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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恣肆 痛快淋漓---喜讀康正果批汪暉文

   《走向民權民德的政治解放——汪暉近作質疑:誰的主權?什麼平等?》,這是留美學者康正果一篇洋洋萬言的宏文,日前在“縱覽中國”網上分三次刊出。

   文章開頭寫道:

   最近汪暉發表了一篇長文,題曰〈中國的崛起及其面臨的挑戰〉(《文化縱橫》2010年第二期)。我現在撰寫這篇文字,就是要針對汪文談一些必需認真澄清的問題。

   汪暉何許人也?筆者閉塞,以往只耳聞其名。這次在網上一搜索,來頭可非同小可:

   “汪暉(1959年-),中國大陸著名學者,被譽爲新左派領袖。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師從唐弢先生,現任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中文系教授,清華人文與社會高等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維基百科)

   “這是一個當代中國思想文化界著名的學人,其實汪暉的影響早已不僅限於思想文化領域了;這是一個可以和世界頂級學者直接對話的學人,其實能做到這一點在國內學界並不多見;這是一個曾經備受圍攻和一直備受爭議的學人,引起過廣泛的社會關注和思想界熱烈的討論。”(豆瓣網,2006-12-17)

   不過,這位“可以和世界頂級學者直接對話的學人”今年似乎流年不利,不久前陷入一起醜聞:

   “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讀書》雜志前主編汪暉寫於20多年前的博士論文《反抗絕望》,被指存在多處抄襲。(南京大學教授)王彬彬稱,他通過比對發現,汪暉的抄襲對象至少包括李澤厚的《中國現代思想史論》等5部中外專著,抄襲手法則包括‘攪拌式’、‘組裝式’、‘掩耳盜鈴式’、‘老老實實式’等。”(經濟觀察網)

   此事掀起軒然大波。挺者貶者兩軍對壘,傳到國外,竟有數十位學者一邊倒地全力為之撐腰。汪氏本人卻不置一詞,渾似無事。

   對此,筆者無意加以褒貶,但已從中見識其能量非同一般,且於建制內之地位亦穩如泰山也。

   因此,汪文挖空心思別出心裁,披著學術之華袞巧言令色,大放厥詞,為毛王朝塗脂抹粉,也就毫不奇怪了。

   例如,為了替毛滿清式的閉關鎖國辯護,他玩弄辭藻稱:

   “無論中國共產黨在理論上和實踐上曾經犯過多少錯誤,它當年的反帝和後來跟蘇聯的辯論,是完成中國主權性的最基本要素,在這些問題上,不能僅僅局限於個別細節加以判斷。”

   對汪氏的奇談怪論,康正果義憤填膺,鞭辟入里地痛加駁斥道:

   “按照汪暉 ‘不能僅僅局限於個別細節加以判斷’的提議回顧前三十年,那就是說,大煉鋼鐵的荒謬做法和文革期間很多工礦企業全面停產所造成的破壞全不足掛齒,餓死了三千萬人的人禍也可以懸置括號之內,只要中國對抗了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沒有像日、韓或東歐國家那樣處於依附地位,中國人民就應該滿懷獨立自主的自豪,從而把毛澤東時代的種種倒行逆施消解為不必據以判斷是非的‘個別細節’。這樣一來,汪暉所標舉的‘獨立的主權性格’自然就可以無所依傍地樹立起來,成為肯定前三十年響當當的依據了。”

   真是一針見血,入木三分。

   康正果還尖銳揭示毛“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的反文明本質:

   “毛澤東成功地動員了落後的農村力量,使正在現代化起步階段的城市文明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這就是‘農村包圍城市’所取得的勝利。但對城市的占領不能只是持續的軍事占領,從毛澤東離開京郊,搬入城內時所說的——‘進京趕考’——那句話可以看出,他並不是不知道共產黨在當時對現代化的經濟文化建設還缺乏了解,毫無經驗。”

   在此情況下,毛一意孤行,乾綱獨斷,採取“人海戰術”冒進蠻幹,絕非偶然。正如康文的分析:

