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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蒋介石》:军阀混战

《还原蒋介石》:军阀混战
   
   南郭点评:军阀混战对国民肯定不是好事,军阀争权必然导致战乱不断,民不聊生,生命和财产安全毫无保障,不过中国旧时军阀也并非漆黑一团,其实军阀也是善恶相间;例如,段其瑞因北洋军在天安门广场抢杀学生事件,亲自到屠杀现场长跪不起,向亡灵忏悔且从此终身素食随后即惩办了罪犯,但仍因当时全国500多家报纸及 100馀个政党的猛烈抨击于一年后即跨台;然而,性质远比段氏事件严重恶劣百倍千倍的八九六四天安门屠城,中共流氓不但迄今拒绝认罪,反而事后立即逮捕枪杀了数千名“反革命暴乱分子,判重刑数万人,且21年后仍逍遥法外!四川军阀刘文辉规定凡是县政府大楼建得比学校好的,县长就地枪决!陈炯明极重视广东的教育,特聘陈独秀任教育部长,教育经费占广东国民收入20%!吴佩孚和冯玉祥的北洋军军纪严明,不扰民还爱民,甚至成都民众还为冯玉祥建寺庙,以感谢冯玉祥军护民的;还有不少军阀对现代化建设感兴趣,他们修路,兴学,办医院及公共福利等,而且军阀统治中国时期,政治政党多元,媒体自由,议会客观存在尽管贿赂议员现象普遍,司法独立,言论思想也相当自由;对比中共极权专制流氓暴政,吾国军阀统治期间除了战乱时期甚至堪称善政!但是由于军阀专业素质低劣,且因为军阀混战国家不统一,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欺凌,因此国家统一是必要的,也是国强民富的前 提。问题在于唯有在自由人权法治宪政共和民主保障下的国家统一才有利于国于民,极权暴政下的统一不但于国于民无益,而且必定造成深重灾难。正是在此意义上,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北伐符合时代与历史潮流,是利国利民的壮举。
   
   2010年9月19日第238个反中共极权专制暴政争自由人权民主绝食争权抗暴民权运动日

   
   
   六、军阀混战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但他无实权,真正撑握北京政府的是段其瑞总理兼战争部长,段自认系北洋军首领的合法继承者,他想按1914年袁世凯修定的宪法行事,总统大权独揽;而黎元洪个性软弱,这样段便能上下其手大权独揽。但6月9日孙中山首先发难,要求恢复1912年临时约法,一批知名人士公开响应,特别是海军将领公开声明若不恢复1912年临时约法,将不再听从北京政府的指令。段其瑞被迫接受恢复议会,6月29日以黎元洪的名义颁布法令重新设立议会;1916年8月1日黎元洪宣誓就任总统,10月30日冯国章就任副总统。
   
   1916年8月日袁世凯死后,北洋军群龙无首分裂成冯国章的直隶系(亲英美)和段其瑞的安福系(亲日),加上奉系张作霖东北军,三大军阀争夺地盘及抢中央政府,不时打大出手。唐诗尧镇云南,卢永庭都广西,阎锡山占山西,冯玉祥持陕西(西北军),张宗昌霸山东,陈炯明占广东。新直隶军孙传芳,旧直系的吴佩俘。实力最强的是张作霖。由于各军阀皆自视老大,故军阀之间不断为地盘也为控制中央政府而混战。为此目的,他们不时变换同盟,反对一方或他方。而每个军事集团后面皆有外国支持,张作霖依日本,吴佩孚赖英国,冯玉祥靠苏联,孙传芳则仰美国。
   
   1917年9月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在广州成立中华共和军政府。段其瑞则想建立由他统治的统一中国政府,故派兵镇压南方政府,内战一直打到次年底才结束;1920年夏在安福系段其瑞和直隶系吴佩孚之间爆发短期内战,由于奉系张作霖支持直隶系而击败安福系;1922年张与吴之间展开争夺政权的内战,结果张被赶回东北,吴控制了北京政府;1924年10月至11月,第二次直奉内战爆发,由于吴的部下冯玉祥调转枪口,将吴佩孚赶出北京,颠复了吴的军队支撑的北京政府;1926年初,张作霖与吴佩孚再度结盟,击溃冯玉祥,将冯的西北军赶回西安[1]。
   
