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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明到野蠻再到恐怖---讀徐友漁宏文札記(之三)

“我看了楊奎松的書之後才知道,其實在中國的歷史發展中間,在這種關鍵時刻,中國並不是只有一種唯一的選擇,並不是像我們已經發生過的一樣,只能是支持農民把地主的土地分過來就拉倒。更好的選擇,實際上在歷史上我們是完全考慮過的,甚至實行過的。”(《反思》)

   所謂“更好的選擇”,包括50年代蔣介石在台灣的“和平土改”:除規定地租的上限為收成的30%外,更由政府出錢把地主的地買過來分給農民。沒有批鬥,沒有流血。台灣的農業和工業由此步步登高,其後甚至一躍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其經濟發展令舉世矚目。

   如果認為維護私有制乃蔣氏的國民政府之本色,故可採用文明手段進行土改;而鼓吹公有制的中共卻以挑動階級鬥爭起家,因此不能不對地主實行鎮壓與剝奪。這樣的推論貌似有理,卻並非一定符合事實。

   “實際上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在陝甘寧邊區跟別的地方實際上也是采取過這些方法(指溫和的做法---張註)的。在‘五四指示’中,當初也是采取過類似的方針,這些詞挺難念的,比方叫做‘佃權交換’,就是租賃土地權利的交換,還有‘清償負債’這一類的說法。實際上類似的說法就是采取和平的方式,用金錢補償的方法,把地主的地買過來,然後分給農民,而且這種分針也實行了。雖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府經濟非常有限,但實際上他是有過這種考慮的。像那種很文明的、很靈活的改革做法,實際上並不是在我們的視野之外的,我們也采取了一陣。”(《反思》)

   也就是說,“和平土改”未必是蔣介石國民黨的專利,就像市場經濟,可以是資本主義的,也可以是社會主義的。姓“資”姓“社”都可能。畢竟泱泱中華的文明史已延續三千年以上,中國人作為一個環球首屈一指的龐大群體,出離野蠻時代久遠矣。“講文明”絕非始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當日胡耀邦大力倡導“五講四美”,乃屬撥亂反正之舉而已。或者說,那是對文革泯滅人性高揚獸性的一種“否定之否定”。

   而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海峽兩岸的炎黃子孫大體還因襲了傳統道德,不以粗暴霸道、掠奪強佔及侮辱人格為然。正如龍應台日前在北大演講時所說,“禮義廉恥”是當時寶島民眾恪遵毋違的社會準則;反之,中共治下雖已將此棄若敝屐,可是當局之洗腦尚無法一下扭轉百姓的慣性思維。不言而喻,這樣的文化氛圍對於1946年天下還未到手的中共之土地政策,更是自然而然地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因此之故:

   “中共中央關於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是非常靈活、理性的,對土地的征收是有償的,而對極少數的惡霸地主跟一般的中小地主是有區分的,況且有大量的地主,尤其中小地主,他們非常非常的開明,他們在抗日戰爭,甚至在國共戰爭中間都是支持共產黨的,大量的地主支持你,當初你跟別人許諾也很好,比方說中共在陝甘寧邊區實行的政治制度就是‘三三’制度。就是說一個政權的建立,共產黨軍隊占1/3,勞苦百姓占1/3,開明紳士,就是這些地主、有錢人、資本家也占1/3,因為別人是全力支持你的啊,別人把自己的財產什麼的都捐獻出來支持你,抗日戰爭也支持你,國共戰爭也支持你,我們把這些人叫做開明紳士。而且他們在邊區政府擔任的職位也很高,比方說什麼參議長、最高法院的院長,這些都有,這些你不能說變臉就變臉啊。所以在‘五四指示’裡面就區分的很清楚,開明紳士,有些地主是支持你,讓他的兒女鬧革命的,他們的兒女現在也當了共產黨的大幹部的,這些共產黨的幹部,他們的家屬,這些開明紳士支持過你,對我們長期戰鬥有利的人,這些人要怎麼照顧?如果農民分土地,你要給他留更多的土地,讓他在面子上過得去,在生活上也過得去,這些都是有一整套的考慮的,是挺周到的想法。‘五四指示’的主要內容就是這樣,幾乎有償的或者不要大破壞的來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同時也照顧到這些人的利益。”(《反思》)

