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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新衣——剖析张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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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者”游戏——与克林顿对话的北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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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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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铁屋中呐喊》(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铁屋中呐喊》(修订本)目录
·《铁屋中呐喊》修订版序言:铁屋子与窗户
·不可救药的理想者
·残缺之美
·赤足之美
·激越之爱
·九种武器
·绝望之爱
·口吃的人
·谁是白痴?
·欲望号街车
·张楚:一个躲着布道的布道者
·为抽屉而写作
·反读《通鉴》
·“铁哥们”蒙博托?
·反叛之后
·孤独的蔡元培
·鲁迅三题
·那不得见人的去处
·王府花园中的郭沫若
·王实味:前文革时代的祭品
·文人与人文
·向“牛筋”一样的牛津致敬
·向死而生
·新《子不语》
·知识分子:终结或再生
·对中学语文课本中所选杨朔散文的反思
·驳季羡林先生论中西文艺理论
·读奥威尔《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
·读陈寅恪的诗
·杜拉斯:爱是不死的欲望
·焚书
·读《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法西斯:未死的幽灵
·嘴踢足球
·重读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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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说,还是不说》(文化艺术出版社)
·《说,还是不说》自序:言说的自由
·为谁擦皮鞋?
·教育杀人
·魔鬼学校
·“我们就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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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祸患的根源都在中央政府——如何破解温家宝所说的宏观调控的“两难”局面?

来源:民主中国
    二零一零年七月三日上午,温家宝在长沙主持召开湖北(我发现那个创造了当代成语“鸿忠抢笔”的湖北省省长李鸿忠亦赫然在座)、湖南、广东三省经济形势座谈会。温家宝说,经济复苏的曲折性超过了预期,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我们不仅要大力解决那些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又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当前存在的突出的紧迫性问题,这些都必须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前提下进行。”温家宝在这里不得不承认,中央的政策已经是顾此失彼: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地发展,就不能大刀阔斧地处理那些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如权力垄断造成的腐败、“低人权优势”下农民工国民待遇的缺失等);而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不加以处理,当前存在的突出的紧迫性问题(如“天价维稳”、工潮汹涌等)也就无法彻底根治。此也不是,彼也不是,温家宝简直要抓狂了。
   胡温上台以来,在政治和经济上继续推行“强中央、弱地方”的政策。在经济上,继朱镕基以“两税制”改革,将“肥水”全都收归中央,造成中央财政的空前充裕之后,“国进民退”则成为胡温时代经济发展之大趋势。国有经济尤其是央企越强,中央政府的权力便越大。而中央政府的权力增强,政治上便越发刚性与僵化。有御用学者将一党垄断政治权力和经济命脉视之为有望取代西方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的“中国模式”。而中央对地方的指挥棒,一手是GDP,一手是维稳。中央政府一边躲在幕后闷声数钱,一边以“维稳”对地方官员实行“一票否决”。这两个指挥棒比学生们顶礼膜拜的高考的指挥棒还灵。于是,地方政府为了提高GDP数字,大兴土木,违背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大肆兴建基础设施和楼堂馆所,掠夺性和毁灭性地开发各种资源,强行从市民和农民手中低价征收土地,造成地方政府与民众之间矛盾激化;而面对愈演愈烈的官民冲突,地方政府从“截访”到“暴力维稳”,使得政府管制变得愈加暴虐与不义。
   国进民退,灾祸不止
   以山西的“省治”为例便可以清楚地看出:山西民众的困苦、环境的恶化、生命的卑微、吏治的败坏,堪称整个中国的缩影,而这一切都是中央政府一手造成的。

   二零一零年三月,作为国家和山西省“十一五”规划重点建设项目的王家岭煤矿,突如其来发生透水事故,一百五十三名工人被困井下。后来,经过紧张的抢救,一半多被困工人获救,此一矿难的营救过程被官场大加宣扬,悲剧变成了喜剧。而死难矿工的名字,至今却仍有相当一部分未被公布。
   此前,山西矿难频发,中央政府制造的舆论均认为,这都是小煤窑惹的祸。因为私人业主急于赚钱,缺乏长远眼光和安全责任,视人命如草芥。所以,当局决定进行产权改革,将全省大部分私人拥有的小煤窑收归国有,经过“资源整合”之后,打造一批超级大煤矿。在此“化私为公”的过程当中,大量私人财产被以极低的价格强行并购。然而,大型国有煤矿真的就可以避免或降低矿难吗?