   当直系冯国章,曹昆,吴佩俘;与皖系段其瑞及奉系张作霖争夺北京政府打得不可开交之际,四川军阀在1916至1936年二十年期间,50名将军逐鹿中原共进行了500次军事冲突。各地军阀陷入争夺地盘的混战不断,着名军阀中仅30%受过良好教育,如哲学家将军吴佩俘,山西阎锡山,基督教将军冯玉祥,及辩子军阀张勋;其馀均起家于土匪或出身于劳工或苦力,如土匪出身的军阀张作霖,狗肉将军张宗昌,也有一些军阀对现代化感兴趣。他们修路,兴学办医院及公共福利等。
   
   各地军阀每年从事毒品贩卖的岁入:云南5000万;甘肃和福建2000万;四川各地介于1000万至3000万之间;不产鸦片的省份则靠收过路费,如广西。有些军阀以发鸦片代替现金充军响。云南军阀富得流油,普通士兵皆戴手表金戒指,一日收入等于农民一个月的收入。
   
   有些军阀的军队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吴佩俘的精锐第三军每天6点30分准时出操;冯玉祥的军队通过体操健身,在冰天雪地里背负65磅进行45英里拉练;“当我们战斗时,我们首先用子弹,子弹打光了,用刺刀;刺刀打弯了,用枪托;枪托打坏了,用牙咬!”一个名叫布鲁斯的英国将军体验了一场1920年代中期的战争后相信:“经适当训练,中国北方的军人是东方不亚于任何人的最佳战士材料,他们有一种钢铁般的体质。”[2]
   
   但绝大多数军阀的士兵是未经训练的农民、失业市民和游民,90%以上是文盲。许多人出身于赤贫家庭,仅1/3服役超过两年。多数军阀武器装备质量极差,进口武器中国军人往往不会使用。1924年中国有战斗机170架,四年后仍仅有240架,飞行员往往飞得太高,以避开地面炮火攻击,以致在一次8天的战斗中,东北军飞机袭击命中率仅炸死敌军5名士兵,撞倒两颗树,幢坏一家旅店。军阀们皆聘外国军事顾问和雇用士兵,张国林雇用了400名日本兵,张宗昌有个白俄将军N领导的白俄帝国团队,以残酷无情和奸淫着名。[3]
   
   军阀混战期间,士兵土匪实质一家,脱下军装即成匪,被聘后即成军人,且黑社会猖獗。整个清朝,中国军队从未超过30万人;1916年中国仍仅有约50万军队,但1922年至1924年军阀混战期间,各地军阀军队人数剧增三倍。1925年张作霖的东北军仅军费便花了5100万元,但财政收入却仅有2300万元。结果他变着法子大刮民膏民脂。四川军阀仅对盐一项即附加了27种税,四川军阀到1933年年征税已征到1971年;另一地区军阀征税在1931-33年期间比通常上涨了11倍。[4]厦门市共有70种税,各地军阀滥税成灾。提前征税和征收旧税。1920年代中期,土地税高达673种。被赶走的军阀行前先将税征走,而继任军阀如法泡制,控制银行大印钞票。
   
   1918年北洋军进军湖南,湖南军军阀张敬尧的军队烧杀抢奸无恶不作。有一次张的军队在长沙城郊杀了173人,皆被断肢,挖眼,割阴,剜心。[5]1918年4月27日日被湘军打败的北洋军张宗昌部和安徽军阀李川岳部报复礼陵县平民,烧杀抢奸,60000人的城镇被杀者高达22000人,15000间房屋被毁。珠州约4-5000人被杀,3500间房屋被毁[6]。但北洋军中吴佩孚部和冯玉祥部军纪良好,吴和冯的军队时常受到当地居民的欢迎,成都人非常感谢冯玉祥并为他建寺庙表璋。
   
