当局显然是一种天真的错误;中共极权暴政在任何情况下皆不可能实质改良,中共暴政必须彻底终结而决非改良;中共极权暴政只要存在一天,就决不会容忍组党存在,因为只要允许政党多元,则意味着宣告中共政权的终结,而中共流氓当权犯罪利益集团决不会自动愿意放弃如此巨大的非法超级暴利,而这是由人类自私的天性决定的;作者说“政治运动的条件尚不成熟时,如果硬要拿鸡蛋去碰石头,就类似于共产党当年在上海搞的那些“飞行集会”” 南郭以为此段比喻不妥,郭泉博士的勇敢组党对中共极权暴政的冲击有重要价值,问题不在于条件不成熟,而在于呼应者过少;如果全国有十个二十个或更多郭泉式的人物公开组党情况将可能将大不相同;中国民主党群雄带了好头,目前需要的是更多勇敢的国人跟上,中共可以判一个十个百个郭泉和刘晓波,然而千个万个郭泉呢?!唯有冲破党禁,报禁,言禁,网禁,中国才可能实现和平革命转型,否则中国极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便陷入血海权争。陈先生说“组织要在社会共识和社会潮流的基础上形成,需要有信仰、纲领、领袖、人际关系网若干要素集合而成”南郭以为未必,横察苏东巨变,除了波兰有强大的团结工会以外,各国在革命前并无反对党,仅是在革命前夜才临时以“论坛”等形成统一的组织;陈子明还认为“只有当选战(竞争性选举)成为可能时,才有建立统一的反对派组织的必要性:南郭以为反对派组织的形成必须在革命前,而非在已有竞争性选举权后,因为一旦已有选战,意味着共产党已经跨台,因为只要公开竞争共产党必败无疑。
   

   2010年9月26日
   
   多年以来,在海内外的中国民主运动中出现了不同的流派,但是从世界上各种反对运动的历史来看,也是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这些流派的主要分界线是什么?有人说是左派与右派的分野,有人说是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分野。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取消派与行动派的分野。下面分述取消派的两个种类与行动派的三个分支,进而讨论“政治演练”——这是我在今年8月30日与朋友聚会时提出的一个概念。
   
   两种取消派
   
   两种取消派都反对中国国内的民主运动在现阶段实施积极的行动路线,但是反对的理由完全不同。
   
   第一种取消派是所谓政治“投降派”。他们过去曾经是民主运动的参与者(主要是八九民运的参与者),但是现在脱离了民主运动,认同了中共的政治路线。他们大多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现阶段唯一可行的主义,是“中国崛起”的保证,因此,“民主应当缓行”。更有甚者,鼓吹以“集权”、“专政”为基调的“中国模式”,是中国复兴乃至世界重组的“法宝”。
   
   第二种取消派是极端的权力崇拜者。他们信奉“有权就有一切,没权就丧失一切”,认为在强大的中共极权专制下,没有民间行动或者说公民运动的任何空间。如果不是暗杀、爆破、冲击政府这一类的直接暴力行动,任何“不彻底”的行动都只有负面的价值,甚至是中共在幕后编导的“御用行动”。该派人士认为,宁肯当“口头革命派”或者“冷眼旁观派”,也不能当“不彻底”的行动派。
   
   这里首先要指出,夸大中共的统治能力,虚构中共情治系统无所不在,与第一种取消派的“投降”鼓噪,具有异曲同工的效果。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目睹了公安派出所从一辆警车都没有到拥有十几辆车的硬件扩张过程,也目睹了警察特工从“党的忠诚战士”到“养家糊口混饭吃”的软件溃败过程。当年中共特工的骄人业绩,既不是因为他们是“特殊材料”,也不是因为他们有“独门秘技”,归根结底,还是与那个时代的人心向背有关。虽然“维稳”经费增长了许多倍,但是现在“警察专政”的效果,远远比不上邓小平时代的“严打运动”,更比不上毛泽东时代的“群众专政”。神话情治系统的无边“法力”,把大多数民运活动家视为“特务”、“线人”,实际上是对于中国民主事业缺乏信心的表现(南郭点评:民运队伍中混杂着人数盘大的线人恐怕是事实,因为东欧各国和苏联皆然,中共暴政不可能例外;我们仅是不必害怕这些见不得人的线人而已)。
   
   冷眼旁观、无所作为也可以成为“革命派”(其代表人物曾表示,并不鼓励国内人士现在就实施直接暴力行动,是自投罗网),这是怎样的一种逻辑线索呢?原来,这里面隐藏着源于中国传统“天命观”的“革命观”。统治者作恶到了极点,老百姓牺牲到了极点,天命就会转移,人民就会揭竿而起。因此,任何阻碍或延缓极点到来的行动,任何减轻统治者作恶程度和减少老百姓牺牲程度的行为,都是“不革命”和“反革命”行动。与之相反,任何不妨碍乃至加速极点到来的行动,都是有利于“革命”的行动。所以,取消派、旁观派都可以是广义的“革命派”,吃喝玩乐、贪污腐败、横征暴敛,客观上也可以成为“革命”的推手。“清官”、“改良主义者”、“社会民主党”,则是“最危险的敌人”。当年第三国际的笔杆子以及毛泽东的御用史学家,已经充分演绎过这一套最最“革命”的理论。
   
