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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网帖称穷二代不想生穷三代引热议


   网帖称穷二代不想生穷三代引热议
   
   信源:中国青年报|编辑:2010-08-05
   

   在北京工作的网站编辑王文蕾今年28岁。亲友们催问是否打算生孩子,她马上表决心,“要!我们双独夫妻,可以要两个!”对方松一口气,笑问什么时候要,答案马上含糊起来,“一两年吧”或“三年内吧”。但这些话从未兑现,一说起生孩子,王文蕾总是先算账:房子不够住、保姆太贵、幼儿园更贵……
   
   这不是王文蕾一个人的顾虑。一个备受争议的观点是,年轻人已是“房奴”加“车奴”,如果生了孩子,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就成了“孩奴”,“一辈子活在奴隶社会”。更有人在网上发帖高调宣称,自己是“穷二代”,不想再生出一个“穷三代”,引来三十多万次阅读,四千多人回复,其中不乏赞成之声。
   
   在30年前的“年轻人”眼中,现如今年轻人的这套论调很可笑:月薪数千元,却嫌穷而不生孩子,牺牲天伦之乐?对王文蕾的父辈来说,再困难的时代也过来了,生个孩子的成本就是多双筷子。甚至在10年前,更保守的社会价值观念中,“丁克夫妻”也被视为个人选择,不会引发如此激烈的讨论。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在生儿育女之前,竟考虑起成本来。但“没钱”并不是他们惟一讨论的问题。
   
   “穷二代”不想生出“穷三代”
   
   悬梁刺股、孔融让梨、曹冲称象。这些王文蕾一代“80后”童年时耳熟能详的小小偶像,如果放在这个时代,马上会被贴上新标签:穷二代、富二代、官二代。人们对财富和地位的“世袭”现象如此敏感,以至于影响了对未来的想象----“穷二代”是否应该生出“穷三代”。
   
   7月30日,自命名为“来世不嫁穷男”的网友又在天涯上发帖:“已经生了“穷三代”的“穷二代”,你们对得起你们的孩子吗?”
   
   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发此类帖子了,此前的一番言论更是引发议论无数。据说,她和丈夫是“因爱情而结合”的大学同学,丈夫月薪2500元且工作不稳定,还要做近20年的“房奴”,因此她认为,生孩子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与其让我的孩子一出生就输在起跑线上,我倒宁愿不让他来到这个世上。我们已经是‘穷二代’了,孩子成为‘穷三代’的可能性绝对在95%以上。”
   
   那篇以“我不想给月薪2500的穷老公生孩子,我错了吗?”为题的帖子,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和生育观近乎挑衅。然而,在谩骂、嘲讽和愤怒的情绪中,竟不乏支持之声。甚至直到发帖两个多月后,还几乎每天都有人回帖。
   
   7月31日,有人颇为认真地赞成道:“没有充足的能力给孩子提供所需的物质时,别生……(孩子)不是喝西北风就能长大的。”
   
   7月28日还有人跟帖说:我是男的,现在没房没车没存款,我很多同学都是这样,所以一直单身,与其现在结婚以后操心,不如有钱了再找。
   
   还有帖子说,“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生存。怀孕生子意味着我要失去现在的工作,老公的收入也仅够还房贷,我总不能喝着西北风去怀孕生子吧?孩子生下来,我更是没有精力去带孩子,现在不加班加点的工作已经很少了。”
   
   “穷二代的处境,可以通过蚁族之类的生存状态了解一二。”署名“石兆”的评论者表示,“穷二代”的生活是件可以过下去、但活得相当痛苦的事儿。工资收入一直也跑不赢飞涨的物价;他们与父母两代人都被房地产绑架了,不仅付出全部积蓄,还要背上多年的债务才能有属于自己的栖身之所;未来并不确定,每个月的收入要精打细算才能支付,一旦没有了目前的工作,连缓冲的积蓄都可能没有。
   
   “了解这种生存状态之后,也就不会责怪为什么有些极端的穷二代不想要孩子了。”他说,“这是一个是否具有希望的问题。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是穷二代,生下孩子就会是穷三代,自己努力工作却一生匮乏,甚至孩子也不能摆脱这种命运,固然是有点悲观,但谁又能说这不是一部分的社会现实呢?” 有多少钱敢生孩子
   
   王文蕾不是不想生孩子。她和丈夫早就商量好,以后生孩子小名叫“豆豆”。看见姨妈的孙子因为娇宠而变得暴躁,他们决定,“以后不让老人宠溺豆豆”;经过海淀区那两所知名的高校,两人也决定“以后让豆豆学工科”。有人问小夫妻为什么来北京,他们不无豪情地说:一个贵族需要三代的培养,我们要把豆豆的儿子培养成贵族。
   
   “贵族”要面临的困境是:一、目前他们位于北京五环外的一套一居室还在还贷,周边的二手房以百万元起价,哪来钱添置房产,让孩子、夫妻、保姆同住?二、假使大家能“蜗居”,若常去动辄离家十余公里的医院检查,不买车实在不便,车钱从何来?三、即使交通、住宿都能凑合,以目前二人不足万元的家庭收入,承担孩子的奶粉、尿布、早教、托幼、上学……“要么钱受罪,要么孩子受罪”。
   
   每当王文蕾在电话里向家乡的父母说起因“经济困难”而耽搁育儿计划,往往很难被理解。但当父母们来大城市住一段时间后,怨言少些了。
   
   这个庞大的城市拥有现代化的种种魅力,敞亮、壮观之美取代了曾经悠闲、家常的市井气息,市民们在高昂房价的带领下,越来越多地迁往城市边缘。不断上升的居住、交通和生活成本,让数千元的月薪在这种环境里顿显微薄。
   
   王文蕾曾设想,把孩子留在房价、交通等生活成本较低的二线城市老家,让父母照看。可丈夫听了直摇头:“一年见不上几次,那生孩子的乐趣和意义是什么?我们大老远到北京来,终于有了北京户口了,为什么孩子不能享受大城市的资源?”
   
