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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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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谈谈党禁、报禁及宪法权利

一段时期以来,坊间流传什么开放党禁、报禁是当务之急,我却不那麽看。因为党禁根本就是一个不存在的问题,我国政府及执政党从来没有说过不准搞党、搞社团,至于搞不搞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总不能指望执政党、政府来帮你搞吧?那样做也不合适违背了政党独立性原则。自己不搞只能说明一、你不愿意行使权利或担当社会责任;二、你还没那个能力;三、你还处于迷信状态存在错误认识,抱持专制思想、奴性意识的人习惯于把责任全推到执政党、政府身上去,认为权利是靠恩赐得来的,那党禁就永远存在。
   
   
   
   到底党禁存不存在?只有实践才能够回答,如果你说党禁存在,那麽这一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你做试验了没有还是道听途说得来的?我国宪法上对于结社权的规定十分明确,与此同时,我国也没有任何一部法律限制公民的结社自由,执政党在历次会议上也都对民主、法治进行过明确阐释和强调,作为执政领袖的胡温没有说过不让搞、江朱也没有说过,毛邓更没有说过,并且毛还曾经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大家也都知道邓则是对改革和政治更右的人。至于个别地方个别部门或者说个别人、个别官僚,思想僵化利欲熏心不当的利用权力在执法中侵害公民权利、违背宪法、违反中央政策则是另一回事,他们当中存在不少人一方面也有迷信思想,另一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是假之以名塞一些私货而已。

   
   
   
   权利从来不是恩赐之物!作为一个社会公民你不能寄望有朝一日执政党宣布:现在开放党禁,你们搞吧!这岂不让人喷饭?这无异于执政党和政府承认过去搞过党禁现在想开了想通了不搞了,其实任何一个政府及执政党想低成本进行有效统治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有谁会喜欢反对自己那?迷信思想错误认识需要靠点滴的实践加以纠正,你不实践就没有后果。只要你能把人才、资金、和政治方案(公益方案、商业方案等)这三者结合起来,有这个能力,认为是在做一件有价值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愿意承担这个责任,这个权利其实是无法限制的。由此看来,所谓党禁其实只是一种自划自限、迷信状态和怯懦的表现,往人家执政党、政府脸上抹黑,而执政党、政府根本没有的权力你却非要强加于人,这是十分有害的,既害人又害己!
   
   
   
   在互联网时代,也根本不存在什么报禁的问题。搞舆论钳制、限制新闻自由谁都知道是愚蠢的、徒劳的,处处分兵把守却往往被各个击破着实令人难堪!那麽为何还有人总在那里搞什么所谓的报禁呢?归根到底,是一些没有工作干的人找一些事情来做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其实我们应当对这些可怜虫多报一些同情心,分管宣传的常委是不好干的被时代潮流淹没就是其宿命,不过他们的存在也的确是有价值的,唯有如此才能不断培养提高我们民族的“文化修养”及“艺术表达内力”!
   
   
   
   对于报禁不好搞、搞报禁十分辛苦总被潮流淹没,只能搞暗的不能来明的是其主要原因,我国宪法规定了言论出版自由,根据宪法第三十五条、三十六条、四十七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公民享有以下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研究创作自由、和从事文化活动的自由。
   
   
   
   言论出版自由其实就是报权,按照宪法的规定每个公民只要你愿意你都可以印刷出版你的言论、作品或其他你信奉的思想、作品,印刷一些出版物,这是一个严格受到宪法保护的权利(大家都知道言论出版自由是一个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泉)。当然,任何权利和自由都不是绝对的,对于一个社会而言个人的言论出版自由也有其一定的界限,下面我会谈到,这一点对于网站如何管理网上发言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或许还可以成为一个标准。行使言论出版的权利其实我们每天也都正在这样做,比如说,在互联网的论坛及博客中发帖跟帖,甚或我们时常在网上发表含有批评党和政府的言论,因为网上发表的文章往往会有成千上万的点击率,其实这就是一种出版行为,面对不确定的公众,这个例子跟图书、报纸出版发行何其相似?只不过一个是用纸印刷,一个则是网上印刷,论其影响力恐怕网上的方式还要更大一些。如果我们批评了党和政府那麽我们是否就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呢?我说答案是否定的,言论出版通常是思想的延伸,不同的观点需要通过辩论来加以解决,结论留待实践去检验。对于一个公民来讲批评政府是我们的权利更是一种责任,而对于执政党的执政、政府施政来讲是它必须承担的成本,这也是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早已明确写清楚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众所周知,由于我国近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历史,积累形成的官本位、权力至上文化以及奴性麻木的社会意识使得长期以来大多数公民还不习惯于过一种真正国家公民的生活,漠视自己的基本权利。与此同时,多年来,由于我国个别部门出于利益考量以及狭隘的意识形态作崇,对公民的言论、出版权利、无线电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发言等权利严格管控起来,试图搞经济上的垄断、话语权的垄断、以至文化、真理的垄断,这与中央的科学发展观、依法治国理念、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何其不同!为此人们时常生活在没有真相的恐惧当中,坊间流传的“做人不要太CCTV喽”!这近乎人们一种愤怒的表达,与此同时,严岢限制民间办报、发行出版物、办电台、电视台更有甚者老百姓自己安个“大锅”式的卫星天线收看自己喜欢的电视也要管。我国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部法律禁止、限制公民的出版自由。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出版管理条例》也只是对单位的出版活动进行了规范,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形下如果对公民的出版行为进行剥夺限制无疑将背离我国的宪法属于严重侵权行为。今年正值联合国大会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六十周年,《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1998年10月中国政府还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也明确规定“一、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二、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其它选择的任何媒介"《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这一规定与我国宪法对言论出版权利的保障完全一致。但是,这些书写到宪法上的权利如果人们长时间不懂得珍惜和利用,就很容易被不法分子侵夺盗走。大家都知道,言论出版等表达自由与作为一个人来说须臾不可分离,交流沟通是人的基本需求,表达自由也是一个社会得以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一旦这些权利遭到长期非法剥夺最终则会造成整个社会的死亡,此时社会的一切方面都将被包办代替不能正常运转而引发相续不断的灾祸!大家也都知道,缺乏自由与权利的社会只能是被垄断、被代表、被奴役的命运!
   
