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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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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和谐与公正的思考(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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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的冲击与困境(2005)
·面对人类困境的反思(2005)
·道德的祛魅与重建——对道德的思考(2005)
·追求精神超越的途径——对宗教与信仰的思考(2005)
·对知识产权的思考——合理性、争论与重新审视(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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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背唐诗”到“教育理念反思”(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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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第聂伯帮:苏共官僚集团透视(2010/08)

第聂伯帮:苏共官僚集团透视

   李开盛

     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是苏联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苏联霸权在此期间达到巅峰,也在此期间开始走向衰落。在勃氏统治时期,形成了一个以第聂伯帮为中心的官僚集团。这个集团控制着苏联一切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甚至直到勃氏身后仍然控制着苏联的实际权力。在他们的阻挠下,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推而不动,最终冒险选择了政治改革的道路,结果导致了苏联解体。   因此,要认真反思苏联改革的教训,就不能不探究勃列日涅夫缔造的那套官僚体制,特别是其核心——第聂伯帮。   第聂伯帮的全称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勃列日涅夫生于乌克兰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毕业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又担任过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那些第聂伯同乡,以及勃列日涅夫任职于第聂伯时共事的同僚或下属,是勃列日涅夫担任最高领导职务后所倚重的首要对象。当然,他所倚重的并不是他们的才干与能力,而是他们难以比拟的忠诚。作为早期的亲信与同乡,他们的忠诚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另外,这些人本来不是莫斯科的权力中人,没有勃列日涅夫,他们不可能身居高位。因此,一旦这些人得以充任要职、飞黄腾达,便自然对勃列日涅夫感恩戴德,极力为其效命。勃列日涅夫不擅政务,特别需要有这样一帮子亲密而可靠的人为他出力出策。另外,他还要依靠这些人,将其分散到权力圈中的各处,去监督那些他所不放心的人(如总理柯西金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如果没有这些人,就不可能有勃氏的官僚体制,勃列日涅夫的权力地位也难以维系终身。   但第聂伯帮这个称呼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它实际上“越出了第聂伯河湾区这个狭窄的地理范围,扩张到把勃列日涅夫在他的政治生活中的各个不同阶段 (摩尔达维亚、哈萨克、军队、中央委员会机关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所遇到、结交、奖掖或提携的那些人物全都包括了进去。”[1]另外,勃列日涅夫自己的亲属,包括一些为勃列日涅夫服务过的人,也是其中的成员。这部分人与勃列日涅夫并不存在工作上的联系,之所以能够身居高位完全是因为他们与领袖的亲密关系。因此,我们尽可以仍然使用第聂伯帮这一称呼,但必须记住它已远远超过其地理概念。一般来说,在勃列日涅夫当上第一书记后才攀上这棵权力大树的人是不能算作这一行列的,因为他们与领袖没有深厚的渊源,自然也得不到其彻底的信任。   大致说来,这支权力队伍可以分为三层:   第一层是名副其实的第聂伯帮,即勃列日涅夫在第聂伯任职时的部属,也有的仅仅因为是第聂伯人,就得到了勃列日涅夫的任命。其中主要成员包括:   基里延科,1950年接替勃列日涅夫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党委第一书记,1971年?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吉洪诺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人,1979年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0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是勃列日涅夫选定的柯西金的接班人。   谢尔比茨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人,曾任该州党委第一书记,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谢科洛夫,毕业于第涅伯捷尔仁斯克冶金学院,是勃列日涅夫在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任州委书记时的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他被勃列日涅夫任命为内务部长,以控制安德罗波夫,在勃氏体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层是勃列日涅夫出任第一书记前、在其他职任上的旧交、同事或友好。其中主要包括:   契尔年科,曾在勃列日涅夫任第一书记的摩尔达维亚党中央机关工作,1965年7月起长期担任苏共中央总务部长,1978年11月增选为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长期担任勃列日涅夫的“总管”,后来曾接安德罗波夫任苏共总书记。   库纳耶夫,勃列日涅夫在哈萨克任职时的同事,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哈萨克党中央第一书记。   格列奇科,勃列日涅夫在军队任职时的故交。他不但被勃列日涅夫任命为国防部长,后又提升为政治局委员。   第三层则是勃列日涅夫旁边的亲属与服务人员。