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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京生被捕的日子里


   金艳明姊妹是我们教会(圣爱团契)的主内肢体,1998年和任畹町一同受洗。由于一些原因,金艳明姊妹目前未能在我们家庭教会中聚会,但是我们是主内肢体,我们为她祷告。现在我们再次重读金艳明姊妹所写的《救救政治犯的孩子!──为刘京生入狱十年而作》和《在刘京生被捕的日子里——为刘京生入狱十周年而作(二)》。我们不能忘记那段日子,我们要为我们的主内姊妹金艳明祷告!
   
   徐永海
   

   2010年8月13日星期五
   
   
   
   关于《在刘京生被捕的日子里》
   
   侯杰(中国北京)
   
   几天来,《保卫孩子》引起了众多的读者的关注,自由亚洲对金艳明做了长达两个小时的采访。还有许多的不认识的人打电话给金艳明,表达他们对一个母亲的敬佩之情。
   
   如果说金艳明的《保卫孩子》表现的是一个母性的世界,那么《在刘京生被捕的日子里》,则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女性的世界。
   
   在刘京生被捕的日子里,思想单纯,生活目的单一的金艳明却偏偏被命运驱使面对如此纷纭复杂、险恶丑陋的环境。
   
   围绕着一个“中国自民党”展现出的是众多变幻莫测的角色。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公安色厉内荏的虚张声势,看到了法庭上刘京生的眼泪,看到了自民党党内“同志”对她的诱供,也看到了徐永海医生、王丹等人无私的帮助。
   
   我同她就稿子的修改做讨论时,我惊讶她思路的清晰,也惊讶他的镇定,更惊讶她处理事件时的分寸,同时还惊讶一个对政治毫无兴趣的女人在艰难时刻的坚忍、警觉和极大的承受力。
   
   大概一个人的承受能力只有在危机的时刻才能充分地展现。一个貌似柔弱的女人只有独自面
   对危机的时候,才会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刚毅。
   
   金艳明的两篇文章为我们编辑中的《生存的权利》增添了夺目的光彩!
   
   emai:[email protected]
   电话:13901107175
   houjie
   [email protected]
   mobile:13901107175
   
   
   在刘京生被捕的日子里——为刘京生入狱十周年而作(二)
   
     
     金艳明(中国北京)
     
     一、 入狱
     
     1992年的5月28日,那个难眠的初夏夜,我永远不能忘却,那天,我的丈夫没有象往常一样回家。经过一夜漫长的等待,当窗户重又放亮时,我心里产生了不祥的预感。
     
     第二天,我联系刘京生的好友胡石根,找不到,联系王国齐,也找不到,刘京生的朋友们似乎都失去了消息,我明白:预感中的事终于发生了!
   
   对于他从事的事情,我不是很清楚,但是,从来来往往的朋友和他们的交谈中,我感觉到他们在做着危险的事情。在中国这个泛政治环境中成长的我们这一代人,对政治有着天生的敏感和畏惧。由于家庭背景的原因,我从小对政治敬而远之。政治对我们这个满清遗族来说,等同于“整治”。这种天生的敏感使我觉得刘京生他们很幼稚、天真,但是,我不能阻止刘京生。
   
   我把刘京生彻夜不归的事告诉了我的公婆,他们阴沉着脸,什么也没说。我惊诧他们的沉着,作为早年加入中共组织的中国科学院的中级领导,他们有着太强烈的组织意识和政治原则,连自己儿子的事都不愿发表议论。
   
   父亲几天不露面,儿子刘晓光向我要爸爸。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就骗他说,爸爸出差办事。由于刘京生曾经做过小商品的生意,也有过外出的经历,所以儿子当真了,没再问什么。
   
   在沉默、压抑的气氛中过了半个月。6月14日的一天早上,几个警察敲响了我的门。我打开门,看到警察的神情,我明白了即将发生什么。当时我的儿子刘晓光正在屋里,我告诉他马上到旁边楼的爷爷奶奶家去。他悻悻地走了。
   