   王家岭煤矿项目投资概算总额近五十二亿元。据了解,该公司二零一零年“奋斗目标”是产值六亿元,利润三千万。事后,安监总局的通报称,矿井存在“劳动组织管理混乱,为了赶工期、赶进度,当班安排十四个掘进队同时作业,作业人员过度集中,且领导干部带班制度不落实”等突出问题。事故发生前,井下工作面有多次有关渗水情况的报告,但是未引起重视。工作面出现透水征兆后,也没有按照规定及时撤人和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最终造成重大透水事故发生。一名工人说,项目部整天催要进度,以前一个月他们最多能干两千米,现在提出干三千米。二十七队一名工人说:“我们每天开班前会的时候都是要进度,要速度,经理说要上六部钻,五个人上六部钻。”在此目标下,公司对于各个施工单位实行“进尺考核制”,掘进多了受奖,少了则会受罚。
   由此可见,国进民退,灾祸不止。那么,地方政府为何不顾民众生命财产之安全,疯狂地进行能源开发呢?这是因为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与提拔标准,是“惟GDP是举”,也就是说,谁将GDP搞上去了,谁就可以获得升迁。地方官员为了打造政绩、发展经济、提升GDP,便挖煤矿、修电站、建高速、盖大楼,甚至不惜用暴力手段圈走农民和市民的土地。地方政府的黑帮化愈演愈烈。所以,经济问题的核心,还是政治体制问题。
   而地方官员的坏和黑,是中央政府造成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地方政府的败坏,的根源并不在地方政府自身,而在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之所以如此重视GDP,是因为GDP的增长,是中共政权合法性和稳定性的最后的支柱。如果GDP出现大幅滑坡,中共的统治也就危在旦夕了。为了继续垄断权力,就必须保持GDP的持续增长,所谓“保八就是命根子”。而要“保八”,就得默许地方政府的为所欲为、残民以逞。于是,经济问题又回到了政治问题上。
   其实,民国时代的山西,阎锡山治理下的山西,曾经是一个井井有条、生机勃勃的模范省。经过中共六十年的胡作非为,山西却不幸沦为中国最“黑”(不是煤之黑,乃是人心之黑)的省份之一。如果阎锡山复生,看到此种情形,不知该作何感想?近期,《南方人物周刊》作了一个《“山西王”阎锡山》的专题报道,还原了民国时期阎锡山治理山西的部分真相,有网友评论说:“老阎是山西人,他的祖宗都在山西,他会把环境污染了、把良田都变成工厂的厂房,让几十年后倒闭的工厂的地皮上无法种地?他会把煤矿都挖完让地下成为一个个大洞?他会以发展经济的名义把干净的水源变成排污口?他会让山西人赚一块钱、老外赚一千块钱?他是地方军阀,但是有些地方做得比现在的官员们都好……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啊!这地儿给弄糟了,换个地方做官去。”不知温家宝是否看到了这篇报道,是否愿意向阎锡山取经呢?
   不能将地方政府当作替罪羊
   同样是山西,还曾经曝光了黑窑的奴隶童工事件。这一事件同样折射出温家宝在宏观调控上、在经济与政治之间的“两难”处境。当时,对于这一个二十一世纪的童奴事件,全球媒体聚焦,全国民众声讨。我特别注意到,大多数评论者愤怒谴责黑砖窑的老板和地方的基层官员,许多人对中央政府的干预和最高领导人的批示表态“坚决支持”。比如,《南方周末》的一位著名时事评论员认为,奴隶童工事件“是对于国家统一法制的彻底颠覆”,他甚至用“一场叛乱”来定义之。他写道:“因为中央政府的强力干预,国家机器终于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解救开始了,调查开始了。既然是叛乱,就需要平叛,就需要动用国家暴力,对所有黑窑如秋风扫落叶予以彻底摧毁!对所有监工、对所有黑窑股东和老板,予以坚决镇压!”
