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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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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曾经抚育我的亲人们
·无序状态下的黑社会和底层人—《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大哥英逝,银波沉痛哀悼
·警惕暴力、资本、权力的合流—《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评述一代着名诗人杨春光
·专访杨银波:退团退队 找回真实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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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李敖此行之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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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审查与体制局限

   来源:开放杂志
    ●编者按:本文从大陆现场观察的角度,揭示在中共新闻体制之下生存求真的记者们的难处,他们饱受各个方面的牵制,自主作为,就要付出代价和牺牲。
   媒体派记者异地採访,不同媒体之间交换稿件,实属平常。但凡有些规模的媒体,寄望於全国性的影响力,早已建立多个地方站点.大小媒体都是这种思路。记者站在各地除了招揽广告生意之外,也有责任及时报导新闻,拿独家新闻。即使在同一个传媒集团,日报、晚报、商报和都市报也在比谁首先抢到新闻。如今是网路时代,小地方的事情也可能成为影响全国的大事,譬如当初湖北的邓玉娇,如今的福州三网友被捕案。因是负面事件,对地方政府构成强大压力,因而本地媒体要么不敢报导,即使报导也要遵从地方政府意愿,由此形成地方政府害怕遭到全国批判的局面。

体制内记者被重重捆绑


   电视、广播、报刊,若分成国家级、省级、市级、区级,记者是否只能被捆绑在其所属区域内活动?重庆的记者可否报导浙江的案件?是否只有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央视的记者才有权力报导中国任何地方的新闻?各种千奇百怪的新闻纪律,甚至是类似“报导外地新闻必须转载新华社”的不成文的新闻命令,为什么中国至今还没有一部《新闻自由法》?记者报导的事件,一旦触犯地方政府甚至曝光个别官商的非法利益,是否就可以动用新闻纪律及《刑法》当中的“泄露机密罪”来处理?有权力判断该不该报导、如何报导的人,居然不是记者和传媒本身,而是宣传部门的领导,一个电话就可以毙稿,那么事件真相又何存呢?记者本应是民众、社会与国家之间紧密连接的纽带,如今被分成三六九等,一当上记者就意味着头上压着“五指山”,唯有在小范围内动弹,这跟“监视活动”有甚么区别?

   我向来就对中国记者意见很大,他们的灵魂早已被紧紧束缚於各种政治命令和宣传教条之中,尽的力太少,但摆的架子倒很大。尽力少,是因为他们即使介入某些事件,也不过是点到为止,没有从根本上推动事态进展,更不会持续推动。民众把记者视为“青天”、“无冕之王”,是高看了他们。仅就我亲身接触的记者而言,我发现没有任何一个记者如同关注自身命运一样去关注民众,许多人无非是走走过场,当时讲的与后来写的,太不对称,大大缩水。相对於王克勤、卢跃刚、王甘霖、李新德这样的敢言之士,太多记者要低下他们自以为高贵的头颅,深深忏悔。我看到了记者的“小”,也看到了那掩藏不住的谨慎与逃避,记者们一个个年纪轻轻,却有着不对劲的“老成”。在那眼睛和眼镜后面,是长期自我阉割、自我审查的漠然、犹豫和警惕。

记者无奈,自我审查心不自由


   如今,我对记者更多了一丝同情。作为公民,只要有写作能力和调查的基本技巧,就可以成为公民记者,比被体制紧紧束缚的记者有着更自由的空间.无他,记者手中有一张记者证,那个证件代表着权力,后面站着报社团队,乃至政府。他们写的报导或者其他文章,不管够不够看、够不够胆,一旦通过审查,瞬间就有几万、几十万乃至几百万的读者。这给人一个错觉,公民不可以超越体制内记者。记者强於一般人的,无非是有个后台,而这样的后台,现在借用互联网,公民就可以实现.互联网早已打破了消息传播的区域侷限,所谓“异地监督”到了网上早已是常态.
   由於没有明确的新闻禁区所在,记者们很难分清哪些可以报导、如何报导,这种无形的压力超过明确的压力,成为记者们心中越来越扩张的恐惧。每接一次报料,记者们就先自我评估一番,到了现场又自我约束一番,写稿时更是如履薄冰,稿件发表了还在心惊胆战。这是一群自己吓自己的人,越想越怕,越怕越想,到最后,还不如一个忍无可忍的农民有胆量。依我看,什么政治命令、宣传禁令、领导指示,都是外在的压力,真正戕害新闻自由与记者良心的,是自我审查的成千上万次心理暗示。心不自由,怎能有着心外的自由?有位记者友人就对我说:“银波,你要理解我们,我们都是戴着镣铐跳舞,谁也不知道自己明天会怎样,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比这更讽刺的是,区分来,区分去,很多记者的方向被搅乱了,居然不知道还剩下甚么题材允许被报导。不要说得罪市区级政府以及与他们有着合作关系的企业,就连一些普通的民事案件,记者们也渐渐冷若冰霜。当青年被车撞死,家属打了几十个报社和电视台电话,没有一个记者到现场;当工人联合罢工,工人们希望记者来採访并声援他们,也无一人前往。这样的事情,不知发生过多少次。善良的人们以为,记者出镜与警察出警是一个概念,其实他们高估了当今的记者。除非你在记者界有熟人,否则一般的报料,仅仅是报报而已,能耐心地接听你的电话就算不错了。我刚满二十岁那年,为上千名农民被拖欠工资而维权,也傻到连续打了三十三个电话到报社,没有一个记者来採访.客气的接线员会说:“我们要评估一下新闻价值。”一条人命,或者上千人的重大利益受损,竟不如那个冷酷的“新闻价值”重要,何其悲哀。

“豁出去”的悲情英雄


   记者与作家虽然同样是文人,但方式不一。记者不能在报导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绪,只能将倾向性深埋於报导之中。而且,记者被分配到各个针对性不同的组,有题材禁区、体裁限制、版面束缚,还得考虑方方面面的影响,既要反映事实真相,又要顾虑政治压力、商业广告以及社会动态.纵然有一万个顾虑,但最应该被顾虑的事实真相,是否就可以打折,乃至抹煞?王克勤有魄力採访有毒疫苗事件,报社有胆量报导出来,之后签发报导的总编辑包月阳被免职,是报导错了呢,还是政府施加压力,搞秋后算账?还有《南方都市报》被判刑的程益中、喻华峰、李民英,他们当年的牢可以白坐吗?动不动就是“敏感”因素,有那么敏感吗?究竟是你觉得敏感,还是政府觉得敏感?敏感者总得有名有姓吧?到底是谁在恐惧记者说真话呢?
   中国不缺乏有良心的记者和传媒大亨,但缺乏这种良心得以彰显的法律和制度保障。在大量的新闻报导中,我们不难看到“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新闻人,但在那一篇篇激励人心的报导之外,是人们忧心忡忡於记者的安全和传媒的生存。如此一来,中国传媒少见的正义,不是职业行为在推动,而是良心挣扎的结果。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是一个需要英雄的国家,是以少数人“豁出去”的代价,来换取在新闻事业中的一点颜面。冒险者多是悲情人生,但他们是切切实实推动中国新闻自由的推手,没有这些人的“豁出去”,人民将永远生活在被蒙蔽的状态,耳聋眼瞎,如憨睡的猪,只管吃饱,不计其他。在短暂、狭窄的官商利益之外,更长久、更辽阔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这种利益,叫做知情,叫做真相,叫做独立,叫做自由。
(2010/08/1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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