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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的秋瑾与炙手可热的武则天

寂寞的秋瑾与炙手可热的武则天
   ——熊飞骏
   
   (一)
    在中国两千二百多年的极权专制社会里,有很多美丽的女人影响甚至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但真正杰出的女人只有两位:一是武则天;二是秋瑾。

   
    我生平最崇拜是女人则是鉴湖女侠秋瑾!我的第一首诗作就是献给她的。
    1984年4月,我生平第一次外出长途旅行,在杭州西湖西冷桥畔的秋瑾墓前,我竟然痴痴地呆立了整整一个下午,泪水盈满了眼眶……因仰慕谪仙李白的缘故,早期出游时有随身携带墨笔纸砚的习惯,太阳落山时分,我在墓前的石阶上铺纸运笔,写下了生平的第一首古体诗:
    西湖凭吊秋瑾墓感咏
   
    须眉男子应堪羞
    西子湖边吊女流
    鉴湖巨星坠碧土①
    血染丹青举国忧
    龙泉鸣壁恨何在②
    宝刀岂肯觅封侯③
    堪叹湖畔痴心女
    何不郎前挂吴钩④
   
    (①、秋瑾自号“鉴湖女侠”;②、秋瑾曾有诗作:“谁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③、秋瑾曾作过《宝刀歌》抒发报国情怀;④、吴钩为春秋时期吴国制造的一种杀伤力很强的兵器。)
    还不等诗笺上的墨迹干透,我就像一个虔诚“朝圣者”,把那首诗在秋瑾的墓前烧化。当晚风吹灭最后的一丝火苗时,夕阳已经把远处的群山烧成一片血红……
   
    秋瑾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女英雄!她不但具备经天纬地的旷世奇才;还拥有感天恸地的伟大人格力量。在那个“万马齐喑究可哀”的黑暗时代,一个女人在三十年的短暂人生中绽放出的理想光华穿透了几千年的沉沉黑夜,在中国历史上虽不算“后无来者”;但也绝对是“前无古人”的。
    秋瑾出生于书香世家,年轻时随父赴湘,嫁与湘潭富商王廷均为妻,生有一子一女。在那个山河破碎国难当头的年代,秋瑾不甘心像绝大多数妇女一样把眼光局限于自己的小家庭,做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而是放眼神州大地,像男儿一样走出家门,致力于国家振兴民族进步的伟大事业,肩负只有男人才能承担的民族责任。她早期的一首诗《杞人忧》就是这份情怀的真实写照:
    :幽燕烽火几时收,
    闻道中洋战未休;
    膝室空怀忧国恨,
    谁将巾帼易兜鍪。
   