   类似的论点在网络上也层出不穷。有学者甚至认为此类丑闻的发生,是因为地方政府权力过大,地方政府为所欲为且欺骗中央。他们指出,中央是好的,地方是坏的,中央只是暂时被蒙蔽了,一旦清醒过来,必然扭转乾坤,为老百姓报仇雪耻。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路。在这一思路之下,甚至有人建议加强中央的集权能力,中央越强大,政令便越畅通,正义便越彰显。
   我不同意此种缘木求鱼的观点,也不同意此种察言观色的批评策略。我认为,黑砖窑事件并不是一场地方政府的叛乱,而是在中央政府的默许甚至鼓励之下,中央与地方官僚联手对民众实施抢劫之后的分赃行为,在此事件中,中央并不是干净的。胡温难道真不知道地方上的种种乱相吗?我们不能低估中央极权体制的动员能力。比如,以搜集信息的能力而论,一方面,中共的宣传系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制造谎言,使得老百姓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茫然无知;另一方面,中共的各个情治系统,包括新华社的“内参”体系,每天都在将各地的社会、政治、经济信息反馈到中枢。胡温对各地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们不可能被地方官员蒙在鼓里,除非他们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么,胡温为什么很少主动去惩罚那些贪赃枉法的地方官吏呢?为什么往往是在民愤极大的压力之下,才不得不抛出几个替罪羊来?许多落马高官很快便复职了,比如在三鹿毒奶粉事件中因“负有领导责任”而引咎辞职的国家质检总局原局长李长江,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底高调出任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专职副组长。在二零一零年三月,团派出身的李长江更是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并成了十一届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BBC中文网记者乐安在评论中讽刺说:“李长江担任质检总局局长期间,中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出,‘扫黄打非’至少不直接关乎人命,中央高层的任命决定也算英明。”
   无疑,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中央政府来监督和惩罚地方政府,因为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利益与老百姓的利益是对立的。中共的国家机器从来只会驱使坦克和全副武装的军队镇压民众的爱国民主运动,而不会开去捣毁成千上万的黑砖窑及黑煤窑。那种希望国家机器以暴力来“镇压”黑窑监工、股东和老板的呼吁,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反倒显示出某些纸上谈兵的知识分子法治观念的薄弱与淡漠。公共知识分子在进行社会批评的时候,一定要避免使用被“党文化”污染的“党语言”——再坏的坏人也不能不经法庭的审判而遭到“镇压”。那些黑窑监工、股东和老板们,理应接受法律的制裁,理应得到公正的审判,而非国家机器的暴力“镇压”。一旦国家暴力机器脱离法律的约束,今天可以“镇压”坏人,明天就有可能“镇压”好人。
   所以,中央政府根本就不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受害者及其家属不必对胡锦涛和温家宝感恩戴德。同样的道理,四川汶川地震和青海玉树地震中的灾民,西南诸省旱灾和南方各省水灾的灾民,也不必对前来体察民情的温家宝“感恩戴德”。我们应当清楚地意识到: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和中央集权的权力格局,才是中国各种人权灾难和环境灾难的根源所在。若要切实保障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遏制奴隶童工现象的蔓延,不能靠加强中央集权的政体、不能靠最高统治者的良心发现、更不能相信温家宝的眼泪。
   在今天的中国,任何一个经济问题的背后都是政治问题,任何一个地方政府的问题的背后都是中央政府的问题。这就是温家宝所谓的宏观调控“两难”的处境。如何才能一劳永逸地摆脱此“两难”困局,不是没有办法,而是温家宝有没有勇气和魄力采纳之、实践之。答案就是:结束一党专政、启动政治民主化进程。更加具体地说,可行的步骤就是:在经济上实行“国退民进”,打破行业垄断,实现充分的自由竞争;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者的国民权利,加强地方自治和普及地方选举,弱化中央政府的遥控之权,让政府由“大政府”变成“小政府”。温家宝和他的同僚们愿不愿意“自废武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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