   “毛澤東從他自己那種價值序列的低層次出發,一味敵視傳統倫理秩序和西方資產階級先進文化的怨憤情緒是根深蒂固的,再加上靠人民戰爭獲取的軍事勝利一時衝昏了頭腦,國家已進入和平建設時期,他依舊采取戰時動員的土方式搞社會主義經濟。汪暉一再強調的‘主體的能動性’,就是軍事動員式的蠻干,是不怕犧牲,在主觀意志指揮下的猛衝硬攻,是用源源不斷的數量——人的數量和物的數量——違反科學,糟踏質量的食肉蟻獵食行動。感性和靈性趨於壅蔽的汪暉只滿足於從文本到文本的征引組合,只熱心拿夾生的洋概念亂貼標簽,他最終將毛澤東反現代化的土辦法拉出歷史脈絡,文本化為成風干的概念標本。這概念標本一經消毒處理,歷史的血腥和罪惡便過濾干淨,僅在紙面上留下了一個讓人失去思考能力的干癟結論。”

   汪暉們非但極力美化毛“革命路線”主導下的所謂“前三十年”,而且硬將“後三十年”與之掛鉤,把後者取得的建設成就,歸因於前者。正如康文所概括的,在這幫御用文人筆下:

   “改革開放的成功於是被說成毛澤東歪打正著的意外遺澤,歷史的鑒別不再有絕對的善惡是非標准,一切都可從眼下值得肯定的後果出發,去逆向推導出歪理,對曾經發生的愚行或罪過追贈一個‘再發現’的褒獎。”

   總之,汪暉為首的新左派殫精竭力,為權貴資本主義效勞,而又喬裝打扮,掩蓋本來面目。事實上,不少著名的西方學者已受其迷惑,故亟需揭穿此等“理論家”之畫皮,肅清流毒,以正視聽。從這個意義上,對康文無疑應予高度評價。

   白璧微瑕,以下兩處似值得商榷:

   “在日寇入侵,國難當頭的年代,中共曾一度高喊‘保衛蘇維埃’的抗日口號,其撤出江西北上抗日的打算,在最初就是要長征到蒙古邊界與蘇軍相接應。”

   上面所述“(中共)撤出江西北上抗日的打算”並不存在。所謂“中央紅軍”或“紅一方面軍”的“撤出江西”,只是在國軍重重包圍下瀕臨覆滅,不得不狼狽逃竄而已。直到長征到達陝西南部,毛手下偶然撿到報紙才知道陝北有個劉志丹,其所建立的根據地可以落腳。至於“北上”為了“抗日”云云,純屬中共建政後編造的徹頭徹尾的謊言,是美化潰不成軍的紅軍殘餘的神話。

   再者,“最初就是要長征到蒙古邊界與蘇軍相接應”的說法,不排除乃離開蘇區之際掌權的“三人團”(博古、周恩來等)的幻想,但要到達蒙古邊界取得蘇軍接應談何容易?故不可能將之確定為全軍的戰略目的。

   上段文字還漏了一個極其重要的事實:就“在日寇入侵,國難當頭的年代”伊始,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不足兩個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中央政府粉墨登場,毛登上主席寶座。這是地地道道的分裂祖國的罪惡舉措,是對辛亥革命所建立的中華民國之主權的極大破壞。由此可見汪暉頌揚的中共“完成中國主權性”,只是毛一心建立的家天下之“主權”,那個“中國”無非“朕即國家”的姓毛的“國”,與工人農民億萬群眾毫不相干!

   康文又寫道:

   “後來中共與蘇聯鬧分裂,其實是中共被開除出社會主義陣營,遭到了蘇共的憤怒拋棄。毛澤東執意要搞他的土法煉鋼大躍進,至少在當時不符合蘇維埃加電氣化的社會主義建設路線,因而受到蘇共強烈的批評。這一分歧引發兩黨多年來的積怨,從而導致了後來的九評蘇共大辯論。”

   所謂“中共被開除出社會主義陣營”不知何年於何處正式宣布?鐵托的南共聯盟被斯大林開除出歐洲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則是1948年6月確實發生的歷史事實。

   說“毛澤東執意要搞他的土法煉鋼大躍進,至少在當時不符合蘇維埃加電氣化的社會主義建設路線,因而受到蘇共強烈的批評。”這與事實不符。自1959年起逐漸公開的中蘇兩黨分歧,和毛1958年搞“土法煉鋼大躍進”無關,蘇共對之並無“強烈批評”。“兩黨多年來的積怨”並非由此引發。

   所謂“積怨”主要是蘇共以“老子黨”自居,剛愎自用的毛不能忍受。而六十年代初的“九評”,緣自毛將赫魯曉夫進行的一系列改革視為“修正主義”(包括揭露斯大林搞“個人崇拜”,提出建立“全民國家”、“全民黨”,對外實行“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及主張“和平過渡”即“三和兩全”)。

   以上史實廣為人知,茲不贅。

   (8-2)23:58

(2010/08/0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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