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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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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总理为什么没有“床”?

   政改为什么这样难---温总理为什么没有“床”?

   一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此言不错,邓小平说过一句话,可以作为此言的旁证。邓小平说:好的制度会逼着坏人变好,坏的制度逼着好人变坏。”(大意)两句话意思虽不尽相同,但可以相通相参。

   因此,对于民众素质和品质的好坏,社会道德水准的高低,政府和制度要负主要的责任。如果人民普遍变坏,社会道德败坏,首先应该追究政府,问责制度。首要的问题是“教育”政府、改良制度。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人民就毫无责任。“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这句话反过来说也成立: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当年美国准备用原子弹炸日本时,有人提出异议,说战争与日本人民无关。当时的美国总统就说了这一句话。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同样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治;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制度。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可以互相促进、共同向好,也可以互相促退、共同变坏。

   二对于当今中国的政治黑暗制度落后,主要责任无疑要由领导阶级、强势集团去负,但广大民众、弱势群体也有一定的责任。有人说,当今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之低下,是有史以来十分稀有的。我颔首而补充说,当今民众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之低下也是有史以来十分罕见的。

   改良政治是一个多层次、综合性的复杂工程,仅仅着眼于“上面”(领导、政府、政权和制度的层面)是不够的,还需要与改良民众、改良社会结合起来,与思想启蒙和文化道德教育结合起来。一个思想落后、文化贫瘠、道德沦丧的社会,是建立不起一个好政府、建设不出一个好制度来的。

   当今中国政治改良和制度转型的艰难及危险程度,是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的。没有儒家文化的奠基、指导,没有具备基本道德的社会土壤,别说开不出中国的民主自由之花,勉强开出了,也会劣质化乃至异化掉的。

   以前总因为老百姓是淳朴无辜的,其实不然。当今社会的野蛮、溃败和丛林化,也有百姓们的一份功劳。强奸抢劫、造假制毒、屠杀孩童、残害父母、“小利灭亲”、周公拍虎、黑窑奴工、挟尸要价等等层出不穷的恶事,不都是老百姓干的吗?还有,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作奸犯科、告密出卖、帮闲帮忙、助恶为乐、坑蒙拐骗、同类相残、恩将仇报等等怪象,早已成了民间的常态。

   所谓弱者受辱,拔刀向更弱者。老百姓是可怜的受欺受骗受辱受害者,也常常是可恶的欺人骗人辱人害人者,害起弱者和更弱者来毫不手软。俗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然哉然哉。

   自古以来,不论君主怎样无道、官僚怎样无德、政治怎样黑暗,相对来说,中国的老百姓都普遍比较淳朴厚道,唯独今时今世例外,上面坏得普遍,下面同样普遍的坏。

   三正所谓官不官,民不民,官贪民恶,官恶民暴,官钓民的鱼,民则相互钓鱼,官是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民是中山狼不得志也猖狂…。尖锐对立的两个群体在特权崇拜、利益至上、利己主义方面完全一致,一致的自私自利自我中心,一致的贪婪无度怯懦无勇冷酷无情厚黑无耻,对利益的追逐一致地取代了对道德、正义、理想的追求。

   当然也有好官和好民,但那是极少数一小撮,九牛一毛耳,凤毛麟角耳。就整体、普遍而言,双方同样“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坏起来都没了底。

   为什么政治改良这样艰难?为什么体制内外少数仁人志士的多次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为什么改良的呼吁始终得不到官方和民间的丝毫响应,连温家宝总理的声音也显得那么孤独?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社会道德的普遍败坏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具有一定责任感正义感的“良官”与“良民”都太少了,没有“温床”嘛。

   中国的政治、制度需要改良,需要真正汲取民主自由的精华,但它利民利国却不利于特权利益集团。没有忧民忧国爱人救世的精神,没有一定的政治、社会责任感,没有相当的道德内力和智慧远见,既得利益者当然不愿意放弃手中的利益。即使是温家宝总理,相当认同普世价值,颇有政体改革的想法,但付之于实践的内在力量只怕也是有所不足的----不仅仅是外部条件不具备而已,其言与行的不尽一致,原因既有外在客观的,也有内在主观的。

   至于大多数弱势群体,知道民主自由的好,也无非是抱着搭便车心理。尤其是在民主低潮期,绝大多数弱势群体是不会积极响应、更不会主动为这一特殊的公益事业冒风险献力量的。2010-9-4东海儒者余樟法

(2010/09/0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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