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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我们的“中国梦”——北大演讲全文

龙应台:我们的“中国梦”——北大演讲全文
   
   来源:台湾联合报2010年8月9日
   
   本月一日,龙应台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发表演讲“文明的力量:从乡愁到美丽岛”。前一天同一地点,她刚从深受大陆知识份子推崇的报纸“南方周末”手中,接下“二○一○中国梦践行者”奖杯。

   
   龙应台这次在北大演讲,吸引超过千名听众。龙应台在演讲中回应“南方周末”请她谈“中国梦”的要求,侃侃而谈一九四九之后,台湾人面对“中国梦”的破灭与转折,最后期待中国以文明大国的形象崛起于世界舞台。
   
   上周四南方周末以删节方式刊出龙应台演讲内容,引起华文读者上网寻找演讲全文。龙应台得以“解禁”在大陆公开演讲,演讲内容谈及“美丽岛事件”等敏感议题却未遭官方封杀,深具意义。联合报获龙应台同意,今天刊出演讲全文,以飨读者。
   
   我们的“中国梦”
   
   第一次接到电话,希望我谈谈“中国梦”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一千枚飞弹对准我家,我哪里还有中国梦啊?”
   
   可是沉静下来思索,一九五二年生在台湾的我,还有我前后几代人,还真的是在“中国梦”里长大的,我的第一个中国梦是什么呢?
   
   我们上幼稚园时,就已经穿着军人的制服、带着木制的步枪去杀“共匪”了,口里唱着歌。当年所有的孩子都会唱的那首歌,叫做《反攻大陆去》:
   
   反攻 反攻 反攻大陆去
   大陆是我们的国土
   大陆是我们的疆域
   我们的国土 我们的疆域
   不能让共匪尽着盘据
   不能让俄寇尽着欺侮
   我们要反攻回去 我们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把大陆收复 把大陆收复
   
   这不是一种“中国梦”吗?这个梦其实持续了满久,它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图腾,也被人们真诚地相信。
   
   仓皇的五十年代进入六十年代,“中国梦”持续地深化。余光中那首《乡愁四韵》传颂一时: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那酒一样的长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那血一样的海棠红
   那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一九四九年,近两百万人突然之间被残酷的内战连根拔起,丢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甚至很多人没有听说过的海岛上。在战火中离乡背井,颠沛流离到了岛上的人,思乡之情刻骨铭心,也是无比真诚的。那分对中华故土的魂牵梦绕,不是“中国梦”吗?
   
   梦的基座是价值观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种“悲愤”的情结中挣扎着,我这代人在他们乡愁的国家想像中成长。但是支撑着这个巨大的国家想像下面,有一个基座,垫着你、支撑着你,那个基座就是价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么?台湾所有的小学,你一进校门门当头就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进入教室,简朴的教室里面,墙壁上也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万的“格言”里找出那个最基本的价值的基座,大概就是这四个字。
   
   小的时候跟大陆一样,四周都是标语,只是内容跟大陆的标语不一样。最常见到的就是小学里对孩子的解释:
   
   礼,规规矩矩的态度。
   义,正正当当的行为。
   廉,清清白白的辨别。
   耻,切切实实的觉悟。
   
   上了初中,会读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释就来了: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仲
   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顾炎武
   
   “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这些价值在我们小小的心灵有极深的烙印。
   
   二○○六年,上百万的“红衫军”包围总统府要求陈水扁下台,台北的夜空飘着大气球,一个一个气球上面分别写着大字:“礼”,“义”,“廉”,“耻”。我到广场上去,抬头乍看这四个字,感觉好像是全台湾的人到这广场上来开小学同学会了。看着那四个字,每个人心领神会,心中清晰知道,这个社会在乎的是什么。
   
   除了价值基座,还有一个基本的“态度”。我们年纪非常小,可是被教导得志气非常大,小小年纪就已经被灌输要把自己看成“士”,十岁的孩子都觉得自己将来就是那个“士”。“士”,是干什么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级的国文老师叫林弘毅,数学老师叫陈弘毅。同时期大陆很多孩子可能叫“爱国”、“建国”,我们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们都是要“弘毅”的。
   
   对自己要期许为“士”,对国家,态度就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这是蒋介石的名言,我们要背诵。十一二岁的孩子背诵这样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为国家去死。
   
   然而在“国家”之上,还有一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
   
   对那么小的孩子也有这样的期待,气魄大得有点吓人。饶有深意的是,虽然说以国家至上,但是事实上张载所说的是,在“国家”之上还有“天地”,还有“生民”,它其实又修正了国家至上的秩序,因为“天地”跟“生民”比国家还大。
   
   十四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国语》,《国语》是两千多年前的经典了,其中一篇让我心里很震动: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
   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最后一句,简单几个字,却雷霆万钧,给十四岁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这个价值系统,形成一个强固的基座,撑起一个“中华大梦”。
   
   我是谁?
   
