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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郭德纲被封杀时刻站在他一边

   向来对相声没兴趣,包括侯宝林、马三立的段子,从没听过郭德纲的相声,但尊重这种艺术形式。在郭德纲弟子殴打记者事上,打人者已道歉、赔偿、刑拘,这事就算完结了。郭的过错在于出口滥骂,但也有一定道理。不管郭在此事上说过多么过激的言论,都属于言论自由范畴。

   言论自由包括说正确的话,也包括说错误的话(包括骂人话)。为何要保护错误言论(骂人话)?个人对某些事物,因信息、专业等不对称,无法判断对错,但为体现说话者的观点、资讯,或可能正确的“错话”;这个世界上谁没说过脏话,但要分场合和对象,这就是保护错误言论(骂人话)的原因所在。

   但是,言论自由的核心是言责自负。言论自由与言责自负不可分离,是一体两面。这也构成自动纠错机制。错误言论一旦涉及编造虚构、侮辱人格和泄露商业机密,就该负法律责任。

   具体到郭德纲言论,他骂记者是妓女、指责北京电视台。郭聪明在没指名道姓骂哪个记者。记者是一个群体,不具有人格权;电视台是政府机构(注意是政府部门),不具有名誉权。何况没记者通过法院告他诽谤罪。所以,在法理上,他不构成违法。但郭德纲的脏话确实侵犯了社会道德底线,因此受到公众普遍的道义谴责,这是理应的。这就是言责自负的精义所在。

   套用一句话:我不赞同郭德纲滥骂一气,但誓死捍卫他说话的权利。

   但是,官方勒令郭的德云社停演整顿、图书和光碟下架,以“反三俗”压制,于情于理于法,都站不住脚。这完全让该事件严重变味,难逃公权单方面庇护官方媒体而报复民间艺人之嫌。在官方封杀郭氏时刻,我坚定地站在他的一边,同时会谴责郭德纲的粗话。郭氏骂人与被封杀完全是两码事。我们要学会对事不对人。

   郭德纲的“二”和“愣”,纠结着民间的怨气和江湖气,在这个公共游戏规则被权力和金钱完全扭曲的社会,无法经由正当途径发泄出来。刁民都是被官府逼出来的。他用乡野的粗俗方式,对滥用的公权力构成正面消解作用,也是一种抗争姿态。相对于那些谨守行业和政治潜规则的艺人,郭德纲说话的权利和勇气,值得尊重和鼓励,但不支持他使用脏话。

   私闯民宅,是个虚假命题,起码在中国是个笑话,警察尚不能遵守,何况媒体,这是其一。试想郭德纲弟子真拦住记者,记者挣脱硬闯进家门(注意是已经进入),那才叫私闯民宅,这是其二。但在该事件中,记者并未闯进去,哪来的私闯民宅一说?另外,对记者使用这种指控,似乎不大妥当,这关乎采访权与公民私权边界。

   在该起事件中,公众某种程度上被媒体误导。这并不是说媒体合谋整蛊郭德纲,做出不符合事实的报道。媒体误导或者说不道德,体现在专拣软柿子捏——郭德纲是体制外民间艺人。试想如果是体制内著名艺人,政府文化部门早就禁止媒体报道渲染。文化部门(包括曲艺会领导姜昆)不仅未禁止(也不应该禁止)媒体报道,反而借民意之势亲自出马,堂而皇之公然封杀郭德纲,公众这才傻眼了。“我不杀某某,某某却因我而死。”

   中国大众需要操练、补上言论自由这个关乎公民权利的重要科目。言论自由是所有自由的门槛,新闻自由作为言论自由的主要内容之一,又是第一位的。网络民意散乱,不乏看客,但容易被政府利用,这是需要警醒的。别看你仅是一个匿名网民,但千万个网民就构成澎湃的民意,会被别有用心的政客利用。

   一个艺人对社会的危害可忽略不计,但公权的危害关乎每个人。

   

   2010年8月11日 原载博客

(2010/08/1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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