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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垃圾桶基因

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垃圾桶基因
   
   ——熊飞骏
    每逢走在大街上,目光总是不自主地被街道两旁的垃圾桶所吸引,总是不自主地纳闷这东西够奇怪的,除了垃圾外不装任何正经东西?今天的垃圾桶和十年前有了很大的改观,外部形象日新月异;部分大中城市的垃圾桶在大街上还构成以一道独特的“风景”。但无论这东西外观上取得了多大的“进化”,内容物却没有任何进化,装的依旧是垃圾!
    近些年潜心研究中华文明的进程,为此翻阅了大量的历史书籍,解读了大量的社会现象。当我静下心来探视中华文明的走向和轨迹时,脑海里总有个不详的东西在里面晃悠。开始还不明白那个“不详之物”是什么?等到读完二十四史,诠释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怪状”时,再蓦然回首,发现那个不详之物竟然是垃圾桶?!

    中华文明在古代光芒万丈,气吞山河,在世界各大文明中首屈一指。尤其是盛唐文明,吸引了欧亚大陆仁人志士的注目。那时的唐帝国就象今天的美国,世界各地的才俊之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中国跑;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外国常住居民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象今天的纽约有中国人聚居的“唐人街”一样,那时的长安也有专门供波斯人聚住的街区,整个城市看上去就象一个供世界各色人种尽情表现的万国人种博览会。不仅仅首都外国人多,其余大中城市也有不少外国人,就象美国西部旧金山有很多中国人一样,中国南部广州的波斯商人在唐末居然超过十二万!
    中华文明最灿烂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那时的中国虽然四分五裂,战争是最经常的政治生活,但却是思想大解放的时期。在异常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下,中华文明表现出璀璨夺目的姿态,在短短五百年的时期内,取得的文明成果比两千二百年的极权专制社会文明成果的总和还要多。中国是一个缺少思想家的国度,五千年文明史只出了十位真正的思想家,但春秋战国时期就占了八位。他们是孔丘、旬况、墨翟、庄周、李耳、孙武、韩非子、孟轲;剩下的两位是胡适和鲁迅(笔者自己得出的结论,不具备权威性)。除了思想成果外,与人们生活休戚相关的实用技术和劳动生产率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与周王和郑伯交战的春秋初年相比,战国末期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近十倍的水准,这从各国能够供养的军队人数可以看出来。赵王国在长平之战中出动了五十万野战军,加上驻守代地的十万边防军和近十万的城防后勤部队,赵王国常备军的总数应该在七十万左右。春秋初年大诸侯国不过拥有几千人的常备军(武王伐纣时纣王出动七十万军队一说不实,就算是事实也是临时召集的亦农变兵的军队,就如美国早期的民兵一样,而不是由国家常年供养的常备军),赵王国在立国之初(公元五世纪)的常备军人数也不会超过七千。假设赵王国在战国时期面积扩大了十倍,要供养扩充近百倍的常备军,生产力也应该提高十倍才成。
    战国末期中国的生产力比欧洲高出十倍以上,那时中国收获量高达播种量的几十倍甚至近百倍;可欧洲直到十四世纪收获量仍只有播种量的三至四倍!可见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取得了多大的进展?春秋战国时期达到的农业生产力水准在整个封建专制时期的中国都无法超过,宋代水稻引进后也只是在南方取得了超越那时的生产力,辽阔的北中国则“涛声依旧”。甚至直到今天,中国的农业生产率相对于春秋战国也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与春秋战国毗连的西汉时期,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产粮两千斤,每个农业人口每年口粮四百六十八斤,全国每人每年占有粮食六百四十斤。从汉以来的两千年,我国农业虽然有所发展 ,但农业劳动生产率,每个农业人口的口粮数和全国每人每年平均占有粮食数仍在汉代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徘徊。
    从思想界和生产力水准达到的高度,说明了中华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取得了何等丰硕的成果!
    中华文明在汉唐时期也取得了令人炫目的进展。这段时期的文明成果主要体现在军事、文学成就和国际影响方面,中国人象一个无坚不催的猛士,生龙活虎一样使山河动摇,带给地球人以强烈的震撼,引来四夷宾服万邦来朝。最突出的军事成就是对匈奴的征服,这个曾经令中国定期进贡漂亮公主的马上民族,大部被中国收编,小部背井离乡,向不属于中国版图的遥远西方流浪。这支汉民族的手下败军,却成为西方世界的劲敌。他们一路向西打出,沿途摧毁所有的抵抗,在西方引起多米诺骨牌式的民族大迁徙,并于三百年后战胜西方最强大的西罗马帝国,兵临罗马城下。罗马皇帝只好献出美丽的公主……唐帝国的军事成就也是空前绝后的,汉民族控制的疆土向西向北各推进了几千公里,西界一直抵达中亚的塔什干城。前苏联的巴尔喀什湖和贝尔加湖成为中国的内湖。唐帝国最杰出的帝王李世民被各国封为“天可汗”,意为“统治世界的帝王”。
    唐帝国的文学成就可以用群星璀璨来形容,李白、杜甫、白居易、杜牧等文学巨匠把中国诗歌推上了后世无法超越的水准,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
    汉唐文明虽然取得了万邦嘱目的成果,但和春秋战国文明相比无疑要逊一筹。因为汉唐文明在思想界和生产力水准方面没有取得多大的突破,而思想和生产力是影响文明进程的至关重要因素。思想决定一个民族的视野和价值取向;生产力则决定一个民族的生产生活水准;高水准的价值取向和生产生活水准能把这个民族带入长久的繁荣进步。
