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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名家论西藏自治

   丹真宗智:西藏自治(Tibetan Swaraj)
   (首发稿)
   
   
   文章摘要: 我们若无法先达到前述的内部自治,将可能什么都得不到,无论是自由或自主。

   
   
   作者 : 丹真宗智,
   
   
   發表時間:9/25/2010
   
   
   原作:丹真宗智(Tenzin Tsundue)
   漢譯:林孟螢
   
   摩洛甘濟(McLeod Ganj)嘈雜的街道上,一位長者正準備透過麥克風,宣佈明早將有一場特別的誦經集會。他說此次誦經活動是為了「正在進行的西藏與中國談判」祈福。 只是,在我們鬥爭的過程中,社會大眾所扮演角色已弔詭地削弱成為撒糌粑、念經等儀式。
   
   經過了長時間的等待,第三次的談判代表終於等到了中國的邀請。我們仍在重建信心,這些談判會議彷彿在遙遠的地平線那端,終究還是見其到來。中國依舊再度拒絕承認我們代表團的正式身分,僅稱他們為「海外的西藏同胞」。
   
   然而,我們似乎也僅僅將所有的注意力關注在這問題上,同時卻打擊,甚至是剝奪了我們以其他方式展現我們為自由而鬥爭的意志。中國入侵的那個年月,西藏人民普遍不具任何政治意識。國家和平民百姓間除了徵稅之外,幾乎沒有任何關係存在。至於拉薩的貴族則沈浸在他們最喜愛的聚會活動,將大半時間花在麻將桌上。多數的藏人居住在村莊裡,大多對發生在拉薩的事件一無所知,也不知中國在這裡做了什麼。
   
   我曾寫過一些批判我們國會議員的文章,而似乎是為了證明我的看法無誤,許多國會議員在九月的會期裡表現得糟糕透頂,甚至荒謬至極。我之後再次造訪議會,除了發現議會有了新的室內裝璜,且將議會方位更改向東,象徵面對西藏之外,並沒有其他進展。
   
   整個達蘭薩拉(Dharmsāla)似乎也為此氣結,約有二個禮拜,普通頻道的印度肥皂劇收視率嚴重下跌,議會現場透過巴喀蘇有線電視台(Bhagsu Cable) 放送出極富戲劇效果的轉播,成為那段時間六千多名達蘭薩拉藏民的娛樂節目。不少議員在鏡頭前像大猩猩般對著自己的胸膛猛捶,無論是講演或手勢,均表現得極為生動強烈。有些議員對著鏡頭發誓自己不懼怕任何人,除了某一位,或是說某兩、三位人士。
   
   這樣的宣誓既無數據與事實支撐,亦無道理可言。一旦表決開始後,我們只能忍不住感到惋惜,看著議員們左顧右盼地察看他們的氏族領袖是否舉手投票。現場直播將議會如何落入派系糾葛,一刀不剪地讓觀眾看個明白。是這樣的議會為人民做決策,還做了不少決策。
   唯一感到安慰的,仍還有少部份議員們願意仔細聆聽其他人的意見,並以充足的研究與最新資訊為佐證來發表他們的言論。他們是唯一思路清晰的代議士。
   
   現在來讓這場議會錄影在難民營中流傳,引爆這炸彈,讓大家看看他們選出來的國會議員在議會中是何等表現,以及他們裝腔作勢的姿態。這影片成了國會議員和民眾之間毫無遮掩的橋梁,讓議會運作透明化,也激起一般大眾對政治事件的興趣。我見到了我們襁褓中的民主,裹著一件長秋巴藏服,踩著搖搖欲墜的嬰兒步,跌倒後再度爬了起來。
   
   甘地(Gandhi)的自治(Swaraj)理念也同樣是達賴喇嘛尊者以及我們的噶倫赤巴(總理)對西藏未來共同的期待。採行民主政治,擁有自給自足的經濟,獨立自主的教育、技能與資源,就是西藏自治的實現。
   
