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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之盲——“盲井案”在中国

来源:民主中国

凶残争斗的底层社会


   关于矿难,官方数据是中国每年死亡7000名矿工,未统计的人数就更多。基于贫穷,迫不得已拼命谋生的矿工,纷纷因矿井塌方、冒顶、瓦斯爆炸等事故而死;基于巨大经济利益,大量非法及半合法矿窑产生,矿主打通政府人脉,不少官员入股其中,保驾护航,捞取利益。这些新闻已不算是新闻,比这更惨的是,一群人找准当中的利害关系,在社会底层物色艰难谋生者去当矿工,而后将其杀害于矿井之下,制造矿难事故,再以亲戚名义向矿主索要工亡赔偿。五年以前,旅德导演李杨来到中国,拍摄了反映这一残酷状况的电影《盲井》,被大陆官方视为非法电影,却获得德国、法国、美国、英国、荷兰、塞尔维亚、比利时、挪威、香港、台湾等电影节的30余个国际奖项。这部电影改编自刘庆邦的小说《神木》,取材于2000年中国警方侦破的30余起真实案件,其中一起,即是两人流窜作案,在矿井之下杀害了15人。
   电影《盲井》曾在2008年6月被中央戏剧学院改编为话剧《神木》,揭示在传统伦理道德和惩戒力量双重缺席下的黑洞里,底层社会的挣扎、欲望、罪恶以及人性的拷问。自《盲井》在海外、民间及互联网激起强烈轰动后,此类案件在中国媒体皆被称为“盲井案”。最近公开报道的“盲井案”,一是2008年1月8日《南都周刊》的《河南盲井案再调查》,二是2010年7月26日《新京报》的《四农民被控两年杀死三亲戚,伪造矿难骗赔》。相较于这些真实案件,《盲井》显然还颇温和,虽然它同样真实得令人窒息,但毕竟当中被骗的中学生元凤鸣与宋金明、唐朝阳并无甚关系。然而,在2008年侦破的“河南鲁山案”中,盛才军等人杀害的多是同村的村民;在2010年侦破的“北京房山案”中,黄玉才等人杀害的是自己的亲戚、同学,甚至为了在索要赔偿时不被质疑身份,竟然先安排女人与受害人结婚,将其杀害后再以妻子身份索赔。
   人们只知矿主黑心、官员腐败、管理不善、设施简陋,却不知底层社会的艰难生存和凶残争斗,也是致使矿难频发、人人相食的原因。这年头,廉价劳动力的生命已被量化为金钱,那么多人都没有办理工伤保险,工亡后被立即封锁消息,按“土政策”、“行规”办事,有一条人命赔三万元的(李杨电影《盲井》),也有一条人命赔5000元的(胡杰纪录片《远山》)。人死以后,家属一旦把钱拿到手中,对矿主感恩戴德之余,甚至提出要求:“你们能不能让我们也下井?”政府高呼中国煤炭产量世界第一,却少于关注在这种要人命的产量背后,埋葬着多少冤魂!秦始皇的万里长城尚且有“孟姜女哭长城”的绝唱传说,而当今矿难背后的呐喊,却近乎死寂一片,仿佛从未发生。除非是特大事故,否则官方媒体给不给版面来简单刊载一条几十字的简讯都成问题。

