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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谁掌控共产党

[短论]
   

(也谈如何看待共产党)


   

徐水良


   

2010-8-15日


   
   
   共产党并不是铁板一块,七千多万共产党员,真正拥护共产党的,没有多少。笔者1991年刑满出狱以后,在工厂、在工厂宿舍、在附近街道,常常有工人和附近居民围过来跟我聊天,其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干部和党员,他们都一致对我说:“已经没有几个共产党员不反对共产党了”。一旦共产党垮台的时候到来,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将和全国人民一样,奋起推翻共产党。
   
   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情况,必须等突发事件发生,才会产生。在平常时期,按照共产党的制度,掌控共产党的,是一个寡头集团,并且起决定作用的,是共产党掌握枪杆子的党魁。在平常情况下,即使除了寡头集团以外的全体党员都反对共产党,这个寡头集团坚持极权专制的顽固态度,仍然不会改变。
   
   而且,进一步,即使到了这个寡头集团中的大多数人,都不赞成这个党掌握枪杆子的实际党魁,有时甚至包括这个党的名义上的傀儡党魁,也不赞成掌握枪杆子的实际党魁时,只要这个实际党魁顽固不化,共产党极权权专制,仍然不会改变。64事件,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
   
   代表共产党的,不是寡头集团的名义党魁,也不是寡头集团的多数成员,更不是全体共产党员,而是掌握军权的实际党魁。
   
   历史发展到今天,即使这个共产党寡头集团内部,大多数人也都知道共产党极权专制无法长久维持,共产党总有一天会垮台,中国迟早要实行民主。甚至连李鹏这样的极端顽固派,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人民日报一次主任以上会议上,也承认多党民主制迟早是要搞的。
   
   共产党大官和寡头集团中的许多人,白天在会上大讲一党专制,晚上回家就大骂共产党腐败。但是,在平常时期,除了极少数几个,没有人敢公开反对共产党。敢于公开反对共产党的,在共产党顽固的惰性制度下,立刻会被边缘化,变成另类。
   
   即使共产党的党魁头脑中有开明思想,如戈尔巴乔夫,如胡耀邦,由于共产党的保守制度,以及党内长期形成的顽固保守的习俗,平时也必须小心谨慎,少讲开明的话,以免被共产党制度固定下的一党极权专制赶下台。
   
   只有到了可以使共产党垮台的突发事件以后,情况才会急剧变化。
   
   因此,一方面,看不到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和差别,把共产党看作铁板一块,当然不对。但目前似乎也没有人会持这样的看法。这只是无敌派花瓶民运,捏造出来污蔑强加给有敌派、以便加以攻击的荒唐观点。
   
   但另一方面,花瓶民运用反对把共产党看作铁板一块作幌子,夸大共产党内部的分歧和矛盾,来散播对平常时期共产党内开明派的幻想,说中国可以在这些开明派领导下,走温和缓进,逐步改良的道路,完成转型,说中国不需要走突发事件革命变革的道路,并且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和谩骂革命。他们无视共产党一再声明坚持一党专制不动摇的实实在在的客观现实。反对别人将自己的行动和策略建立在这个实实在在的客观现实基础之上,相反,要别人把自己的行动和策略建立在中共会自行改革转型的假设和幻想之上,这是无敌派和花瓶民运地地道道的欺骗。
   
   对刘亚洲的某些开明思想,应该肯定和欢迎,给以相当程度的重视和支持;对他的仍然保留的错误观点,则需要帮助。
   
   刘亚洲虽然是太子党,能够起相当大的作用,但他不在权力中心,在共产党体制下,他的作用一般不会很大。
   
   最近某些势力,包括花瓶民运,他们自己搞三反一温和,散播幻想,有点失灵,于是利用米尼奇克,拉洋人搞三反一温和,帮共产党来“维稳”,把一个平常不过的贯彻三反一温和的事情,说成不寻常的事件。现在又利用刘亚洲先生旧文,来散播幻想。这些做法,都说明他们已经黔驴技穷。
   
   
   

评刘亚洲的政治转型预言


   

三妹


   
   
   有共产党背景的凤凰网把中国国防大学政委、解放军高级将领刘亚洲六年前的旧作《西部论》进行新编后刊登在了它的电子版上,其中一段政治转型的预言似乎使人耳目一新,其实漏洞多多,他说:“十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中国将会出现伟大的变局,政治体制改革是历史赋予的使命。我们不可能有退路。”
   
   我们不妨细想一下,这段话是否禁得起如下几个挑战。
   
   一:毫无疑问,刘亚洲是站在党的立场说这段话的,“我们不可能有退路。”中的“我们”指的是党,刘亚洲也把自己包括在内。那句“政治体制改革是历史赋予的使命”,想必指的是历史赋予给党的使命,老百姓只有等待的份。如果真像刘亚洲预言的那样,这使命是共产党专有的,那么试问,这个不受任何权力制衡的共产党能否自我改革,能否靠自身力量演变成民主制度?
   
   二:“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这句话也不经推敲。历史已经证明,共产极权制度转变为民主制度的前提是:共产党及其极权政府必须先垮台,人民才有可能建立民主制度;东欧国家和苏联的体制转型都证明了此点。照刘亚洲的话,是不是中共极权会创出个先例,共产党与反对党共生、共治,共同建立民主?看来刘亚洲也解释不了这个漏洞,所以他把中共极权改成了威权,把中共的性质改了。这样把虎说成猫,避免了“与虎谋皮”之嫌,中共还会像猫一样乖乖地“转型”。这种空口白话除了误导,还有什么作用?
   