   军阀各色人等三教九流不一而足:
   
   狗肉将军张宗昌被形容为“象力猪脑虎脾气”,拥有妻妾近50人,他将老婆们编号,因为他记不住众多妻妾的名字。他的女人有中国人,朝鲜人,日本人,白俄人,两个法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张宗昌的军队以残忍着称于世,其士兵往往将敌人剖开脑袋瓜子。
   
   哲学家将军吴佩孚,举人出身,精通四书五经儒学功底深厚,书法技艺精湛,自比华盛顿,好酒如命,极爱国毕生拒绝进入外国租界区,甚至因染血毒仍拒绝西医治疗而最终送命。据称他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钻石。蒋中正挽吴佩孚联 :“三呼渡河,宗泽壮心原未已,一歌见志,文山正气自常存。”以赠孚威上将军。
   
   文盲东北王张作霖,毕业于‘绿林’大学,治下的东北三省汉族人仅占人口的3%,但得益于日本人的投资,其重工业却占中国的90%。在与孙中山联手北阀攻占北京后,率军攻进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将躲进使馆内的李大钊吊死,其私人厨师就有七十名!
   
   模范省长阎锡山,留学日本,自1911年宣布独立后至1949年一直独裁统治山西省,在他的独立王国内进行了大量改革,实际上是综合军国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民主,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个人主义,帝国主义,宇宙主义,家长主义的大杂绘;辖区内教育和民众福利均相当不错,但他将山西隔离于世,排除外来影响,其铁轨尺寸与中国其他省的铁轨不同,以防外省军阀入侵,保护山西的矿产资源,同时山西实质上是个警察国家。
   
   基督教将军冯玉祥,崇拜德国首相斯麦,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辖区内关闭妓院,清洁街道,他在军中推崇道德,简朴,禁烟禁毒;他赠给吴佩俘将军的礼物是一瓶清水,以示诫酒。进军中士兵高唱军歌颂曲,他自已的绒装与士兵同等。但他镇压穆斯林暴乱毫不手软,10万穆斯林因此人头落地。冯玉祥极善伪装,与汪精卫会谈时,他先乘坐私人专列,临最后才换乘一辆破卡车以示廉洁;与蒋介石会谈时一路上他皆在豪华餐车中,最后转到末尾运牲畜的车厢,身装普通士兵军服,一付农民相以致李宗仁和蒋介石均不知道他便是大名的基督教将军。邓小平1926年在冯玉祥军部任顾问。[7]
   
   客家将军陈炯明,英国军事专家将他列为中国最能干的将军之一。他执政广东时兴学建路办慈善事业,邀请孙中山到广东(南郭注:依另一说则是1917年11月日广东都督朱清兰同意拨给孙中山20个营的广东警察,重组成广东军,孙中山将其置于陈炯明指挥。因此似乎是孙中山信任陈炯明,委任陈炯明指挥他的军队),聘请陈独秀出任广东教育局长,将军费开支限于财政收入的30%以内,教育经费占20%,政府支付留学生学费与生活费用。苏联军事顾问称陈将军“拥有坚强的意志,自制力过人”和“杰出的组织者,获得民众的同情和支持”。[8]
   
   [1] Colin Mackerras, China In Transformation 1900-1949, Longman London and New York, 1998,p.31-32.
   
   [2] Jonathan Fenby, The 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China: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1850-2008.(Allenlane Penguin Books, 2008)p.110.
   
   [3] Jonathan Fenby, The 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China: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1850-2008.(Allenlane Penguin Books, 2008)p.111.
   
   [4] Jean Chesneaux, “Peasant Revett’s in China 1840-1949. Translated by C.A.Curwen W.W.North & Co. Inc. 1973. P.79.
   
   [5] Diana Lary, Scars of War: The Impact of Warface of Modern China. UBC Press Vancouver 2001.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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