   
   
   那麽刚才说了,言论出版自由的界限在哪里呢?通过学习总结我国的宪法、法律以及国内、外的一些历史经验可得到一些结论,公民言论出版自由(表达自由)的界限就在于权利人行使言论出版自由时不得对社会存在“明显而即刻的危险”(从私权上看则不得侵害个人隐私、名誉及商业秘密)。联合国促进见解和言论自由权利特别报告员年年提及并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关于国家安全、言论自由和获取信息的约翰内斯堡原则》为我们的表达自由进行了准确注解划定一条清晰可见的界线。其中原则5规定:对保有观点的保护任何人不得因其观点或信仰而受到任何形式的限制、歧视或制裁。原则6规定: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表达在遵循原则15和原则16的前提下,威胁国家安全的表达可受到制裁,只要政府能证明:(1)该表达意图激起即将发生的暴力;(2)该表达有可能会引起这样的暴力;并且(3)在该表达与该暴力的发生或与该暴力发生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某种直接且紧迫的联系。
   
   把“明显而即刻的危险”作为表达自由的界限,是人类社会在不断追求进步、追求真理,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中为公权、私权的正确关系找到的一个标准答案。以美国为例,在其历史上,对表达自由威胁最大的莫过于所谓的煽动性诽谤罪。1798年,联邦党人通过的《反煽动法》即把任何批评政府的言论一律认定为煽动性诽谤的刑事犯罪,到了1917年又有《反间谍法》来指控各种反战言论,冷战初期则演变成著名的麦卡锡主义,麦卡锡主义的泛滥造成当时美国国内大批共产党和左派人士被捕并遭受残酷迫害。而美国最高法院和学者,在处理煽动性诽谤上,并非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共识。先后有schenck(斯肯克)案创设的"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标准,dennis(丹尼斯)创立的"明显和可能的危险"标准,直到1969年的brandenburg(布兰登伯格)案才为50年来变化发展的"明显和现存的危险"标准划定了一个句号,并认定,除非鼓吹使用暴力或违法是旨在煽动或激起迫在眉睫的非法行动,并有可能煽动和激起这样的行动,否则联邦宪法不允许州禁止或剥夺这样的鼓吹,从而加大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表达自由的保护力度。不过,即便如此,也要注意,在哪怕是 "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也几乎没有人试图对涉及政府官员的出版物加以任何事先限制,这与一些专制国家有天壤之别。诚如美国现任总统布什所说:"虽然,在历史的长河里,公正有过潮起潮落,但是历史的发展方向清晰可见,那是自由本身的轨迹,也是自由的创造者留给我们的路标。在政府强迫人们做出某种象征性言论的案件中,法院则会毫不含糊地宣布政府的行为违宪。在这种案件中,法院的理由是:“政府官员不可规定政治中的正统信条,也不可强迫人们以言论或行为表达他们的信念。无独有偶,在我国反右及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曾出现了对知识分子及不同政见者因言治罪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的历史,甚至后来还曾一度在执政党的最高层形成过“两个凡是”错误的政治指导思想。这是一个焦点问题,只要一个公民的言论出版行为不具有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公权力则不得干涉追究。一个社会如果言论出版自由不能根据宪法予以保障,那麽,我们每个人恐怕都有可能动辄得咎因言获罪!
   
   
   
   现在来谈宪法似乎恰逢其时,一个人谈宪法只能涉及到一些枝叶、树木,至于森林要靠大家共同来找!宪法里蕴含着力量,有许多有利的东西,你有什么困惑、疑问就可以去问宪法。我们对待宪法需要深入挖掘,维护它、推动它。鉴于当前的形势,如果我们全社会都来谈宪法,形成一股洪流那麽这股洪流就会具有不可估量的力量,了解宪法,尊重宪法、贯彻宪法、宪法就会成为每个公民获得个体权利保障的有力武器,如果在全社会能够形成对宪法比较深刻的认识,那麽,不单我们的公民社会、民主人权、依法治国事业而且政治文明、和谐社会乃至伟大复兴事业都有可能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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