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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刻: 李鹏六四日记(七)

第四章 从动乱到暴乱
   
   (1989年6月1日至6月14日)
   
   【内容提要】

   
   这一章是6月1日至6月14日的日记。中国政府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流血冲突。6月1日,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对参加动乱学生予以宽大处理的政策,但没有被接受。由于动乱分子的破坏,北京市公共交通陷入瘫痪状况,居民基本生活用品、粮食、蔬菜、煤气供应都发生困难,打砸抢事件不断发生,外地来京学生和无业游民不断来京参与动乱,社会陷入更加混乱的局面。在紧要危亡关头,戒严部队奉命于6月4日凌晨对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戒严部队在向天安门进发过程中,遭到动乱分子的袭击。他们焚烧汽车和装甲车,用各种凶器和残忍手段打死打伤戒严部队官兵。戒严部队被迫自卫还击,在混乱中,互有伤亡。6月4日凌晨5时,戒严部队一举完成了清理天安门广场的任务。被动乱分子占领长达40余天之久的天安门广场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党和政府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冲突,对最后被包围在广场的2000余人,其中包括几乎所有动乱的“头头”,都放了一条生路,允许他们和其他群众一起,和平撤出广场。因此,在清理天安门广场中没有发生任何流血事件,也没有死一个人。后来国际反华舆论连篇累牍地报道,如天安门血流成河,死亡人数在2万人以上,纯属造谣。
   
   6月9日,邓小平发表谈话,指出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是迟早会发生的,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小气候决定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他对在暴乱中英勇牺牲和负伤的解放军、公安和武警官兵表示亲切的慰问。小平同志还郑重地宣布,在平息暴乱后,我们党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将继续坚持下去,而且应该搞得更好。
   
   动乱和暴乱平息之后,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妥善措施,消除它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使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秩序尽快地逐步恢复正常。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对中国平息暴乱进行了无端的职责,并宣布对中国进行严厉制裁。
   
   国务院座谈会
   
   6月1日
   
   上午,在国务院召开校长、教授、专家座谈会,讨论对学生予以宽大处理的十条政策。下午,继续开会,听取意见。他们对十条政策,有的主张更宽一点,有的主张更严一点。有的认为,现在已经不是中央宽大学生,而是学生是否宽大政府的问题。看来发这个文件不是时机。
   
   晚上,常委碰头,原则上同意清理天安门方案。用工纠队比动用军队要好。
   
   上午,我在国务院第四会议室召开北京高校校长、知识界代表、教授专家共37人参加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还有李铁映、罗干、王忍之、杜润书、何东昌、曾建徽、汪家缪、吴文昌等同志。会上,由国务院办公厅的工作人员首先宣读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学潮和动乱的十条政策》,请与会者发表意见。这十条政策是:
   
   一、广大青年学生参加学潮,同极少数利用学潮之机制造动乱,在性质上是不同的。青年学生是出于爱国热情,冬季和愿望是纯洁的、善良的。极少数人制造动乱,是由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他们的目的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二、广大青年学生提出推进民主和法制建设、惩治“官倒”、清除腐败、反对官僚主义,这些要求是合理的,同党和政府的愿望和目标是一致的,对党和政府纠正失误,改进工作起到了促进作用。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一定要充分肯定和坚决保护。对他们提出的合理要求和批评建议,一定要认知听取,积极采纳。
   
   三、在学潮中,未经法定程序就上街游行示威,乃至采取罢课、静坐、绝食等等行动,即使动机和愿望是好的,但也是缺乏法制观念的表现。党和政府也不赞成。这样做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使事态扩大,激化矛盾,影响学校以至社会的正常生产、工作、学习、生活秩序,形成无政府状态,给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制造政治动乱以可乘之机,使事态的发展走向广大青年学生良好愿望的反面。
   
   四、对于在学潮中有过一些过激甚至错误言行的青年学生,党和政府是能够谅解的,不予追究。
   
   五、在学潮中通过各种方式声援过学生行动的各界人士和群众,绝大多数人的动机和愿望也是好的,他们不了解事实的真相。党和政府是谅解的,绝不会事后加以追究。
   
   六、对于患有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蓄意利用学潮,策划、组织、煽动动乱的极少数首要分子,对于同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极少数人,对于向非法组织友谊提供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的极少数人,必须彻底揭露,坚决依法制裁。
   
   七、对于在动乱中趁机进行打、砸、抢、烧等违法活动的刑事犯罪分子,在动乱中滋扰生事的流氓政治团伙,必须依法严加惩处,以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八、各界群众和青年学生应当积极支持和协助人民解放军在首都部分地区执行戒严任务,迅速恢复首都正常秩序,对于继续聚众妨碍和干扰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执行戒严任务,屡经教育拒不改正的首要分子,应依照戒严令加以处置。
   
   九、党和政府将继续同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积极进行多层次、多渠道、多种形式的对话,广泛听取意见,交流看法,增进理解,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妥善解决各种问题。
   
   十、党和政府将坚定不移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迅速平息动乱,维护安定团结;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方针,认真搞好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搞好党的建设,搞好党的建设,克服腐败现象,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继续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改进和将强教育工作,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现代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下午3时,继续开会,听取与会者的意见。关于这次座谈会的情况,国办做了记录,摘要如下:
   
