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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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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自贫困地区青年作家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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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与他的乡村建设梦
·故乡堪忧——我的重庆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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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太成——令人悲悯的孤寡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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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悯的良知——记独立纪录片制作人胡杰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我与独立纪录片制作人胡杰神交已久,近日因撰文纪念惨死于文革的王佩英,终与拍摄王佩英影片的胡杰取得联系,彼此相谈甚欢。此胡杰,即是《寻找林昭的灵魂》、《我虽死去》等片的制作人,2008年香港“华语纪录片奖”最佳长片奖获得者。意外的是,胡杰竟也与我神交已久,他说:“银波,我非常惊讶于你的年轻、思想的深刻、意识的清晰与创作的才华。”胡杰的人际关系极其广泛,非但与艾晓明是最佳拍档,与章诒和、谭作人、姚立法、王克勤、浦志强、丁东、傅国涌、邵建、翟明磊、卢雪松等一大批敢言者,也皆是朋友。
   胡杰的作品,震撼了千万人的心灵,尤其是《寻找林昭的灵魂》,其是“纪录片里程碑”。胡杰的勇气与务实,备受民间推崇,被视为良知代表人之一。2008年四川地震初期,成都读书会发起人周钰樵就倡议:“官方已经到灾区来拍电影,接着肯定是全国巡回讲演,搞洗脑那一套。我们一定要让胡杰、艾晓明赶紧过来,做最真实的公民影像,抢救历史。”周钰樵称艾晓明为“中国四大女杰”之一(另三位是肖雪慧、崔卫平、何清涟),说胡杰“为历史真相和维权运动做了许多人想做而没做成的事”。
   52岁的山东人胡杰,曾任空军上尉、新华社江苏分社影视编辑。他当了15年的兵,后来又拍摄了15年的纪录片。他的民间纪录片,以追求真实和独立为目的,大致分为:时事题材,分为非干预性与干预性;历史题材,主要做口述实录,它的所有细节都有事实证据,不是改编演绎性的电影。在胡杰摄影机后面的那双眼睛里,没有权力意志,只有心心相通的悲悯。胡杰有个习惯,说服受访人,使其信任采访,如果对方不愿意表达,就不打开镜头。这种高度尊重他人的意识,是大多影视行业者不具备的。
   抢救良心的人

   主流媒体视农民、民工为边缘群体,但胡杰认为,这些人其实才是大多数人。在胡杰的镜头里,这些卑微者是有尊严的,胡杰把他们当成与自己一样的人来看待。他拍摄的内容,从孤独的民间画家,到矿工、被拐卖者、媒婆,一直到文革惨死者及当代维权者等。这15年的拍摄之路,他从关注弱势群体开始,直到碰到文革敏感题材,遂与大批民间人士接轨,把镜头瞄准当下。尤其是2004年开始与艾晓明合作后,湖南黄静案、广东太石村事件、湖北姚立法独立选举等,都被胡杰拍摄成纪录片。灾难深重的中国,是一个“没有最震撼,只有更震撼”的国家,他的作品纵然震撼,但每拍完一部作品,他就很快投入社会新近发生的事件。
   胡杰镜头下的故事及人物,多在官方竭力回避、掩盖乃至忌惮的范畴之内,因此他的纪录片,多不允许在国内公开放映,只在地下流传,或在境外播放。比如《寻找林昭的灵魂》,胡杰曾说:“这个片子在拍摄之初,我就没有想过要发表。”他的作品讲述的多是不幸的故事,是被时代扼杀的牺牲品,他们死的死、抓的抓,但胡杰、艾晓明用镜头勇敢地给这些“伟大的受害者”平反,把真相揭示出来,否定蛮横的权力。譬如《公民调查》里的谭作人,主人公纵然被冠以罪名关进监狱,但胡杰的镜头中谭作人却是第一流的好人。林昭用鲜血写下“历史将宣告我无罪”,胡杰提供的真实的镜头就是这种历史证据。
