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见人士又一次喋血
   
   胡锦涛当政以来，多次在中南海向全党发出“危机意识”警报。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也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政治纲领和执政理念。然而，该党精英们却始终没有表现出政治变革的诚意，其“体制改革”方向不仅根本不具有宪政意义上的制度安排，反而不断强化敌对意识，在具体政策操作上继续封堵网路，压制言论，一再抓捕异见者。
   

   今年6月28日，四川政治异见人士刘贤斌又被冠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7日后正式逮捕。刘贤斌先生因言获罪出狱刚一年，又仅仅因为写了几篇文章，就再度失去了自由，这不能不说是他个人、他的家庭与我们整个国家的又一个悲剧。
   
   近几年来，我们这个不允许别人“说三道四”的国家，先后逮捕审判了杨天水、许万平、师涛、郑贻春、力虹、张林、陈树庆、郭起真、高智晟、严正学、胡佳、刘哓波、郭泉、黄琦、谭作人等一批思想犯，这个名单如今还在我们的“和谐社会”中不断加长，继续验证着这个极不正常的国家，异见人士正在成为执政者维系“中国特色”秩序稳定的牺牲品，国家政治民主问题继续被“稳定压倒一切”所冷冻。
   
   温家宝漂亮答词画饼充饥
   
   记得2005年12月3日，国家外交部网站刊登了头条新闻：温家宝总理接受法国《费加罗报》副总编鲁斯兰和驻京分社社长米伟文采访的全文。此文当鲁斯兰问道：在您看来，在中国实行现代化的进程中，是不是没有必要实现中国政治体制民主化？温家宝立即答道：“不，恰恰相反。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作保障，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实际，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尊重和保障人权，使人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民主权利，依法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然而，温先生在给出这样一个漂亮、抽象、画饼充饥的答词之后，接着就利用“时间”技巧进行了具体否定。温家宝接着说：“如同其他国家一样，民主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我曾经对美国朋友讲，从1863年林肯发表《解放宣言》到1963年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的演说，美国黑人真正获得选举权大约经历了100年。中国在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中推进民主建设，同样需要时间。”温先生的此种类比，至少隐含着这样一种判断：在一个13亿人的大国，用再多的时间也不为过。这使我不禁想起满清帝国末期，慈禧太后声称，20年后实现“君主立宪”的承诺。请问革命党人给过她20年吗？没有！民国时期，蒋介石也说，需要时间实现民主。请问共产党人又给过他多长时间？
   
   
   人类社会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并发展的当代世界民主潮流，正在对整个国际社会产生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民主执政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政治发展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在这一世界性民主潮流浩荡前行的过程中，一种源自人类共同利益感悟、追求的自由与平等的社会理念，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深深影响和重塑着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成为具有全球大众文化认同和政治制度安排的共同向往。由此可见，温家宝先生的时间说辞已经显得十分不合时宜。
   
   
   “偶像的黄昏”与“专权的威势”已日薄西山
   
   回首历史，民主如果没有它可以还原于社会自身需求的合理性，怎么可能在历经曲折与磨难之后，不仅在西方发达国家完成了民主现代化的转移，而且不少原本落后的国家，也在“痛苦的现代化”中，将作为舶来品的民主移植到了自己的社会，并已取得了成功。今天，不少落后国家暴力价值观的终结和专制权力话语的分崩离析已成为现实。曾几何时，人们在中世纪里匍匐在从自己精神中异化出的上帝面前，如此虔诚地接受奴役，而在“上帝死了”的后现代语话中，“偶像的黄昏”与“专权的威势”都已日薄西山，民主的认同正成为了一种时代性的发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却还在“唱红歌”、肃异己，灌输儿童拿红缨枪，学说“不许动”。
   
   如今时代，是一个人类可以使用同样卫星技术、电脑联网，资讯开放，信息汇通，整个世界的每个角落、每个家庭和每个办公室，都可以按同样的程序接受指令，交换信息，表达意愿，参与决策的全球化时代，今天一年内所诞生的新思想、新技术、新产品，是历史上一个世纪所望尘莫及的。如此日新月异，快节奏的现代化社会生活，怎么会容忍像19世纪那样老牛拉破车似的进步呢？请问我们的当政者，后对抗时代的东欧变革，俄罗斯周边的颜色革命，乃至亚洲的台湾民主，有哪个是用一个世纪的时间来完成的？由此可见，已与现代化的世界融为一体的中国，政治变革已经迫在眉睫。
   
    当然，中国民主化进程是要有个过程，需要点时间，但以忍耐著称的中华民族为争取民主与自由的斗争，自满清帝国覆灭后算起，已给足了执政者们时间。再从中共建制承诺民主日计，也有半个多世纪了。但今天政府却还在以“国家权力”压制人民权利，不仅抵制国内人民的批评，也抵制国际人权批评。要知道当今时代，已然是一个人权国际化的时代了。世界价值观念，正在从国本位向人本位立场回归，人权国际化已构成对国家权力最明确、最强有力的限制；“人权高于主权原则”，已成为世界政治化的标识。人权问题之所以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就在于经济全球化必然要以世界的政治安全、稳定与统一的秩序为条件，而人权恰恰正是世界和平的基石。侵犯人权是导致社会对抗、政治失序和暴力冲突的祸根。由此可见，人权不仅涉及个人的生命、安全与自由，而且对全人类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安全构成威胁。其实杜鲁门早在通过《联合国宪章》时就说过：“它的目的是争取实现和尊重人权。我们必须为所有地方的人争得上述目标，无论种族、语言或宗教上差别如何。否着，我们就不能在世界享有和平与安全。”这就是说，当今任何文明国家，都负有立即行动起来尊重、保护人权的义务，而不得有“时间”说辞，和被“稳定压倒一切”冷冻的企图。
   
   人的资格不是由政权或政党创立的
   
   
   人民的权利有些是可以逐步实现的，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则必须立即兑现。这是启动国家民主化进程的首要前提。《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规定，成员国应“采取步骤------逐渐达到本公约中的权利的充分实现”。因为经济、文化类的权利贯彻，大都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物质水平与财力。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不是这样，而是必须立即实现的天赋权利。
   
   人的资格不是由政权或政党所创立的，因而任何以“主权”“内政”理由做为人权限度的标准，都是非法的。国际人权专家约翰汉弗莱在《国际人权法》一书中对此问题这样强调：“在任何文明社会里，他们（指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应毫不犹豫地得到承认与尊重，这些权利的类别决定了它的绝对必要性。没有任何理由不立即实现这些权利。”这是由于这两种权利是由国家公约规定的公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基本权利，是国家意志和一切权力存在的基础。从法理上讲，对那些把这些权利视为要有漫长时间，由自己决定何时给与的执政者，公民也就不可能承认它的合法性。
   
   今天，是一个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时代，如果温家宝先生及其政府真有诚意推动国家的民主化建设，就应当立即兑现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从释放一切因行使公民权利而被关押的异议人士开始。也许建设完善的民主制度架构的确需要一点时间，但政府尊重和保护人权，则一刻也不能懈怠。（首发《议报》）
（2010/08/21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