   警察向我展示了一张写着搜查证的纸片,宣布道:刘京生因为涉嫌反革命罪被刑事拘留了,现在要对你的家进行搜查。
   
   他们向我出示了搜查证后,便开始翻箱倒柜。政治,这个我从童年起就被父辈告诫要躲避的东西终于还是找上门来。这是宿命,忘不掉的政治记忆,脱不开的政治噩梦。
   
   许是我过于粗心,我从来就没翻动过刘京生的个人书柜。警察们从里面翻出一捆印刷品。他们也搜查我的私人物品,把我搜集的“六四“期间的资料也抄了出来,尽数没收。
   
   警察走了,我看着被翻得狼藉一片的房间,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忽然我想起了我的儿子。我急忙下楼往公婆的家里走去。公公阴沉着脸开了门,把我叫一边小声说:“晓光一直叫着要去找你,我们没让去,怎么样?走了?”
   
   我茫然地点点头,视线一直在寻找我的儿子晓光。
   
   晓光跑过来,我捧着他的脸,使劲地摸。婆婆从屋里走出来,站在一边,默默地看着我。我们这一家人都有点呆呆的,只有不懂事的晓光抓着我的衣服在叫我。
   
   二、 审讯
   
   刘京生被捕,家里不再有安宁的日子了。派出所的片警上门,市公安局政治处的人光顾,在单位里,我也成了公司关注的对象。对于这样的局面,我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所以难免手足无措。
   
   我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警方的盘问,我不知道怎样面对同事的目光,我不知道怎样告诉我的孩子,我不知道怎样面对未来的生活。
   
   抄家后的半个多月,我接到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的通知,到七处接受问话。我利用休假的时间,倒了几趟公共汽车来倒位于北京城南半步桥的七处办公楼。
   
   接待我的是一个中年预审和一个青年预审。他们都严峻得绷着脸,问话从我是否参与了刘京生的活动开始。
   “
   你知道刘京生做的事吗?”
   
   “不知道。”
   
   “不可能,你们夫妻俩生活在一起,他做的事,你难道不知道?不参与?”
   
   “你们大概不了解我,我对政治没兴趣,不光没兴趣,我讨厌政治。”
   
   “别说的这么无辜,我不相信你对政治没兴趣。”
   
   让我说什么呢?我想告诉他,让我给他讲述我的家族背景,我的家传,让我告诉他,我从来就没有申请过加入共青团,让我告诉他,政治在我看来就是揪斗,就是抄家,就是喊口号,
   
   就是人整人?这么丑恶肮脏的东西,我凭什么要对它感兴趣。
   
   话题一转,他们又问我:“刘京生平时都接触什么人?”
   
   “我再说一遍,我对他接触什么人没有兴趣。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胖子的。”
   
   胖子,我想起来了,叫许东岭,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青年。我不知道他的政治抱负,我也不知道他的政治理念,同他的几面之交,我只感觉这个青年人,政治热情很高,处事城府不深,至少我觉得他不象是搞政治的。
   
   “X年X月X日,有人让你把XX东西转交给刘京生,有没有这回事?”预审员又问。
   “没有。”这次我一点没有犹豫,斩钉截铁地说。
   
   短暂的沉默,中年预审说,“说不说的结果是一样的,我们掌握了事实,不会因为你不承认,就不作为证据。你如果不说实话,后果你自己负责。”
   
   “如果你觉得我必须承认你所说的事,那我就胡说一气。”
   
   “那倒不必。是事实你必须承认,不是,你也可以否认。我们要求讲真话。”
   
   “我要说的话就是:没有这事。”
   
   问话结束了,他们站起身,我也偷偷喘了一口气。他们要我走到审讯桌前,在那个白白的记录纸上按下了血红的食指印。
   
   盘问过后,我要求见刘京生。
   
   “现在不行。”警官回答。
   
   “什么时候行?”我追道。
   
   “结了案再说。”
   