   我们都知道威权制度给民间社会一定的自由空间,民间可民办报纸,如当初国民党统治的台湾,国民党在大陆掌权的三、四十年代,民间都有数百份民办报纸,这就使民间具备一定的监督制衡政府的力量,官民之间也有了良性互动的希望和土壤。因此,威权制度可以和平转型为民主制度,例如台湾的制度转型;而强硬残暴的极权制度不可能像威权制度那样和平转型为民主制度。中共政权就更是如此,它极为强硬残暴,严控媒体不让一步。越是强硬残酷的极权国家,转型就越惨烈。
   
   三:刘亚洲呼吁政治转型的本意到底是什么?是希望中国转型到民主制度后共产党还执政?还是中共像东欧极权国家那样彻底垮台,人民建立真正民主制度?从他的“我们”的救党立场看,他不会接受共产党垮台的结局,看来他的愿望是前者。如果是前者,刘亚洲这段话就等于白说,关心中国民主的人们也不必为这么一句空话欢欣鼓舞。因为,中共连“共生共治”的分权恳求都不能接受,竟把刘晓波抓进监狱。
   
   下面一段是一位网友对我上星期发表的文章《简评刘亚洲现象》的跟贴,他清楚指出刘亚洲的《西部论》是敌视西方的强军富民思维,透彻剖析了中共搞贵族民主赚吆喝的心态,节选如下:
   
   《西部论》按党文惯常手法以“国家危机意识”开章,大段落重复如何应对“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引出强军和富民思维,最后近乎硬行拼入那仅有的两段政治改革文字——引人“兴奋”的话,与本文极不协调却能得到强烈反响,可见众生盼恩赐之自由何其苦久。不过想要以世界为敌的目的而进行民主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这种以功效为目的进行的改革,除了赚来吆喝之声,很难取得多数民众的信任,也无法消除贵族对民众的疑惧和贵族之间相互的猜忌,没有民众的参与,这种民主改革只不过是贵族民主。红色贵族内部是不可能达成共同的利益目标,其内部很长时间相互的清洗和出卖并不太可能因为这三十年来的利益分享而消除,对毛的态度就表明他们之间虚假的和睦,(表明他们)掌握政权的合法性毫无根基也没有道理。分割权力演变成谁的拳头大的比拼会使社会比现在更为混乱,最终还原出一个极权。刘中将此文有整合思想的用意,不放弃敌视的思维,仅建立一个民主的、军备超强的国家当真是可行的吗?
   
   正如这位网友所言,贵族在上面争斗利益分享,人们在底下苦苦盼望,盼了三十年,党内也没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开明派”和“改革派”。事实是,不要说中共党内不会出“开明派”,党外也不会出。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开明程度极为有限,与当初的苏联自由人士根本不能比。当初在极权的苏联,出现了一大批彻底否定苏共的知识分子和作家: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古拉格群岛》的作者索尔仁尼琴、《不是单靠面包》的作者杜金采夫、《让历史来证明》的作者梅德维捷夫、被西方誉为反共斗士的马克西姆莫夫……,虽然这些作家在苏联解体后出于大俄罗斯主义而有些错误的思维和言论,但是当初他们都是坚定地彻底否定苏共的。可是在中国,我们没有像苏联当初那样出现一批彻底否定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却出了一批救党派。原因何在?
   
   究其原因,中共发动了太多的残酷的政治整肃和洗脑运动,中国经历了太多的群体屠杀,有独立意识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反共正义人士被屠杀了好几批,整肃和屠杀造成的思想断层使得中共外部很难出现有自由思想和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而中共内部除了政治整肃运动外,其官场的残酷和黑暗,其安排领导层继承人的封闭式的黑箱作业,以及其逆向选择的方式,都使其内部很难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开明人士。现在中共官场买官卖官已是常态,这么个烂窝还能出戈尔巴乔夫?
   
   如果不具备当初苏联知识分子彻底否定共产党的思维,如果不具备只有共产党倒台才能建立民主制度的意识,那么,空谈政治转型就没有实质意义。
   
   有人说,那些人为了保住生活和地位不可能公开说否定中共的话,你三妹这样要求国内人是过激。而事实是,他们根本就对中共没有彻底的认识,不要说刘亚洲没有这个认识,救党的辛子陵们也没有这个认识,就是被国内知识分子誉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李慎之也没有这个认识。他曾在一九八五年亲口对我说,他不会叛党的。虽然一九八九年中共屠杀六四学生的恶行使他的思想有所转变,但是十年后的一九九九年他写的《风雨苍黄五十年》表明他的思想的局限性还是非常大,他还是不会叛党的。他到死都坚信马克思、恩格斯。他在自己的代表作《风雨苍黄五十年》中,还把恩格斯当作经典引用。在邓小平下令屠杀学生十年后,他仍对邓小平的“渐进主义”“稳定压倒一切”给以肯定,还企盼地指责江泽民“为什么不以邓小平为榜样,在邓小平因为历史局限不得不止步的地方重新起步,给中国的政治改革打开一个新局面?”如果李慎之对共产党都不能彻底否定,那么,说“我们都是救党派”的辛子陵,说“毛泽东革命有功,执政有错,文革有罪”的李锐能有这个认识吗?那一大批救党派们的思想能超过李慎之吗?
   
   因此,不要迷信高官名人,只要看他说话有没有实质意义,是不是还在那挽救无可救药、祸国殃民的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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