与前面那些人不同,这些人中间的绝大多数之所以能够身居高位,完全是因为他们与勃列日涅夫的关系。因此,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他们并不能发挥什么作用。但是,他们的存在就足以说明勃列日涅夫的用人标准。这些人包括:   其子尤里·勃列日涅夫1976年出任苏联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两年多后升任第一副部长。   女婿丘尔巴诺夫1978年起任内务部第一副部长。   布加耶夫,勃列日涅夫的前私人飞机驾驶员,1970年升为民航部长,后又成为苏共中央委员和空军主帅。   叶夫格尼·查佐夫,勃列日涅夫的私人医生,仅仅因为勃氏的一句话,就当选为中央委员。   与上述这些人稍有不同的是谢米昴·茨维冈,他即是勃列日涅夫的连襟,也是勃氏在摩尔达维亚任职时的部下,这些因素使他能够担任比其他勃氏亲戚们更加重要的职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一副主席。   第聂伯帮有几个明显的特征:   首先,维系第聂伯帮的纽带不是对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甚至也不是共同的政治观点,而是赤裸裸的权力与利益。勃列日涅夫给予第聂伯帮成员们以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甚至在他们的贪污被揭发时保护他们。而后者则对勃氏感恩戴德,极力维护他的权力与现有体制。   其次是它的高度封闭性,即只向与勃列日涅夫有渊源的人开放,其他人不得与闻。虽然这个圈内的人已不在少数,而且均官至中枢(有1人后来成为了党的总书记、1人成了部长会议主席、至少有好几位成为政治局委员或中央书记,当中央委员或部长的几乎数不胜数),但这种选拔只在圈内进行。为了照顾自己的亲信,勃列日涅夫甚至视政府机构为儿戏。例如,1973年10月,勃列日涅夫为解决其连襟别利亚克的职务,在政府特设了畜牧和饲料生产机器制造部,让原任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制造部第一副部长的别利亚克担任新设立的部的部长。在圈内人看来,勃列日涅夫重情重义,提拔故旧,而圈外人则享受不到这种温情。   再就是它不以才能而以忠诚可靠为最重要标准。事实上,在第聂伯帮中,被勃列日涅夫提拔的庸才不在少数。其中人们抨击得最多的是可能是他对其女婿丘尔巴诺夫的使用。丘尔巴诺夫原来仅是内务部一名普通警察。在当上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后,一路飞黄腾达,最后官至内务部第一副部长,被授予上将军衔。“据内务部一些工作人员讲,丘尔巴诺夫从来不集中精力研究为他准备的各种文件,而是用更多的时间在走廊里截住下级军官,高声训斥他们鞋没有擦干净、肩章没戴正。……丘尔巴诺夫不愿意弄懂,不愿意学习。他不仅不了解自己直接负责的事,有时甚至让人觉得他想干脆摆脱这些职责。”[2]更加严重的是,他还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大肆收受贿赂,最后在勃列日涅夫死后被查处。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谢·巴·特拉佩兹尼科夫。由于他与勃列日涅夫的关系,从高级党校里比较低微的位置上一下子变成了苏共中央科学和学校部部长。但是,这位主管科学与教育的部长以却以文化修养特别低而出名,讲话错误频频,出版的书中错误比比皆是。考虑到这些情况,有些政治局委员建设他的苏共中央部长的职务,但由于有勃列日涅夫的庇护,其官位一直安然无恙。为了安插亲信,勃列日涅夫甚至不惜排挤那些更有才能的人。如为了使吉洪诺夫顺利当上部长会议主席,他废黜了资格更老、同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阿尔希波夫,以及柯西金的助手、长期担任第一副主席的马祖罗夫,这样,吉洪诺夫就成了唯一的第一副主席。当柯西金1979年因病辞职时,吉洪诺夫就顺利“转正”了。契尔年科可能是这个圈子里看起来最有能力的人,可这种能力也主要体现作为一个秘书和总管的能力,而不是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能力。在他后来接安德罗波夫之手当上总书记时,一个美国记者这样评价他:“契尔年科其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优点和品质,看起来完全不像命中注定要统治俄国的人。他能登上权力宝座,不是由于大脑聪明、口齿伶俐、政治手腕胜过群雄,而是由于老一代尚未做好把权力下放给年轻领导人的充分准备。他的政权只是个看守政权,仅是老家伙们抵制变革的最后堡垒而已。”[3]但勃列日涅夫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些人。对于那些才华出众,甚至有资格担当总书记职务的人,他又怎能放心呢!   最后就是特权与终身任职。赫鲁晓夫曾对干部特权进行改革,但勃列日涅夫时期又重新恢复甚至增加了干部们的特权。从特供商店,到免费别墅,再到各种灰色收入,在苏联那种长期短缺的供给制经济下,干部们的特权是显得极其扎眼。苏联人干脆把当时的制度叫做“干部花名册”制度,上了这个花名册,也就意味着具备了享受特权的资格。这个花名册包括了从农村到克里姆林宫的全部党的干部,“‘干部花名册’的作用,就是要使这些人抱成一团,象封闭社会那样,永远固定下来,繁衍生息。”[4]对苏联命运来说,更加危险的还不是这种体制特权所导致的群众痛恨,而是官僚集团中的终身制、封闭性所必然带来的制度效能下降。勃列日涅夫为了笼统“官”心,让他们长期任职,直至垂垂老矣,“死而后已”。这样的必然后果就是官僚集团空前庞大、日益僵化、丧失活力,整个机制缺乏有效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纠正错误的能力。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国内环境比较稳定、国际环境比较缓和、西伯利亚石油的开发带来了大量的外汇收入,加上西方正在搞新科技革命,是苏联改革的一个良机。但不幸的是,在日益老化、僵化的勃列日涅夫及其官僚集团的控制下,苏联什么也没有做。等到进入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国内外情况均已发生不利于苏联的重大变化,这个时候想改革,已经是危险重重了!   [1] [美]约翰·多恩伯格著:《勃列日涅夫——克里姆林宫的明争暗斗》,静海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5年版,第355页。   [2] [苏]德米特里·利哈诺夫著:《昏迷》,舟山选编:《我所了解的勃列日涅夫》,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页。   [3] [美]达斯科·多杰著:《克里姆林宫的权力之争》,张久安、朱欣民、朱玲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8页。   [4] [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著:《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杨春华、张道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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