   此后,我就开始等结案。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半年过去了。我多次打电话,但是,结果都是一个:“不行。”
   
   我实在忍不住了,愤懑之极,我提笔给写了一封信,斥责七处是无理关押,是借机要挟,我还写了一首打油诗:
   
   医生从病人身上挣钱,
   
   老师从学生身上挣钱,
   
   交警从司机身上挣钱,
   
   领导从工人身上挣钱,
   
   你们从犯人身上挣钱。
   
   写完我觉得出了一口恶气,把信封好,到家门口附近的一个信筒,将信放了进去。
   
   几天后的晚上我回到家,婆婆告诉我公安局来电话,叫我去一趟。
   
   我说:“不去。”
   
   婆婆说:“他们怕你不去,还特别提醒说,如果你不去,他们用警车把你带走。”
   
   我没说话,两天后,我又挤上公共汽车,几次倒车后,坐到了七处预审室那个受审的位置上。
   
   还是那熟悉的预审室,还是那故作威严的预审员,他拿着我的信,用略带愤怒的神情看着我:
   
   “这是你写的吧?”
   
   “是。”我答道。
   
   “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
   
   “这是我对你们执法不公正的宣泄。”
   
   “不对,你这是诽谤。告诉你,就凭这一点,我就可以把你也抓进来。”
   
   当时我不知从那来的勇气,突然站起来,对着他嚷起来:“好啊,你们平白无辜抓了刘京生,今天还要抓我,可以啊,抓吧,我今天就不走了,明天把我的孩子也带来,我们一家三口正好就在这团聚了。”
   
   看我大发雷霆,他的神情反倒缓和下来,露出笑容:“别激动,别激动,有话好好说。”
   
   三、诱供
   
   取证的工作并没有结束,警官们动用了别的方法。
   
   几天后的下午五点钟,我出车回来,准备收拾东西下班,休息室门口站着一个中等身材、有些魁梧的年轻人,“你是金艳明吗?”一声略带颤音,又似乎有点笑意的声音。
   
   我注视着他,有点似曾相识,但我并不认识他。
   
   “我是XXX。我到过你家,是和刘京生一起组织自民党的。”
   
   哦,是这样,这时,一个念头从我的脑海闪过:大家都被抓了,怎么他一点没事呢?
   
   他有点神秘地吧我叫到一边,语气亲切地问我:“你现在怎么样。”
   
   我说:“我很好,你们要保重。刘京生坐牢了,你们一定不要再进去了。”
   
   他脸色变得严肃地说:“我们都没事,警察找过我们,但是我们都应付过去了。”说完,还“咯咯”地干笑两声。
   
   那声音在我听来十分地不舒服。就在此时,我忽然注意到他的腰间皮带上有一个小录音机,而且我注意到那录音机的录音键竟然是按下的。这时,我的脑海一阵晕眩,只觉得浑身的血都往脑顶上涌。
   
   我知道他是谁了,我也知道他是来做什么的了。我当时有种怒发冲冠的感觉。但是,我努力地克制自己,告诫自己,别冲动,别冲动,看他要干什么。
   
   说了几句淡如白开水的话,青年人问我:“最近没有什么人来找刘京生吗?”
   
   我说:“没有。”
   
   “哦,如果有人找他的话,告诉他,我们的组织还在,可以和我们联系。”
   
   我语气坚决地说:“不可能。”
   
   “怎么?”
   
   “不可能有人再找他,我也不会让他找你们。”
   
   他讪讪地笑笑。
   
   我告诉他要回家了。他便起身和我道别。
   
   我看着那个远去的粗壮的背影,心里充满憎恶,但更强烈的情绪是在谴责刘京生:愚蠢的刘京生啊,你看看你都结交了些什么人,看看你身边都是些什么人啊?”我永远地记住了那张胖胖的脸。
   
   XXX的来访,使我发现一个意外的情况:“中国自民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抓了,有些人还很自由,而且,还在继续从事着所谓的“自民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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