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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与大陆的征地纠纷体现了制度的差别

   来源:RFA
   台湾苗栗大埔地区因为扩大征地,以公告地价,强迫农民贱卖土地,引发民众不满,政府出动机械,强行拆毁农田。7月17日上千民众夜宿凯达格兰大道表达抗议。苗栗县长刘政鸿本来态度强硬,坚持政府征地有理,但是后来在国民党政府高层压力下,被迫向农民道歉,并决定还地给农民,不再征收。这一引起台湾社会关注的事件才搞落幕。
   值得注意的是,其实在被征收土地的900多户农户中,反对征收的只有20余户,只占总数的2%。这是刘政鸿原来立场强硬的主要原因。但是为什么国民党高层宁愿放弃地方开发的利益,而强迫地方官员接受这2%“钉子户”的要求呢?背后原因恐怕还在政治层面。年底国民党面临五都选举的考验,执政成绩不佳,民进党来势汹汹,都使得国民党在民意支持度方面戒慎恐惧,不希望出现任何纰漏。反对征地的农民虽然只有2%,但是因为涉及国家公权力是否侵犯个人利益的问题,不仅农民运动组织和知识界广泛动员,对农民予以声援,反对党也借机凸显当局的蛮横。为了在年底的选举中能够获胜,这2%的少数的利益得到了保障。
   以台湾的大埔事件来对比中国大陆的类似情况,不能不令人有所感慨。众所周知,当今中国最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或者说,官民之间最大的矛盾焦点,就是遍布全国的拆迁争议。地方利益与政府勾结,强行以低价征收农民和市民土地以及房屋的事件,无论数量还是恶性程度,都远非台湾的大埔事件可比。但是我们很少看到民众的抗争真正能够得到公正对待的例子,不要说反对征地的民众之占2%这样的比例,就是被征地的农民全部反对,政府也很少会取消征地的决定。拆迁与征地的问题很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火药桶引爆的引子。
   同样的社会问题,在大陆与台湾有不同的解决办法,出现这样的不同,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政治体制的不同。有人说,国民党高层并非真心帮助农民,只是考虑大选将近的政治利益。这话不错,但是也揭示出了问题的关键。那就是在一个民主的体制下,尽管也有可能出现地方政府贪图利益而侵犯人权的实例,但是因为有定期的选举制度存在,就算是政府可以动用公权力里强行落实自己的利益,他们的蛮横很可能导致在下一次大选中选票的流失。因此,不管他们内心是否情愿,已经成形的制度对他们形成了硬约束,使得他们不得不接受社会的监督。相反的,在中国大陆,面对土地纠纷,地方政府没有制度上的任何硬约束,一旦群体性事件扩大,他们还可以以社会稳定为理由,要求中央政府以国家暴力来解决利益纠纷。在这样的体制下,人民的利益当然不可能有保障。

   中共的宣传喉舌在提到台湾的民主化时候,经常说民主导致混乱,甚至是一个笑话等等,但是对比大埔事件和大陆的拆迁纠纷,我们可以看到,再差的民主制度也比最好的极权制度更能够保障人民的切身利益。
(2010/08/0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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