   北京农业大学裘维蕃(教授):“十条”政策内容很好,很必要。极少数人能发动这么大的事,使人震惊。建议由全国人大委员会立紧急社会治安法,非常时期,应有非常法律。对官倒等不能按刑法那样慢腾腾地,对动乱问题,要尽快平息。
   
   北京大学王楚(党员、无线电系主任、教授):原则上同意“十条”。有几点意见:参加学潮和动乱的人,不是“广大学生”,只能说是“部分学生”,不能迎合那种“参加学潮才是爱国热情”的错误概念。领导应与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对话,而不只是因为脑学潮,才去对话。学生对“一小撮“、无什么顾忌,他们主要是想保护所谓的学生领袖。重典治乱世。一些人几下子就把事煽起来了,其中必有文章。
   
   北京师范大学陶大庸(民盟中央副主席):“十条”基调可以。另写一篇社论,充分肯定学生动机是好的。第一条可以对学生多肯定一点。绝大多数不是闹事,少部分人是胡闹。第四、五条 “不追究”很重要,大家最怕的是“追究”。第六条提法要慎重,界限要划清,不要形成误解。因为有的组织者也往往是受挑唆,上当受骗的。“十条”中应对反腐败、反官倒提出几点措施,表明这次学运对政府有推动作用。
   
   人民大学吴树青(党员、副校长、教授):说这次动乱是背后有人挑动、指使,多数人能接受这一看法,认为动乱违背了学生的初衷,现在不知道怎么下台。建议:第一条,对广大青年学生,不必区分“参加的”和“不参加的”。第五条,很多群众不了解,担心戒严是针对学生的,也不了解是中央内部有人支持煽动。第六条,那些背后煽动策划的人破环作用很大,对于参与动乱的人起来从内部揭发的人,应表示欢迎。
   
   清华大学张维(党员,教授、中科院学部委员):这次徐超一开始就闹得很凶,不久就形成社会动乱。5月9日上午李鹏总理与学生对话时讲到了,就是对政府冲破工作中的遇到的阻力有帮助,有推动,下决心把反腐败、反官倒进行到底。但有些现象,令人怀疑。如胡耀邦同志逝世后,学生游行,要求重新评价胡耀邦。按说,提出这些事情,应该去找党中央,找总书记赵紫阳,可是学生一上来就把矛盾对着政府,还指明道姓要让李鹏总理出来接见,这就令人奇怪了。这次动乱难道能叫“爱国运动”?一些人不知爱的是什么国?
   
   社科院刘大年(年代史所所长、党员、人大常委):这个“十条”文件对平息动乱非常重要。这场动乱超过“文化大革命”,首都这么混乱,损失这么大,为什么?第一条要坦诚地讲,自我批评。党的领导对党风、工作存在不少失误,腐败现象未消除。这些问题只有李鹏同志讲最合适,因为,这不是今年的事,是多少年来的事。一些学生希望党好,忧国忧民。这是这些多人卷进去的原因。要专门有一条讲怎么惩治腐败,使大多数人觉得有希望。
   
   社科院何新(九三学社成员、文学所副研究员):这次的动乱,形势严峻,后果严重,还在发展。既有自发性,也有政治力量、海外势力的支持。
   
   学潮已过去了三个阶段,自发学潮到动乱,“五﹒四”以后,本来群众劲头已经冷了下来,但政策开明了,又闹起来了,现在又搞绝食。三个阶段,都很有特色,搞自由女神像,实在搞政治挑衅。政策再开明,对学潮评价再高,都解决不了。他们不但想把政府搞倒,而且是不把中国搞得大乱是不罢休的。形势这样动乱下去,给了学生闹事的特权。霸占天安门广场是违法的,政府还要一再去劝说和解释,法失于宽,闹事的人反而会拿政府取笑。政府必须有一系列有力措施,否则,必然是无政府状态。
   
   北京大学徐光宪(党员、教授、中科院学部委员):现在是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教育失误是赵紫阳造成的,政治思想乱了,学生在学校不念书,打麻将。学生们开始是对洋流问题、黄河电子厂问题有意见,要求反腐败、反官倒,矛头是对赵紫阳的,党内的根子在赵紫阳那里。但后来闹起事来,却把矛头指向邓小平、李鹏,令人奇怪。
   
   北京外语学院许国璋(党员、教授):李鹏同志作为国家总理一直以稳健著称。这一个半月以来,政府树立了一个克制典型,对使用武力可能造成的后果,早就估计到了。使用武力并不困难,解放军并不是不能进城,现在的问题是,要把大多数学生争取过来,办法是有的。如比,定个时间,如某月某日,作为 政府对学生第一次对话,使学生感到有希望。
   
   北京工业大学王以铭(副校长、教授、无党派):“十条”政策发表时机应在广大 人民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当前条件不成熟。惩治官倒和腐败,只能点到为止。这个文件主要是解除顾虑。建议把“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的话加进去。对参加了学潮的学生,在毕业分配时不受歧视,对一些过激言行不予追究等等,还要要求基层也不要 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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