    中华文明到了宋代以后开始走下坡路,不但没产生多少文明成果,相反孳生了不少遗害后世的恶果。最毒害中华民族的恶果就是官僚队伍的形成就官本位文化的确立,把以后的中国社会推向赤裸裸的“官僚主义”。汉民族的勇气也在官僚主义的浸蚀下消磨殆尽,从“独孤求败”堕落为“东亚病夫”,先后几次被力量远弱于匈奴的北方蛮族部分或全部征服,在长达几个世纪(南中国四个世纪、北中国五个半世纪、燕云十六州八个世纪)的时间内作了卑贱的亡国奴。
    宋文明唯一值得称道的文明成果是对知识分子的优渥和言论钳制的放松,开创了近代人类言论自由的先河。在宽松的舆论环境下,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得以部分服务于社会,取得了不少超越前人的技术成果,最著名的要数火药、活字印刷和指南针。
    中华文明最黑暗也最缺乏活力的时代是明清时期,生产力长期停滞,文化界万马齐喑,军事上被动挨打,中华文明开始了大踏步后退,整个社会不是创造新成果而是疯狂地扼杀已有的文明成果。已被证明的文明垃圾(如官僚主义和极权专制)被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优秀进步的文明成果则横遭打压直至从华夏文明中铲除,如明帝国颁布的“禁海令”就是整个地否定唐帝国的对外开放……
    综上所述,中华文明成果在两千多年的极权专制时期是每况愈下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悲剧性的景象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两千多年的极权专制体制给中华文明种植了“垃圾桶基因”。众所周知垃圾桶只热衷于收容垃圾,中华文明一旦拥有“垃圾桶基因”,在文明的继承延续过程中就会出现“取劣汰优”倾向,热衷于继承文明成果中的阴暗落后部分;而淘汰积极先进部分。
    中华文明的“汰优”机制表现如下:
    中华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最积极的成果是“思想大解放”,是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这个最先进的文明成果却被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抛弃了。一百年后的汉武帝刘彻制定“罢赎百家、独尊儒术”的短命决策,把中国人的思想禁锢在“急功近利”的狭小圈子里,奉行赤裸裸的“实用主义”,彻底铲除了产生思想家的土壤;后世的历代帝王又忠实地继承了刘彻的这一恶政并发扬光大,中华文明在思想界因此出现长期的断层。思想是文明的灯塔,窒息思想的文明等于是在黑夜里走路,要想长时间内不误入歧途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没有灯光的黑夜里走路免不了摔跟头,中华文明因此陷入周而复始的农民起义和外族入侵,文明在“解体——重建——解体”的恶性循环中停滞不前甚至大踏步倒退。
    所以汉武帝刘彻是中华文明的第一大罪人!
    汉唐文明的最突出成果是“进取精神”,因为富于进取的缘故,中华民族才一次又一次地冲破强敌的环伺围堵,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竞争对手,为汉民族拓展出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为今天的中国成为领土大国奠定了基础。遗憾的是,汉唐帝国的“进取精神”被以后的历代王朝抛弃了,恒逻斯战役(公元八世纪中期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在中亚进行的一次决定东西方命运的大决战)后的中国人一步步走向懒散、自满、守旧和固步自封。因为不思进取的缘故,中华民族在与外敌争战中一再地失败,边防线一次次被外敌突破,疆土一步步萎缩,中国人一次又一次作亡国奴……
    “尚武精神”是“进取精神”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尚武精神”是宋帝国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毁灭的。这个极端自私的无聊人物为了家族的一己私利,执切地期望中国人弱不禁风,没有体力和勇气与赵姓家族争江山。如果是仅仅这样期望到还罢了,最可悲的是赵匡胤在体制建设上作出了一连串的“努力”,为扼杀中国人的勇气和进取精神作出了制度上的保障。
    所以赵匡胤是危害中华文明的第二大罪人!
    宋文明的唯一合理部分就是优待知识分子和有限的“言论自由”,但这点可怜的合理内核也被随后的明王朝给葬送了。朱元璋针对言论自由制定了“文字狱”和“八股文”,对知识分子和言论进行变态的疯狂打压。
    中华文明的“劣胜”机制在明王朝有了最集中的体现。
    中华文明的阴暗落后部分是:极权专制、刑讯司法、官僚主义、崇尚极端、践踏人权、漠视生命价值、为富不仁、崇尚虚华、形式主义……这些文明“垃圾”是明帝国以前的历代王朝积淀下来的,明帝国对这些文明垃圾不但没进行必要的清理,相反全部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就象垃圾桶对所有的垃圾来者不拒一样。
    极权专制体制由秦始皇赢政奠定基本框架,汉武帝刘彻在细节上给予充实、宋太祖赵匡胤在制度上作出保障。到了明太祖朱元璋手里,中国的极权专制则发展到疯狂变态的地步。朱元璋不但全面剥夺了平民的参政议政权力,还剥夺了行政要员的行政自主权,把所有的权力全部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皇帝一人的精力和智力毕竟是有限的,不可能应付这个幅员辽阔帝国千变万化的政治,结果这个体制最大限度地窒息了行政活力,导致恶性行政不作为或藏在体制漏洞中乱作为,官员普通逃避责任、敷衍推诿成为官场时尚,最终导致帝国行政大面积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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