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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蒋介石》:壮志未酬身先死


   
   
   
   南郭点评:孙中山是唯一受到国共两党一致称赞的历史人物。不过,国民党和蒋介石是真心实意赞颂并毫不含糊地实现了孙先生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政的遗愿和理 想。而中共则仅是为了法统的合法性而口头上虚情假意地赞美孙中山,实际上则随心所意阉割串改甚至公然伪造“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假新三民主义强栽给孙中山,强暴孙意如斯!1945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报告中特别提及一种负面影响——“内战时期的情绪”。他说: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不喜欢孙中山,这种情绪在相当广大的党员中存在着。毛还说:“那时我们被打倒在地上,不把孙中山丢开自己就站不起来,如同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一样。”(《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00页)。毛提出:“现在不同了。对党内一些人存在不尊重孙中山的情绪,应该克服。”毛说:“孙中山先生,要把他讲完全,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是讲历史辩证法的。孙中山的确做过些好事,说过些好话,我在报告里尽量把这些好东西抓出来了,这是我们应该抓住死 也不放的,还要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1927年3月,包罗庭和共产党开始泡制“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说是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1]中共当局迄今仍公然欺骗国人胡说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即“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而大陆体制内研究蒋介石的着名专家杨天石仍公开持此谬论;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去世,生前从未言及任何该三大政策,仅提及“容共”:‘联共’一词最早出现在1927年4月5日陈独秀汪精卫联合声明中。([1]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1981)p.199)近年来不少文人墨客,甚至不少民运人士,却也任意对孙中山鞭尸扬灰;有人以不屑一顾的口吻说:“我决不研究孙中山,蒋介石,我只研究 华盛顿和林肯”,这着实激发了南郭研究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强烈愿望,我不敢说南郭说的就是绝对真理,此篇日本专家的中国革命史研究经典应当是相当客观公允的。以我有限的知识,吾以为孙中山和蒋介石皆堪称吾中华民族一代真正的伟人和英雄。

   
   2010年9月18日第238个反中共极权专制暴政争自由人权民主绝食争权抗暴民权运动日
   
   广东商会郑连波因港英当局的支持,与孙中山政权作对,连年来广东一直受到广西和云南军阀压榨,郑从香港一家德国公司购进9000枝步枪,装在一挪威船运入广州,孙事先获悉,指令蒋介石缴械。郑即组织罢工抗议。孙认为商会会员仅1000人却购进9000枝步枪,显然旨在推翻政府,后来孙妥协,同意发还凡是会员私人出资购买的枪枝,但郑强行要求全部返还,被孙拒绝;1924年8月9日蒋率军校士官生扣下枪枝,郑于8月14日举行总罢工,广东陷入危机。8月23日郑要求立即返还全部枪枝,否则举行总罢工,英国总领事亦发表一实质形同最后通谍的声明。孙向英国工党首相Ramsay MacDonald及国联投诉,均未获回应。孙中山因志在北伐,与直隶和奉系军阀则系你死我活的敌对斗争,故尽量避免内乱;10月9日郑号召另一次总罢工,广东再度陷于瘫痪与混乱之中。孙甚至拟放弃广州将革命政府总部移至绍关以作孤注一掷的北伐。蒋介石反对放弃广州,认为必须巩固强化广东和黄浦后方基地,否则北伐无法成功,并愿意为保卫革命基地而奋战。孙为示和解诚意,同意发还5000枝枪给商会;10月10日庆祝双十节游行时,商会武装向游行学生开枪,蒋介石即率士官生反击,缴械商会武装,并大获全胜。郑逃至香港。这是黄浦军校生首次实质军事行动。
   
   当商会危机继续的同时,直系吴佩俘与奉系张作霖军阀第二次战争业已展开。1924年10月23日因冯玉祥部反叛其上司吴佩俘,导致直系被奉系击溃,贿选总统曹琨被废黜。段其瑞成为“临时执政府”的首席执政官。华北的实权则撑握在张作霖和当时亲苏联的基督教将军冯玉祥手中。此时的段其瑞由于已没有自已的军队,并无实权。国民党在北方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力量,主要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段其瑞,张作霖和冯玉祥邀请孙中山北上商讨召开国会,以便一劳永逸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孙中山违背包罗庭和共产党的意愿,接受了邀请。后者认为国民党的任务是巩固南方广东的地位,而非介入北方事务。北京的变化,仅是军阀派系之间即英美国与日本之间的竞争。
   
   但孙中山决意已定。完成国家统一在他心中是头等大事,即使谈判改变成功的机会不是太大,他不想错过任何机会。1924年11月13日孙在黄浦军校登上永丰号战舰,蒋介石与其他国民党要员及军校师生为孙送行。孙中山满怀深情彼为伤感地告别说:
   
   “我知道赴京是件危险的事,我不能肯定我是否还能够回来,但是我已经59岁了,即便因此而死,我也将死得心安。”蒋介石听到此言感到震惊,孙继续说:“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为所见所闻而感动,军校士官生们表现出的纪律和奉献精神,使我确信你们将执行我的三民主义原则,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要是我在两叁年前死去,那我也就白死了。如今不一样了,现在已有人能够继续完成我未能完成的使命,我可以死而无憾了”。[1]孙中山知道自已患肝癌已三年,他是医生出身当然知道自已来日无多,因而说出此番令人伤感的告别辞。
   