   但許多批評質疑,自治是否過於理想化?我認為這樣一個理想中的西藏是可以被建構的,是有可能發生的,為此,我們必須從基層引發藏人的興趣,我曾不斷提及公眾對社會營造的參與度,在這方面我們的努力仍然是不夠的。如此一個美好的西藏未來願景,不能依靠西方的協助或是印度支持來成就,我們必須靠自己來建立。
   
   「自治」是一個個體學習讓自己自由的過程。一個擁有如此獨立意識與高道德標準的社會,一定能達成自治。自治下的自由,將比一般政治領域所謂的獨立要能飛得更高更遠。
   
   觀光業也許是個可為國家帶來收入的產業,但在掠奪性的資本主義與蠶食鯨吞的消費行為下,將只會任由許多文化遭遇毀滅。要發展自我經濟,將我們的國家開放跟隨現代化改變時,我們必須謹慎看待全球化的衝擊。關於此,我們可以向我們的堂兄弟不丹請益,請教他們如何悄然地用自己的方式邁入二十一世紀。不丹限制性的開發政策讓我相當佩服,使一個外延的西藏文明繼續被維護著。 我們的噶廈政府無法向麻木濫用尿素的西藏農民解釋有機農耕的好處,而環境未遭受破壞的不丹,在這方面有相當成功的經驗。
   
   九月,高齡八十三的薇覺女士(Wager)再度造訪達蘭薩拉,這位和善的外國友人持續協助著藏人。她稱此次行是她最後一次來訪,即使如此她還是又留下一張特長的「待辦事項」清單。六、七十年代,我們尚需仰賴外援,而如今,沒有一個流亡藏人食不果腹,也不見任何人衣不蔽體。事實上,我們的社區還被譽為是世界上最成功的難民社區。日子也許變好了,大家的生活水準普遍獲得改善,但我們卻衰弱了下來,且喪失了繼續鬥爭的精神和事業心。
   
   仍有許多藏人在他們的贊助人來訪時,會刻意把自己家中的電視機藏起來,刻意換上廉價的睡衣見客。提筆寫下這些實在讓我痛心,但這卻是不爭的事實。我們因為這些捐助而養成了過於依賴的行為,外國人好心的幫助卻成為我們的致命傷。
   
   慣於接受接濟是我們必須打破的惡習,因為太容易獲得舒適的生活,人民不用靠自己的雙手流汗打拼,在心理上遂養成依賴性。薇覺女士在最後一次來訪時再度前往兩年前到訪的奧利沙(Orissa)西藏難民營,她在當地告訴我,只有一位藏人對薇覺女士說,他已不再需要接受她的支助,且非常感謝她。
   
   我認為藏人天生就勤奮工作且富事業心。我知道有藏人憑著極致的技能在地毯工業、餐飲業與觀光旅遊業開創自己的事業。另外,位在德里(Delhi)的聖吉喜馬拉雅陶瓷公司(Senge Himalayan Ceramics)專門生產西藏陶器。我希望有人能開始製造保溫瓶,將我們社區內這批邪惡的「中國製」保溫瓶給逐出市場外。
   
   現在,自治要求社區裡的每個成員肩負起責任。我們在宗教和文化有極高的自治程度,西藏境內亦然。游牧農業經濟讓我們得以自力更生,如今在政治範疇中,我們有所希求。
   
   一九五零年代以來,我們的氏族宗親制和貴族統治領地的傳統觀念,讓我們無法在政治面走上自治。經由達賴喇嘛尊者的領導並以民主作為我們的社會基礎結構,我們將在最艱難的挑戰之中,喚起眾人的政治意識,凝聚社區的向心力。
   
   我們若無法先達到前述的內部自治,將可能什麼都得不到,無論是自由或自主。在槓上中國之前,許多事還待人民去完成,有了內在自治的武裝,對付中國就不是難事。
   
   原刊:《西藏評論》(Tibetan Review),二零零四年十月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2010/09/2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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