   上面記述的“五四指示”是何等“溫良恭儉讓”啊!完全是魯迅描繪過的一幅辛亥革命後“咸與維新”的畫面。地主農民,各得其所;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一片和諧社會的喜人圖景。

   可惜,這絕對不合毛及其死黨之口味。從1927年秋上井岡山落草為寇開始,就佔山為王覬覦天下的毛,此前在當年3月以身兼國共兩黨中央大員的身份,在其《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就宣稱:“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激烈的行動。”所以,“五七指示”墨跡未乾,

   “事情馬上就起了變化,不但是毛澤東,還有劉少奇,他們覺得這場土地改革應該是一場政治鬥爭,在這場政治鬥爭裡面應該打倒地主。如果我們用一種很平和的方法,免工減讓的辦法,把地主的土地用有償的方式收買過來分給農民,或者因為他們以前對我們革命有功就給他留更多的土地,最後分完土地以後,他的土地是一般農民平均佔有土地量的2-3倍。這些方式都不行,這樣搞的話,就達不到打倒地主的目的。所以中共中央反覆用的詞彙就是‘要在政治上打倒地主階級’,這是一個反覆出現的詞彙。第二個就是要教育農民,要跟地主撕破臉,不能是好說好商量,把你的土地給我,因為我沒有土地,就是要撕破臉。所謂撕破臉就是要鬥爭。因此後來取得土地的方法,完全是另外一個方法,采取的是徹底的沒收,開鬥爭會,把這些地主全部定成惡霸地主,然後是逮捕他們、吊打他們,而且很多是採取馬上處決的方式,干脆就槍斃。用這些方法來搞土地改革。這中間不但是大地主,連中小地主,包括富農,甚至包括中農,都受到了吊打、鬥爭、逮捕。所以在1947年的土地改革中間,被消滅的地主、富農,甚至是中農,一共有25萬人。”(《反思》)

   1947年是什麼年代?是國軍節節勝利,中共正處於狼奔豕突的境地。尤其當年3月19日共軍撤出延安,更屬其低潮之最。但也正基於此,必須在土改中迫令農民跟地主“撕破臉”,使之相互成為不共戴天之敵。借用毛1949年建政前夕對“民主人士”說的話,就是要讓“翻身農民”“上了賊船”,再無退路,只有死心塌地為中共打江山賣命。

   明乎此,作者以下所言便順理成章、毫不奇怪了:

   “我念一段楊奎松這本書具體的描述,在晉區邊區,中央發表了關於怎麼劃分成分,因為土改就是要劃分成分,如果一個政黨號稱是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你要定一個人為地主,你必須要看他佔有多少土地,看他到底進行了剝削沒有,但是我們左的東西從來就是要擴大,很多完全不是這樣的都劃進去。我們採取的做法,包括後面的很多政治運動,甚至到文化革命的各種做法,都完全不按照馬克思經典定理,就是我確定一個階級成分的時候,我不是根據他對生產資料的佔有來劃,這是我們從小學就學的,而是要看他的態度和思想表現,用這樣的標准來劃分。如果你思想表現不好,如果你對這場運動有抵觸心理,就可以把你定為地主。這一點我自己經歷過文化革命,經驗也是很多的。給一般人定階級屬性、定成分的時候,實際上是根據態度和思想來定的,不光是根據他跟生產資料之間的關系來定的。所以在土改裡面,地主、富農的人口是這樣分的,一下子這種比例就占到了25%,然後有數以萬計的地主、富農被關起來,他們普遍遭到吊打或者其他肉刑,逼他們交出所謂的被隱瞞的財寶。抗日戰爭其間實行“三三制”時的那些開明紳士,很多都遭到了這種酷刑拷打,被打死以後開膛破腹,屍體被扔到黃河裡,這些人包括支持革命的人士,比如(晉區)邊區的高等法院的院長孫連成,被審判,後來被活活打死。還有一個更著名的開明人士,是邊區的一個議會的副議長,叫劉少白,也被鬥爭,這本書裡面還舉了一些別的例子,這些可能你們都不太熟,但當時都是當初非常著名的,參加到革命政權裡面,擔任高級職位的這種人。甚至有一個地主叫(劉冠英)的,他已經擔任了革命政權的行政公署的副主任了,他已經是革命政權的高官了,也說他是地主,也拿來游鬥。他兒子是共產黨的一個干部,共產黨軍隊裡面的人強迫他的兒子用鐵絲串到他父親的鼻子上,像拉牛這樣的,再進行鬥爭。事情都搞到了這種地步。我覺得這種左的東西是反覆出現的,這是第一個例子。”(《反思》)