弱肉强食的骗与杀


   看看“河南鲁山案”吧,从1997年到2007年,这十年来,盛才军等人骗走那么多农民,而后将其一一杀害,又一一骗赔成功。那些被骗去的人,有的是耳聋,有的是单身汉,有的是70多岁的老人。如果你说被骗的人太苯,那你就错了,这不是智商或懂不懂法的问题,这是要吃饱肚子被逼无奈的事情。贫穷,逼得这些人彻底豁出去了,不要命,也不叫苦。贫穷,让他们隐忍,忍到自己就要死掉了都还在忍着,还在惦记着自己干一天就有多少工钱。而杀害他们的人,他们看透了这个社会的弱肉强食,既然反抗不了官商,但总有能力向最弱的人下手,赚人命钱。他们看透了矿主对安全事故的恐惧,及对政府明为“罚款”实为“保护费”的恐慌,只要自己演技足够,准备充分,那么就一定能够拿到赔偿的钱。最终受害的,一定是最卑微的弱者。四年前,我就说过:“一个奉行弱肉强食的强权规则的国家,人民必处于等级森严、自相残杀、人人相食的状态。越到最弱一层,就越是无力下手反制于他人,到最后变成一个彻底的受迫害者。”
   在“北京房山案”里,黄玉才等人为了证明自己与死者的关系,居然还把村委会主任也从家乡叫来一起造假,拿着所谓“证明”,要求索赔。他们把要下手杀害的人,一律叫“点子”,这些“点子”皆是那种老实憨厚、懦弱怕事的人。譬如被杀的韩俊红,是个单身汉,黄玉才等人就让张喜华跟韩俊红结婚登记。而被杀的佟延志,在要他老命之前,黄玉才等人还为其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制造不慎意外坠楼死亡的假象,试图骗取15万元的保险金。“河南鲁山案”当中的一起,比这更荒唐,被杀的郭能华要找女朋友,盛才军等人就把一个年轻女子交给郭能华,二人迅速到旅社开房。郭能华被三名男子冲进房间一阵暴打,暴打完毕,又被索要五万元赔偿。郭能华没钱,没钱就要设法还债,盛才军等人就叫郭能华吃药骗钱。吃的什么药呢?氰化物,巨毒啊。郭能华就这么死掉了。
   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混蛋,对底层人的状况及规则掌握得一清二楚。那些人被骗去,有的第一天下井就被杀害,而后凶手就跑出来哭得震天响,最终在矿主手里拿到五六万元是没问题的,“一物降一物,他有办法把窑主的钱掏出来,窑主就是把钱串在肋巴骨上,到时候狗日的也得乖乖地把钱取下来”(小说《神木》)。如果盛才军等人杀郭能华后没有索赔14万,而是索赔五六万,估计这事情也成功了,说不定今后还将杀害更多的人。如果张喜华、韩俊红的婚姻关系没被警方怀疑,估计黄玉才等人也能暂时逃过法网。毕竟,他们是在北京杀人,曾经成功地索赔33万元、19万元不等。如果河南的盛才军、北京的黄玉才熟读《工伤保险条例》及各种司法解释和地方实施办法,按工亡的法定金额来索赔,详细了解当地上年度的人均收入、人均消费等统计局数据,不用杀那么多人,说不定早已成了有车有房的人。而这一点,恰恰是当前“盲井案”没有被彻底断绝的缘故。

