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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临六四

    “1989”所标示的那个年份,我刚好30岁。30岁已是而立之年。但我们这一代人,遇到的是一个恶时代,所以我觉得,在30岁的这个年龄,我的心理发育并未成熟。
   那是1989年的春天,我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突然,在某一个电视频道里,播音员用深情的语调说:“总书记怎么怎么……、总书记怎么怎么……”;原来,胡耀邦去世了。两年前,因为学生运动,胡耀邦被解除总书记职务。记得那时单位里还组织传达中央文件,在那个文件上,同时还宣布开除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的党籍。
   媒体以这种方式悼念被赶下台的前任领导人,这在中国是颇不寻常的。
   事态开始逐渐演化成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学潮并波及全国。
   那时媒体的透明也是前所未有的,在共产党统治时期,新闻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自由过。连巴金这样一辈子战战兢兢的人都说出这样的话:“报纸不是党的喉舌,是人民的喉舌。”

   我收集每天的报纸,进行剪贴。
   我还收听美国之音。我有两盒录音磁带,上面录有美国之音关于中国学生运动的报道。中国诗人多多于6月3日坐飞机离开中国前往英国的消息,也是从美国之音听来的。但是,多多离开北京的6月3日那天,血案尚未发生;我们的诗人在英伦三岛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向记者叙述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镇压学生运动的事件。
    
   我记得上一次的学潮,也就是1987年的那次学潮,京不特还在上海,他是那次学潮的活跃分子。但因为他已经在1986年从上海师大毕业,不是学生了,所以他没有参加游行的资格,但大学生们似乎很喜欢他,邀请他加入他们的游行队伍。
   那时候,京不特每天晚上都会到我在川公路上的陋室来找我,于是我就有机会听他讲述白天的见闻。
   那段时期,他还主持上海师大学生会(当然是通过他在师大学生会的粉丝)办了两份文学刊物《蓝潮》、《朝旭》。《蓝潮》与“来潮”谐音,《朝旭》则与“早泄”谐音。那时候京不特精力过人,自称“海上浪子”,正在“与天斗,斗不过;与地斗,斗不过;与人斗,斗不过”却“其乐无穷”的阶段,所以他在那一阶段的生活真是精彩绝伦,因为每天都能听到他的讲述,我也等于间接了参与他所讲述的那些事件。
   然而两年后,他就去国。“六四”时期,他已人在泰国,我们只能以通信方式交流彼此的感受。他在寄给我的诗中有这样的句子“如果北京没有杀人”:
    
   今天我更清晰地理解了生命之上的神秘
   我相信晚霞确实拂照了沙砾上的足迹
   从前有一个老僧
   一个越过海踏过阳光的老僧
   如果北京没有杀人
   我就不会想一想关于北京的事
    
   园中果实硕大的日子
   我找到了生命契机的本原
   是我无法说出的
   一些小雨之后,凉意又来
   在这热暑的地方
   我摘一朵花以排遣孤独
   我看一看时间移动
   面对这些念佛的绿色鸟
   我不再象往昔那样想这个问题
   面对这些鸟我无法言语
   一些小雨之后
   袈裟尽湿
    
   之后我又找到消磨时光的方式
   雨水只来了一丁点,之后鸟语花香
   我想自己是一个老僧
   就在今天,就在这无法挡住阳光的墙下
   我这样想
   一个老僧
   一个用杯子浇花的老僧
    
   这首诗,使京不特无可争辩地进入了大诗人的行列。1987年,京不特在他的《撒娇派宣言》中这样写道:“看见技巧是因为玩得熟了”。而在这首诗中,我们已经看不到技巧的痕迹,那一年,他24岁,把自己放逐到了泰国,并在此后创造了自己的人生传奇。
    