   这个中国梦在一九七○年代出现了质变。
   
   一九七一年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台湾人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变成了孤儿。可是,最坏的还没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一号,中美正式断交,这个“中”指的是当时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台美断交,中美建交。长期被视为“保护伞”的美国撤了,给台湾人非常大的震撼,觉得风雨飘摇,这个岛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种被整个世界抛弃了而强敌当前的恐惧之下,救亡图存的情感反而更强烈,也就在这个背景下,原来那个中国梦对于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强化了,因为危机感带来更深更强的、要求团结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陆人很熟悉的《龙的传人》,是在那样的悲愤伤感的背景下写成的。这首歌人人传唱,但是一九八三年,创作者“投匪”了,歌,在台湾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陆传唱起来,情境一变,歌的意涵又有了转换。
   
   你们是否知道余光中《乡愁》诗里所说的“海棠红”是什么意思?
   
   我们从小长大,那个“中国梦”的形状,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地图,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叶的形状。习惯这样的图腾,开始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前面好几年,我都还有种奇怪的错觉,以为,哎呀,这中国地图是不是画错了?
   
   一九七○年代整个国际情势改变,台湾的“中国梦”开始有分歧。对于一部分人而言,那个“海棠”中国梦还虔诚地持续着,可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样了。
   
   梦,跟着身边眼前的现实,是会变化的,一九四九年被连根拔起丢到海岛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辈,这时已经在台湾生活了三十年,孩子也生在台湾了—这海岛曾是自己的“异乡”却是孩子的“故乡”了,随着时间推移,无形之中对脚下所踩的土地产生了具体而实在的情感。所以,你们熟悉余光中先生写的那首《乡愁》,却可能不会知道他在一九七二年的时候创作了另外一首诗,诗歌礼赞的,是台湾南部屏东海边一个小镇,叫枋寮:
   
   车过枋寮
   雨落在屏东的甘蔗田里
   甜甜的甘蔗 甜甜的雨
   从此地到山麓 一大幅平原举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长途车驶过青青的平原
   检阅牧神青青的仪队
   
   余先生这首诗,有“中国梦”转换的象征意义。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还有一首我称之为“里程碑”的歌,叫《美丽岛》。
   
   一位淡江大学的年轻人,李双泽,跟很多台湾年轻人一样,七○年代发现台湾不能代表中国,而且逐渐被国际推到边缘,在危机感和孤独感中,年轻人开始检视自己:为什么我们从小被教要爱长江、爱黄河、歌颂长城的伟大—─那都是我眼睛没见过,脚板没踩过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边,怎么就从来不唱淡水河,怎么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村子里头小山小河的名字?台湾也不是没有大江大海呀?
   
   青年人开始推动“唱我们的歌”,开始自己写歌。那个“中国梦”显得那么虚无飘渺,是不是该看看脚下踩的泥土是什么样?他写了《美丽岛》,改编于一首诗,一下子就流行起来,大家都喜欢唱。
   
   《美丽岛》真的是代表了从中国梦慢慢地转型到“站在这片泥土上看见什么、想什么”的“台湾梦”里程碑:
   
   我们摇篮的美丽岛
   是母亲温暖的怀抱
   骄傲的祖先正视着
   正视着我们的脚步
   他们一再重覆地叮咛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他们一再重覆地叮咛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婆娑无边的太平洋
   怀抱着自由的土地
   温暖的阳光照耀着
   照耀着高山和田园
   我们这里有勇敢的人民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兰花
   
   一九七五年,我二十三岁,到美国去读书,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从早上八点到半夜踩着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课之外就有机会去读一些中国近代史的书,第一次读到国共内战的部分,第一次知道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对共产党员的杀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么多都是被党和国家机器所操纵的谎言,这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十年之后写了《野火集》,去“腐蚀”那个谎言。
   
   一九七九年,我个人的“中国梦”也起了质变。在中国梦笼罩的台湾,我们是讲“祖籍”的。也就是说,任何人问,龙应台你是哪里人,我理所当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这么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几十年,到一九七九年,中国大陆开放了,我终于在纽约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一个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这个朴实人刚刚从湖南出来,一口浓重的湖南腔。有人冲着他问“你是哪里人”,他就说“我是湖南人”,问话者接着就回头问我“你是哪里人”——我就愣住了。
   
   我不会说湖南话,没有去过湖南,对湖南一无所知,老乡站在面前,我登时就说不出话来了。这一辈子的那个“中国梦”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儿了,这是一九七九年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原来啊,我是台湾人。
   
   一起做梦,一起上课
   
   从海棠叶的大中国梦慢慢过渡到台湾人脚踩着泥土的小小台湾梦,人民在七○年代末八○年代初开始问“我是谁”。八○年代后,台湾两千多万人走向了转型,自我感觉就是越来越小,什么事情都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点做。所以,台湾人就一块儿从大梦慢慢转到小梦的路上来了,开始一起上八○年代的民主大课。这个民主课程上得有够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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