    1900年,王廷均用开当铺赚来的“十万雪花银”谋了个民政部司长(户部主事)的官位。秋瑾随夫移居首都北京,地位由“老板娘”晋升为“官太太”。但秋瑾并没有像绝大多数女人一样陶醉于“夫荣妇贵”;相反对那个用金钱铺路的官僚家庭滋生出了发自灵魂深层的反感和隔阂,并下定决心要离开这个家去寻求更丰富更有魅力的人生。
    1904年,秋瑾变卖部分首饰,毅然决然东渡日本,去那个“一夜间崛起的帝国”寻求救国救民的药方。封建中国的成年女子是足不出户的,上流社会的阔太太们更是侯门深锁,除至亲之外难得见到别的男人。一个为人妻为人母的美丽官太太抛夫别子远涉重洋,造成的社会震荡无异在京城引爆了一颗原子弹,不是大智大勇意志坚定者断然无力承受,其间所受的阻力不是今天的女人能够想象的。
    在东渡日本的航船上,秋瑾伫立般头,望着波涛汹涌的大海,咸咸的海风把她的头发和黑色的披风吹起,一首“纵使须眉也汗颜”的抒情诗跃然纸上:
   漫云女子不英雄,万里乘风独向东。诗思一帆海空阔,梦魂三岛月玲珑。铜驼已陷悲回首,汗马终惭未有功。如许伤心家国恨,那堪客里度春风。
    在日本留学期间,秋瑾积极投身于民族救亡活动,与陈撷芬发起“共爱会”,和刘道一等组织“十人会”,创办《白话报》,参加洪门“天地会”,任军师一职。当时日本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其中不乏胸怀济世报国大志的英雄豪杰,秋瑾经常和他们聚会畅谈救国壮志,探讨中国自强方略,豪情像山野的闪电照亮了中国的未来之路。她在与爱国志士聚餐时作的一首《对酒》诗放射出的报国豪情连天地也为之变色。
    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 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
    1905年春夏间、秋瑾回国探亲,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七月再次东渡日本,在黄河舟中偶见日俄战争地图,对两个强盗国家把中国作为争夺赃物战场的无赖行径义愤填膺,当即赋诗一首:
   万里乘云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秋瑾重返日本后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翌年因抗议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歧视政策,失去了在日本继续求学的资格,回国赴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不久任教于浔溪女校。
    1907年1月,秋瑾联络几位巾帼须眉创办《中国女报》,在报上撰文宣传妇女解放,主张提倡女权,传播革命火种,并积极从事反清救亡活动,在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计划响应同盟会策划的萍浏醴起义。1907年2月,秋瑾接任大通学堂督办,不久就把这所新式学堂改造成革命救亡的基地,与徐锡麟分头准备在浙江、安徽两省同时举行推翻满清王朝的起义;联络浙江、上海军队和会党组织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领,自任协领,计划7月6日在浙江、安徽同时发难。皖浙两省起义消息不幸泄露,徐锡麟刺杀安徽省长后以身殉国。秋瑾也于七月十三日在大通学堂被捕;七月十五日那天阴云四合,天愁地惨,日月无光,秋瑾在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绝句后,在浙江绍兴轩亭口从容就义。
    1912年12月9日,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孙中山亲临秋瑾墓前致祭,手书挽联一幅:
    “江户矢丹忱,重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
    1916年8月16—20日,孙中山、宋庆龄游杭州,再赴秋瑾墓前凭吊。孙说:“光复以前,浙人之首先入同盟会者秋女士也。今秋女士不再生,而‘ 秋风秋雨愁煞人’’之句,则传诵不忘。”
    秋瑾不但是一位前无古人的巾帼英雄;还是一位前无古人的杰出女诗人。她的诗像燎原烈火,照亮了专制中国黑暗的夜空。诗中透射出的豪情壮志,连豪放派词坛的泰山北斗苏轼、辛弃疾也无法与之比肩。除了上面录入的几首诗外,千人咏唱的《赤壁怀古》最能折射女英雄深厚的诗词底蕴:
    赤壁怀古  潼潼水势向江东,此地曾闻用火攻。  怪道侬来凭吊日,岸花焦灼尚余红。
    (二)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是最聪明能干也最成功的女人;同时也是最残暴冷血为了权力不择手段的邪恶女人!