   胡杰曾寄给我一张照片,照片是浦志强拍摄的。照片中有两个女人,她们笑着,她们是谭作人的妻子和与谭作人一起搞公民调查的朋友。当时恰是谭作人被宣判当天。她们笑得很自信,很勇敢。胡杰说:“我想,在狱中的谭作人看了这张照片以后,一定会为妻子和朋友骄傲。”胡杰以这种方式,消除了我在维权中的忧郁与恐惧。由此件小事可看出,胡杰是一个内心非常强大和光明的人,如若不然,他不可能坚持独立拍摄15年。我认为,胡杰看到了大量的苦难和罪恶,这激励着他为历史作证、唤醒民众的决心。他不是振臂高呼,而是静水流深,从心灵深处把丧失的良心抢救回来。
   坚持独立的代价
   胡杰的合作者艾晓明,为拍摄独立纪录片被限制出境,被限制在大学讲课,是国保重点监控对象。相对来看,胡杰似乎轻松一些,直到最近一些年,警方才开始找他“喝茶”。但是胡杰遭到了来自另一方面的压力和威胁。在1995年拍摄《远山》时,因拍摄不幸的矿工,胡杰遭到矿主的嫉恨,受到死亡的恐吓,一次“子弹从耳边飞过”。但是,这没有使他退缩,而是扛着他的摄像机,为揭示真实继续前行。
   为避免当局寻衅打压,不给他们借口以禁止他独立拍摄,胡杰不接受国外媒体采访,不接受国外基金,制作好的片子也常常压放很长时间。胡杰的这些做法是迫不得已,为了做成事情,他不能选择主动对抗。他并非“愤青”,他所有的作品,都不是为单纯揭示黑暗、证明苦难,更是要在其中表现不屈不挠的人文精神;因此他的作品不仅使我们看到黑暗和苦难,也从中得到奋争的激励和鼓舞。
   某些外国人对于中国独立纪录片有一种期盼,希望作品能把矛盾冲突展示得更直接更激烈,说白了就是硬斗硬的愤怒宣泄和誓死反抗。胡杰没有迎合这种要求,因为这不是他的初衷,他不愿意制造恨,而要树立爱。胡杰说:“我希望我的观众,是真正关心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人,是真的对此有所思考的人。”他想到过作为独立制片人的危险,但不以为然,他说:“把你的东西收了,把你关几年,最多就是这样。”有什么大不了的呢?他希望政府能够大度起来,保障言论自由,开放独立纪录片,“我更希望是用法律和制度来做保证”。
   拍摄纪录片,成本不菲。相对于政治风险,对他更致命的是来自经济的压力。为了凑足拍摄的费用,他不得不为他人拍摄婚丧之事来赚钱。他竭力节省,有时买了长途车票后,身上只剩几块钱。他住过一天两元钱的旅馆。人们很难想象,他的声明、成就与他实际的生存境遇反差甚大。当然,倘若他愿意放弃某些底线,他绝对能挣到更多的钱,他有这个能力。这一点,他与黄琦、谭作人非常相似,实干而不慕名利。
   公民影像的启发
   胡杰的纪录片有了影响之后,不断有人为胡杰捐款。胡杰说:“确实有很多感人的捐款故事。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一次在林昭墓地的灵岩山下,一群素不相识的网络朋友纷纷解囊,我瞬间得到5000多元。有一位老人,上千里跑到我家,含着泪把7000元钱塞到我的手中。还有一位甘肃的老妈妈,在一个风疾的街头等到了我,把卷得紧紧的一小卷钱死活塞给我,那是200块钱。我知道她家并不宽裕,而且她年轻就守寡,辛辛苦苦拉扯几个孩子长大。感人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我受到的眷顾太多了,这本身就可以构成一部纪录片。”
   胡杰的拍摄,与体制内的记者、导演有很大区别。他是个普通公民,只有一张身份证,没有官方的各种批文、文件,也没有“公款”和“特待”,采访谁全凭自己的诚意说服对方。好在民间亟待表达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都希望胡杰能去拍摄他们,有遭受政治迫害者,有反腐败者,有饱受屈辱的上访者,有走投无路的下岗者……。凭着胡杰的公义之心,他们与胡杰建立了信任关系。
   类似胡杰这样的纪录片制作人,中国还有一些,几十人吧,如艾未未、老虎庙等。独立纪录片的拍摄,由于人力物力的局限,多是微观叙事。一个房间,一个人讲一些事,以一些实物辅证,再做后期剪辑、编辑。2003年,柬埔寨导演潘礼德(Rithy Panh)拍摄了纪录片《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该片极为悲凉、沉重,也是采用这种微观叙事的手法。其不同于宏观政论片,而是着眼于当事人、知情者的零碎叙述,将之编排对照,呈现真实。
   胡杰的历程给许多人带来了启发,越来越多的作者加入了公民影像的行列,突破禁区,进入人们真实的生活,反映社会现实。如受工伤的农民工怎么获赔、罢工的工人怎么罢工、患上艾滋病之后怎么办、一个村的选举怎么被操纵、警察怎么抓小姐、异见者怎么聚会、网友被捕了怎么声援等等。这些当前发生的真实的故事,以视频发布,并在网上流传,虽然它们会遭到封闭、删除,但是作者读者可以再发布,再流传。可以预见,公民影像将愈加流行,成为异于官方的时代见证。那时,我们不要忘记,胡杰是先行者、带头人。
(2010/08/0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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