   在指出上述两种取消派可以起到类似效果的同时,也要指出两者的区别:一个已经成为统治者的工具,另一个则与现行体制不共戴天。后者只要不把行动派视为仇敌,行动派就可以把他们视为兄弟。
   
   异见运动、社会运动与政治运动
   
   我把异见运动、社会运动与政治运动(南郭点评:此分类有理论价值,反对运动确实如作者归纳可分为此三大类),作为中国民主运动的三个主要分支。
   
   异见运动主要是知识阶层中的一种反抗运动。异见知识分子,以言论和出版(包括地下出版、海外出版)的方式,抨击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历史罪恶与现行政策。异见运动在“苏联模式”国家(包括中国),曾经在很长时间中是一种主流的民主运动。
   
   与苏联、东欧国家不同,由于文革导致知识界的断层,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异见运动——民主墙运动诞生时,其主要参加者不是已经功成名就的知识分子,而是初出茅庐的“准知识分子”——具有一定理论素养的青年工人、返城知识青年、刚刚进入校门的大学生、研究生。80年代,经过“清污”、“反自由化”运动,一批中共党内理论工作者和知识精英被当局驱赶到“持不同政见者”的阵营。进入21世纪,许多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主动参加到异见运动中来。譬如《零八宪章》的签署者中,就有不少在职的教授、研究员等。
   
   异见运动的支撑是道德良知而不是政治实力(南郭点评:政治良心运动更确切,毫无疑问我们是光明正大的政治反对派)。许多异见知识分子拒绝进行政治形势的分析评估,拒绝参与具体的政制设计,更是拒绝当局把自己称为“敌对势力”、“政治反对派”。其中有些人明确表示,自己是永远的异见人士,专制派在台上是异见人士,民主派上台后仍然是异见人士。
   
   我们现在所说的“维权运动”,基本上都属于社会运动(南郭点评:应当正大光明地称做“人权运动”,人权有国际法律支撑,维权不伦不类且没有任何法律理论伦理支持)。社会运动是为特定的社会阶层、集团、群体争取权利或权益的运动。历史上有些社会运动是为中等阶层谋利益的,现在的社会运动多数是为弱势群体谋利益的,这两种社会运动都被认为是进步的社会运动。
   
   我在《1957年“主动右派”的三种类型》一文中把“主动右派”分为:“右翼知识分子”、修正主义者、维权者。1957年维权者的所作所为,就是为毛泽东历次“运动群众”中的受害者争取公道与正义,属于社会运动的范畴。1966年底至1967年初,临时工与合同工的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争取同工同酬,争取享有与正式工人平等待遇的运动;1978年底至1979年初,云南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争取返城的群体性抗争;都是典型的社会运动。90年代中后期,在全国几千万“下岗”职工中,爆发了难以计数的自发的抗争活动。进入21世纪后的一个突出现象是,成百上千的律师与法律志愿者参加了“维权运动”(南郭点评:应是人权运动),成为社会运动的一个自觉力量。我在1994年发表的《中国的民主:从说到做》中曾写道:“反特权、反腐败是绝大多数民众的普遍要求,但是由于公共财的性质和‘搭便车’的理性选择,一般人难以为此投入精力。然而,由于律师的职业特点,反特权、反腐败将会为他们提供‘选择性’的诱因,对他们个别地发生作用,使他们的个人动机与创造公共财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律师界与国内外新闻界的紧密配合下,一个民间监督网络将会逐渐形成,一代新型政治人物将会从中破茧而出。”
   
   投身异见运动,可以不问收获;从事社会运动,必须讲究效果。维权的目的不是要“求败”,为统治者记上一笔“账”;而是要“求胜”,以便鼓舞民众,壮大社会运动的力量,开拓公民社会的阵地。我在《中国的民主:从说到做》中指出:“民主理论的讨论,永远是知识分子圈子里的事情,民众通常不是从书本上学习民主而是从直接经验中学习民主。因此,知识分子在实践民主方面的榜样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民众不需要知识分子向他们灌输民主教条,而需要一种实实在在的组织聚合与感情联系。”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诞生,就是异见运动与社会运动汇合的结果。民众对于民主运动表面上的“冷漠”,不是他们不知道民主的好处,而是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力量,看不到实现民主的可能性。通过社会运动一个个小的胜利的积累,可以增强民众抗争的自信心,也可以锻炼出一批民主运动的“草根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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