   我那时候在单位里当会计,有许多空余时间。
   6月4日,北京发生惨案后,上海爆发了规模更大的游行示威,街道上每个路口都被设置了路障。我站在街边,看着游行队伍中含泪走过的学生,也禁不住潸然泪下。
   单位里也召集开会,领导讲话:“如果没有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我们能有今天的生活吗?”然后抱怨学潮使得正常生活秩序被打乱了。
   我们弄堂里有个人,是工农兵大学生,文革后入了党,并当上了律师。“六四”期间,上海发生了光新路道口事件,有人点火烧了火车。当时他正在道口附近,就打电话报警,为此他立了功。他得意地告诉我们,电视将会播放他立功受奖的镜头,让我们到时收看。我当时看着他,心想:“这人真是愚痴啊!”
   我所在的单位里,经理是个宁波老头。老头非常精明,善于做生意,当学生来到我们店门口募捐时,老头却非常慷慨,除了捐钱之外,还拿出布匹送给学生,让他们用来写标语。
   有一家理发店门前赫然挂着这样的字句:“本店不理小平头!”
   我们在江湾镇王一梁家有过一次聚会,我们希望成为这个历史运动的参与者,我们要去广场唱歌、朗诵。但是,最终我们取消了这个行动。我们是悲观主义者,在这个不合理的世界上,强权就是公理。何况处于弱势的少数人的权利,更不会得到尊重。
    
   那时候写下的诗中,有一种时代情绪留在里面:
    
   ……
   这遥远的血泊里漫无目的的追踪
   而穿越死城下的月色
   几乎悲壮地覆盖了我们的歌声
    
   这些死尸的丰碑,这些
   未来的历史
   正在照耀我们的身躯
    
   而你们编造谎言
   编造刽子手一样的高大
   (1989年6月8日《悲悼》)
    
   谎言正以雄辩的语调,通过电视、广播到处传扬,6月10日,我在另一首诗中有这样悲观的句子:“黎明在我们向它呼喊的时候变得黯淡……”(《黎明是一种判决》)
    
    
   我希望“六四”只是中国人民的一个噩梦。夏天很快过去了,冬天迅速到来:
    
   而这个夏季却在死亡中
   在真实的答案里变得短促
   (1989年6月13日《在真实的边缘停留》)
    
   我被一种强烈的民族情绪所激荡。古老的中国,似乎自古以来就是强人的竞技场,人民从没有真正进入过历史,他们被任由摆布,如果他们想表达自己的意见,临到他们头上的可能就是杀戮。
   1989年6月4日之前,5月30日的那一天,我写下一首诗,这首诗将注定使它成为一个时代集体无意识的见证:
    
    
   中国
    
    
   轻轻地我念出中国的名字
    
   树枝挂住我的脖颈
   扯着我下垂的目光
    
   (我摸着灯下的鸟)
    
   不顾黑夜的迷失
   和那些细微的扼杀
   我看一看屋舍下饲养的家禽
   抚摸中国
    
   但花朵的颜色已经淡漠
   在人流的拍击中
   我的叫喊如低低的呻吟
   在睡眠的气息中消失
    
   (在光滑的空气里
   摸一摸巷子的面容
   完整得令人陶醉)
    
   我的叫喊象一阵风
   慰藉了鼻尖上的汗珠
   中国
    
   但我能走过后来的岁月
   让重复的念头落在道路上
   我的中国走在明晃晃的阳光下
   鸟在灯下或者岩石下啁啾
   扬起我的勇气
   就象海浪翻卷起我的言词
   中国,在一个沙丘后面没有忘却
    
   因此我叫喊一声中国
   让人们一起默诵一起迸发这个名字
    
   1989/05/30
    
   好像念出“中国”这个名字就使人变得高昂起来了。
   如今20多年已过去了,我看不到希望,我们这一代人只会说大话、空话,借助语言寄托梦想。这也谈不上可悲。也许,未来自会有新的人类,来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前提”。
   这可能永远都是做梦。
   就是这样,我看不到希望!
   但是,我们确实需要做梦!
    
   2010-5-30
(2010/09/0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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