   由此可見,《毛語錄》第一頁第一條後面一句:“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純屬欺人之談。劃分階級不以對生產資料的佔有關係為依據,這就完全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即使按照與馬克思主義大有區別的列寧主義原則,也沒有僅憑“態度和思想來定”階級成分的。

   對此,毛在《矛盾論》中早有說法,道是:“馬克思主義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在於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312頁)雖然這句話原意出自列寧,毛加以重申。但這等於講馬克思主義可以隨心所欲,列寧就並沒有篡改馬克思劃分階級的準則,而又“拉大旗作虎皮”訛稱之為馬克思主義。

   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如何詮釋馬克思學說,而在於把扭曲了的“革命理論”應用於土改的實踐,造成流血成河的人間慘劇。這是草菅人命,殺人立威!

   如上所述,1947年土改中死於非命的地主、富農以至中農共達25萬人,此數字意味著什麼呢?

   人們記得,1945年8月16日,即日本投降兩天後,毛宣稱共軍“解放了過一萬萬的人民”(《毛澤東選集》1143頁)。“過”者只是零頭,就按1億計算。至1947年底,在國軍佔優勢的情況下,“解放區”增加的人口有限。倘以1億為基數,則土改殺人比率為千分之二點五。由於人口遠較農村為稠密的城市不進行土改,故實際的殺人比率至少不低於千分之三。這和五十年代鎮反中毛規定的城市殺人比率千分之零點五至千分之一相比,最低限度要高出兩倍!如此大開殺戒,簡直令人髮指!

   倘再回顧上述枉死的“開明士紳”之個案,更使人義憤填膺,怒不可遏。死者生前遭嚴刑拷打,死後被開膛破腹,最後投屍黃河,如此慘無人道,真是人間何世?這些人曾於中共艱難之際為其效力,甚至擢升“三三制政權”高位,不料曾幾何時,事過境遷,當局恩將仇報,過河拆橋,卸磨殺驢,可謂滅絕天良,此等暴行與禽獸何異?

   在官修的“中國革命史”中,1927年“四.一二”政變被稱為“白色恐怖”。實際上死難的中共黨員和左傾青年總數只幾千人。由於國共兩黨爭天下,你死我活,雙方的成員為此喪生在所難免。但該政變中共方的“烈士”人數,比起1947年土改飲恨黃泉的25萬人,無異小巫見大巫。何況後者大多數安分守己,並無任何死罪?

   追根溯源,毛、劉等濫殺無辜,無非製造“紅色恐怖”而已,但他們打出的是“民主革命”的旗號,以“反封建”為名。實際上封建極權在毛登大寶後變本加厲,文革更臻登峰造極,至今未見絲毫消減,只是與資本主義結合而成權貴資本主義而已。“民主”云云,尤其杳無影跡。聯繫1947年土改往事,不免使人慨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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