    经过近二十年媚俗影视剧的短视炒作,武则天的生平事迹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所熟知,在这里就没有赘述的必要了。
    武则天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时间很长,实际掌权的时间接近半个世纪。这么长的最高权力生涯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掌权期间又正值中华民族最光辉灿烂的时代,中国人的民族素质在这个星球上首屈一指,这么好的执政条件应该有机会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可实际情况恰好相反,武则天的“业迹”确然是惊天动地的,但不是什么“伟业”;她执政期间的所作所为除了用“聪明至极”和“邪恶至极”两词来形容外,我实在想不出更为确切的字汇。
    中华文明最丑陋的暗点是“刑讯司法”和“特务政治”!这两样“阴暗成果”则是武则天的“创举”。
    武则天的“聪明”和“邪恶”集中体现在任用酷吏和奖励告密上。
    武则天时期刑法的主要功能不是防范和制裁犯罪;而是被用来打击“人性较为充分的体面人士”。司法机关的“工作”不是侦查犯罪事实;而是让“黑名单”上的落网者承认早就议定好的“罪行”。要想让一个无辜者低头认罪,尤其是迫使拥有过人品格的钢筋铁汉承认那些不但毁灭自身还有可能殃及他人的莫须有罪名,非得动人灭绝人性的惨酷刑法才能达到目的。这样的“血腥刑法”不是有良知者想得出来且能付诸实施的;只有那些天性残暴冷血的人间禽兽才能身体力行。武则天的“酷吏”也因此一个个粉墨登场。
    武则天执政期间前后任用了三十多名“酷吏”,其中十一个干出了很出色的“政绩”,他们是丘神责力、索元礼、侯思止、万国俊、王弘义、周兴、来俊臣、傅游艺、来子王旬、郭霸和吉顼。这些人多半出身无赖,心灵阴暗、品格低劣,血质中潜藏着“虐待狂”基因,除了害人媚上外没什么真本事,对自己的本职工作知识——“法律”更是一窍不通。
    侯思止是无赖酷吏的典型代表,此人本是像武大郎一样专卖炊饼的小贩,后因经营不善沦为奴仆(连武大郎都不如),凭借告密提升为游击将军,由白丁而骤至五品官衔。侯思止还不满足,要求武则天改任他为御史,以便将告密害人生意做大做强。武则天说:“你不识字,如何胜任御史?”侯思止说:“獬豸何尝识字,却勇于除奸!”武则天龙心“大悦”,立即任命侯思止为侍御史,又拿先前没收的一处住宅赏赐给他。侯思止拒绝接受,并振振有辞地说:“我憎恶谋反之人,绝不愿意居住他们的房子。”邪恶无耻之徒做起戏来就像某些贪官主动上邀部分“礼品”一样,在上司眼中怎么看上去也像大汉的嫖骑将军霍去病,后者有“匈奴未来,何以家为!”的豪言壮语。  侯思止对法律一窍不通,却以审讯宰相魏元忠一案闻名于世。当魏元忠拒绝承认谋反时,侯思止认为魏元忠空言狡辩,把魏元忠双脚捆住,像骑马坠蹬似的在地上倒拖。
    用丝毫不通法律且蔑视嘲弄法律尊严的无赖来主管司法工作,是武则天对中华文明的最大“贡献”,这项“文明成果”被明王朝以后的中国人忠实继承下来并屡有创新,成为现代中国最沉重的历史包袱之一。今天的中国人一边抱怨当权者执法犯法;一边在电视机前大拍武则天的马屁,这是一幅多么可悲的时代景观!
    武则天时期最著名的酷吏是来俊臣。此人年少时不务正业,曾因奸淫盗窃罪被捕入狱,后以告密起家,擢升为侍御史,负责审理“莫须有谋反案”。凡武则天交办的“谋反”案件,经他审理判决,“蒙冤者”就永无翻身之日。武则天也索性把他着意培养成一匹恶犬,放他四处咬人。在他当权期间,所有的政府官员和民众,无一不在他的酷刑之下发抖。
    为了把每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谋反案”做大做强,让根本没有犯罪的被告“坦白从宽、低头认罪”,来俊臣发明了中华文明史上最有生命力的“法律著作”——《罗织经》,其主要内容如下:
   “  1、先确定对象。    2、由特务们从四面八方向有关机关或当权人物,发出告密信件或检举信件。    3、等候有关机关或当权人物把这些信件交下调查(事情发展到此对象的命运已经确定。也可以说,当酷吏在确定对象时,对象的命运就已经确定,因为那些涉及到谋反叛国的信件,不可能不交下来。)    4、根据这些交下来的信件,把对象逮捕审讯。    5、审讯时施用酷刑,取得理想的口供。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拒绝招认而死于酷刑之下,就又多了另一个罪名:“畏罪自杀”。被告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招认,一是死于酷刑之下。    6、审讯时,叫被告们在口供中互相牵引,并扩大到向社会牵引,人数多寡和范围大小,由当权人物或酷吏决定。    7、把被告口供整理编撰,使互相吻合,毫无破绽。于是程序完成,一件叛国谋反巨案,宣告破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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