   当晚孙中山带着20馀位随行人员(包括汪精卫,邵源中,李烈钧)离广州赴上海,然后转船于11月24日先到日本Kobd停留六天,28日五家日本组织邀请孙到一个女子中学演讲。孙讲述了泛亚主义:“日本和中国是亚洲最重要的国家,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取得了令人妒忌的伟大成就,获得当代世界举足轻重的地位。亚洲文化的基础是王道,西方文化的基础是霸道。我们现在必须在王道文化基础上创设一个新泛亚文化。虽然为了自卫目的,我们也应当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日本对未来世界文化作出有价值的贡献处于特殊的地位”。[2]孙希望日本不应在亚洲行霸道,而应当用她的影响力使东方的王道发杨光大。这就是孙的泛亚洲主义的含义。在另一次演讲中,孙呼吁日本帮助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废除不平等条约。
   
   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从日本Kobe乘船抵天津,因已病重,而北方寒冷的天气加重了孙的病情,在天津调养数周后于12月31日抵北京,在火车站受到万众极热情的欢迎。他已无力演说,而是提出一份国家统一的书面概要,诊断出他患肝癌业已三年。3月12日这位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与世长辞。他为中国的国家统一,独立和民主奉献了毕生精力和心血。成为现代中国不屈精神和意志的象征。他与苏俄结盟是出于爱国主义的动机,直至生命最后一息他仍关心担忧中国的前途与命运。
   
   孙中山病故时第一次东征正在进军当中。3月30日蒋介石在黄浦军校举行的悼念孙中山集会上,率领全体军校师生宣誓:“我们军校全体士官生和国民党员宣誓绝尽全力,实现总理的意愿,并将继续奋斗,以实现总理国民革命的遗愿,直至生命最后一息”。[3]
   
   陈炯明趁孙中山远行之机,发起另一波攻击。1925年1月广东政府决定反击,云南,贵州,广东三省军队由广西将军杨西明指挥,军校两个团的学生兵由于云贵军均不要他们,并入广东军,蒋介石兼任广东军参谋长。学生团虽然没有实战经验,但他们干劲热情十足,知道为何而战,因而表现英勇顽强,一路捷报频传,连克一连串战略重镇。陈炯明军虽未被彻底击溃,但从此已不再构成对广东政府的威胁。
   
   云、贵军在东征中无所作为,其将官更关注消费广东人民的费用远胜于战斗,事实上,他们与陈炯明秘密联系,当广东军和学生军攻占新宁缴获敌军文件中发现,杨西明与陈炯明私下往来电报。广西将军刘正潢秘访云南军阀唐诗尧密谋联手袭击广东军;还发现杨西明曾秘访香港英国当局,谋求支持他夺取广州控制权,煽动广东商会向北京政府指定他任广东军事总督。
   
   4月28日蒋介石赴汕头会见广东军司令许崇智和党代表廖仲凯,他们决定立即进攻云、贵军阀。5月21日蒋介石令他的军队回师广东,6月第一周,蒋军进逼Sheklung郊区,因廖仲凯发动铁路工人拆除铁轨,云、贵军被困,数日内2万馀名云、贵军将士丧失斗志,纷纷缴械投降溃败,杨西明和刘正潢逃至英国驻汕尾领事馆避难。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决定组建国民政府取代军政府,因云、贵雇佣军尚在广东,及陈炯明入侵而推迟。孙中山死后,广东政府废除了元帅职,以防野心勃勃的军头独裁。
   
   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东正式宣誓就职,汪精卫当选国务委员会主席,许崇智任战争部长,胡汉民任外交部长,廖仲凯任财政部长。两天后成立军事委员会,汪精卫任军委主席,蒋介石是8名军委成员之一。先前的各军事单位全部废除,统一组成国民革命军。汪精卫此时身兼国民政府,军委和国民党三重首脑。他的后面却是包罗庭,他实际撑控着广东政权的政治。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凯遇刺身亡,包罗庭指定蒋介石,汪精卫,许崇智负责调查破案。胡汉民及其兄胡义生被疑为幕后指使人。包罗庭相信胡汉民本人涉嫌,虽然没有任何证据,包敦促按党纪处置胡汉民,胡被逼迫离广州赴莫斯科“考察”。事实上因胡汉民公开反共,以致无法被一个受共产党撑控的政权容忍。
   
   8月26日广东各军重组成五个军团:第一军团(黄浦或党军)蒋介石司令;第二军团(湖南军)谭元凯司令;第三军团(云南军)朱培德司令;第四军(广东军)李济深司令;第五军(广东军)李福林司令。
   
   重组军队后,广东政府决定发动第二次东征,以清除陈炯明残部。9月28日蒋介石被任命为东征军总司令。蒋指挥第一、四军团,周恩来被任命为第一军团第一师党代表。蒋于10月13日正式发起猛攻,一路势如破竹,势不可挡,一个月后,彻底击溃陈炯明军。蒋在巩固后方基地后,即开即计划统一中国的下一步进军。
   
   [1]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1981)p.151
   
   [2]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1981)p.151
   
   [3]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1981)p.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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