什么都不相信的底层人


   黄玉才说,他“弄死赚钱”的经验很简单,一是“要找光棍,家里人少,好要钱”,二是“找亲戚下手,不会被怀疑”。你若说他们冷血无情,也非如此绝对。他们的心中,有他们自己,有他们的老婆儿女和老人,这就是他们活下去的理由。越没牵挂的人,做事越绝,凡是挡道者,一律弄死。他们不再是淳朴的农民,而是被残酷社会教训得泯灭人性的人。他们的“盲”,在于除了看得见自己,再也看不到周围,周围尽是一片漆黑,黑得让他们仇恨。他们恨有钱的人,恨有权的人,但这种恨又带着“我为什么不能像他们那样”的逻辑。他们骗人、杀人,从始至终也不过是自己人整自己人,不会对权势阶层构成任何伤害。他们屡屡成功的背后,是一群总是寄望于高枕无忧地进行权钱交易的人冷漠以待。
   这种拿命骗钱的案件,触目惊心,挑战着人类心理的承受极限。人吃人的社会,绝非文学描述或历史事件,它就在当代,就在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中国底层。钱,决定着他们的每一天,犯罪者一旦得手,就没有收手的一天,最多就是个死,他们怕什么呢?既然矿主是这样对待他们,官员是这样腐败,人心已溃烂如斯,社会已如此乱象,那么他们要展开的报复,听上去就是那么合情合理。大面积的贫困,大面积的腐败,天天都看得见人命贱如草芥的状况,他们不再纯洁得像那些在领导面前“感谢党和政府”得没完没了的人。他们什么都不相信,“除了孩儿他妈,啥都是假的”(电影《盲井》),甚至“孩儿他妈也不一定是真的”,只相信钱。良心没用了,法律没用了,感情就更别提了,一切都烟消云散。他们把人杀了,推进火葬场的火炉里,用水冲掉骨灰之时,还能愉快地唱着《离家的孩子》,这就是他们的心。
   他们的确罪大恶极,如果真有地狱,他们就该下地狱。但他们无人拯救,以烂为烂,而且是一烂再烂,破罐破摔,内心深处永远无法摆脱人性迷失和狭隘短视。他们感受不到自己在这国家被尊重,被关爱,别说尊重、关爱,就连不被欺辱歧视就属大幸。昨天他们被这个骂一句,今天被那个打一下,明天又被某某白一眼,这是个常态。他们收入微薄,干着“埋了没死”的工作,当牛做马,如同远古劳动之景,而他们看到的荧屏上、社会上的“和谐社会”,却是人人都那么兴高采烈、歌舞升平,他们恨这一切,恨透这个国家。没有谁去为他们点亮一盏心灵的灯,渐渐的,人心黑得比煤炭还黑——煤炭也许还能黑得发亮,但人心已经黑得一点光亮都没有了。他们举起镐、钎、锤、石头杀人之前,没有半点忧郁,那些被杀的人似乎不是人,就是两条腿跑来跑去的动物,是菜板上的鸡和鸭,狠狠重击下去,首先感觉到的不是恐惧,而是人民币飞来的欣喜。

选择GDP,还是选择人命?


   “盲井案”是底层人杀戮底层人的警示,是他们无奈加仇恨之后,对最弱者的消灭和压榨。人间已成你吃我、我吃你的动物世界,公权的干预固然能够震慑一部分,但人心如何由糜烂变作清明,这是个巨大的工程。然而,可悲的是,李杨的《盲井》虽然当初在柏林电影节上击拜了张艺谋犬儒不堪的《英雄》,却至今被禁止在大陆公映,并在某些电影节(如第34届印度国际电影节)受到大陆官方阻挠。他拍摄该片,曾被持枪的矿主威胁,曾遭遇矿难差点丧命,但这种代价并没有换来政府的认可,反而被一再警惕。多少侵占矿业利益的官员,连那些黑心的矿主都不如,有的矿主看了影片以后反而认为这影片拍得很真实,对李杨纷纷支持。他们也知道,自己在做的是伤天害理的事情,他们痛苦过,流泪过。但那些等着“下蛆”(官话,意为捞取灰色利益)的官员,在高呼“安全生产”的会议口号的背后,却不顾矿工死活,只知保住权力,拿到现金,这是一群最该死的国家蛀虫。
   《盲井》在境外和中国民间获得广泛赞誉,但“盲井案”以及“盲井案”的社会背景和制度因素,却仍在持续着。当那些可怜的矿工被同伴在矿井打死,我们听不见嚎叫,看不见鲜血,就像我们不小心踩死几只蚂蚁,连拍拍鞋子的动作都显得很多余。究竟需要多少条人命的代价,才能换来进入法治轨道的矿业管理?为什么那么多的矿主,不愿意登记在政府名册之中?为什么安全保护设施形同虚设的矿井大量存在?我们的矿工一旦有难,却没有半点话语权,他们只有他们自己而已,没有真正维护他们权益的独立组织力量的存在。他们就这么一条人命接着一条人命地离开人世,而那个带着人血的GDP,却被各级政府引以为傲。如果巨大的经济利益能够养活一批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人,而且能保住一个政权的所谓“合法性”,那么巨大的底层悲剧又如何去避免呢?国家发达了,人却牺牲了,而且是人吃人、人整人,高枕无忧者是否能从枕头上爬起来,看看这可怕的人间,是否已接近惨不忍睹的恐怖炼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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