   在理想状态下,越来越多像王文蕾这样受过高等教育,进入大城市奋斗的年轻人本应成为准中产阶级人士,构建家庭生儿育女,构建稳定的“枣核形社会结构”。而现在,这些中等收入者的实际消费能力在下降,不仅“枣核”遥遥无期,拖得久了,夫妻俩心中“豆豆”的幻像都变得模糊了。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在今年4月进行“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生育意愿调查”发现,尽管绝大多数年轻人有生育计划,但经济基础和住房也是他们非常看重的生育前提。小两口月均收入达到多少才敢生育子女?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一线城市,受访者的心理底线是8078元;武汉、哈尔滨、太原、西安和昆明等省会城市受访者的心理底线是5169元;县城地区则是4454元。
   
   “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现实因素的制约。未生育受访者的计划生育年龄,明显晚于预期中最佳生育年龄,为27.4岁,大概晚了2.1年。”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分析师姜健健表示,这种情况在城市比较明显。
   
   资源少而倾斜
   
   尽管人们明白,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三六九等,世袭与继承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但和父辈们不同,如今的年轻人一出生就经历着一个空前的财富分配过程,眼见着这个过程的尽头是进一步固化的财富格局和社会结构,“下层人”开始担心,向上流动的渠道在缩窄。
   
   教育作为一种相对公平的向上流动,能够改变一代人命运的的路径,变得格外拥挤。
   
   上海社科院家庭研究中心主任徐安琪曾发表调研称,家庭在0到16岁孩子身上花费的平均成本将达25万元左右,到30岁则需要49万元。其中最可观的一部分是对教育的支出。不过,在王文蕾观察看来,教育投入还要更多。
   
   孩子还没出生,叶酸(据说防畸)和防辐射服就必不可少。小王的同学许雪怀孕两个多月,穿的是连身防辐射服,1000多元。为了孩子智力发展,准母亲还流行吃DHA,每天一粒,一粒6元,整个孕期280天,花费不小。小王去探视几个生孩子的闺蜜后总结出,“看望产妇,就送钱,因为那是他们最需要的。”“进个幼儿园是必须的吧?可这很难。”王文蕾身边的年轻家长们说,公立幼儿园挤破头,私立园每月收费数千,抵得上她一个月工资,甚至市郊的经济适用房区,今年学前班还涨价了70%。而孩子上小学、中学的家长们,常常讨论的是送孩子去哪个补习班。一位小学生的家长说,“每个暑假至少消费1万元。”
   
   “虽然有些投入并不必要,但尽可能投入教育成本几乎是每个家长的选择。”徐安琪告诉记者,家长在孩子身上往往寄予希望,又因社会竞争激烈而感到焦虑,高额的教育投入是家长不敢忽视的。
   
   而且,进入教育链条的前端就已显得如此不易。
   
   王文蕾的表姐邱静在省会城市生活,家庭年收入超过30万元,却告诫小王“养儿不菲”:为了留住一个负责的保姆,也为了让孩子不因频繁更换保姆而无所适从,她和育儿保姆签了一个十年用工协议,同时承诺,现在每个月3300元,以后每年工资按10%的比例递增,此外还给购买一份每年4000多元的商业保险。
   
   这些钱是为了抚平双方的信任危机:曾有不负责的保姆,趁父母不在用体罚等方式训诫孩子,让没有表达能力的孩子看见保姆就恐惧,“乖乖听话”;而对保姆来说,混乱的市场,“用完一、两年就毫无保障”的用工模式,也的确“很难不跳槽”。
   
   邱静没敢告诉父母这笔花销,“他们不会理解,为了给孩子一个安全、不焦虑的环境,我愿付出”。
   
   邱静出生于1974年,她出生时母亲只能休56天产假就得去工作,但当时满足“安全、不娇宠、不焦虑”环境的成本极低----邱静就是被放在单位附属的托儿所,由单位职工的亲属当保育员看管长大的。
   
   现在,当年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以单位、集体办幼儿园、托儿所的做法几乎不再,企业的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将它们推向社会。在压缩编制的大背景下,育儿机构还成了各地人事制度改革的突破口,编制被大量压缩,它们一旦从原有单位中被剥离出来,纷纷被关、停、并、转。
   
   邱静为女儿所付出的高昂成本,正是为了解决这个上一辈人从未面对过的社会难题。
   
   由于中国学前教育责任不明确,经费得不到保障,幼教经费约占整个教育经费支出的1.3%,而巴西是5.1%,泰国是16.4%,发达国家则一般达到3%以上。2009年两会期间,全国妇联也曾提出关于强化托幼事业公共服务职能的建议。
   
   然而,比起资源不足,更让很多家长郁闷的是,资源的分配仍不均衡。京城一家媒体前不久探访了北京市的公立幼儿园,发现能享有这些场地宽裕、硬件齐全的教育资源的,多是“批条子”进入的官员子女。
   
   “在西方,学前教育常被视作补救弱势群体后代的一个重要环节。一些孩子出身不好,国家就通过资金和项目的倾斜,让这些孩子接受好的教育。那些权贵和富商,可以选择让孩子去上贵族学校,不会过多占用公共资源。”著名幼教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燕对此表示,在中国,恰好相反。有权的,能让孩子进最好的公办园;有钱的,能进最好的贵族民办园;没权没钱的,则上廉价园,或黑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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