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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亚洲的干政言论说起:漫议中国危机的化解之道


   
   
   
   作者:焦愚叟

   
   一、
   
   最近,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中国将军,即:解放军最高学府国防大学的政委刘亚洲中将,在香港一本名为《凤凰周刊》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谈论中国实施西部战略构想的万字长文《西部论》。我相信,凡通读过这篇文章的人,在对刘将军所构想的中国西部战略留下深刻印象的同时,更会对这位中国军界著名的战略家和思想家就中国内政的议论留下极为强烈的观感。如,刘亚洲在文中说,中国时下“一切向钱看”的极端糟糕的社会现实和死水一潭的政治体制必将走向穷途末路的放胆干政言论,的确令所有关注中国前途的人都感到无比的震撼。以下,就是笔者摘引的刘亚洲在文中最后所说的原话:
   
   —— 除了金钱的力量,我们还有什么力量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持续而强劲的增长?(虽然)中国对事关国家大政方略的财政投入能力空前提高,甚至让西方老牌发达国家瞠目,但是,钱多了只意味着国家硬实力的增长,不意味着软实力有了相应提升,因为很多难题并不是只靠堆钱就可以解决。今天的中国社会,令人担忧的一个现象是,从上到下都洋溢着有钱好办事、钱能摆平一切的(疯狂)热情。它带来的是急功近利、用钱买路的逻辑和行为方式,完全忽视必不可少的长期细致工作,以及自我形象的提升。用钱开路,只有油水情而绝无鱼水情,换来的往往是顺水推舟、要价一路水涨船高。
   
   ——单靠金钱的力量,不但无法长期保有中国在境外的国家利益,甚至亦不能保有境内的平安稳定。迷信金钱力量的民族,是落后和愚昧的民族。无论是用于内政的安抚还是世界的拓展。拥有经济和文化及意识形态双重优势的民族,才是真正强盛的民族,才是值得拜服的、有感召力的民族。
   
   ——民族竞争是全方位的竞争,是综合素质的竞争。决定民族命运的绝不仅仅是军事和经济力量,而主要取决于文明形式本身。民族的生存决定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人类社会,以十年为度,可见政治兴衰;以百年为度,可见社会兴衰;以千年为度,可以看到文明的兴衰。十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中国将会出现伟大的变局。政治体制改革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不可能有退路。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容易改的早已改尽,剩下的都是最困难的部分,每一步都要闯地雷阵。
   
   ——苏联的改革则是由难到易。他们已经走过了最难的一关。而中国最难的一关尚未过呢。苏联的教训任何时候都是中国的镜子。苏联的失败主要在于内因。它并没有被世界大战打垮,却在制度竞争中被打垮了。一个制度如果不能让公民自由地呼吸并最大程度地释放公民的创造力,不能把最能代表这个制度和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领导岗位上,它就必然灭亡。当年苏联所有的问题都是体制上的问题。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下层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苏联也曾强调稳定,把稳定看成了目的,把维持现状看作实现稳定的手段,稳定压倒一切,金钱摆平一切,结果却激化了矛盾,一切反过来都可以压倒稳定。一个有着远大理想和抱负的民族,绝对不应迷信一时的金钱力量。它可以信赖的,首先是观念的力量。
   
   ——中国传统政治奠基于商鞅,粗成于秦始皇,大成于汉武帝。独尊儒术就是独尊皇权。正因为这种背景,使得百多年来中国多次借鉴西方的政治改革都半途而废。改革在其他领域都能大显神通,一旦延伸到政治领域,马上就寸步难行,最后总会爆发突然事件,使改革者措手不及,全军溃败。邓小平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也曾下定决心,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政治改革与传统政治权力结构的不相容性日益凸现出来,导致了波及全国的动乱。(一个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与繁荣昌盛),它可以信赖的,是制度的力量。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真正的秘密在于长盛不衰的法治和法治背后的制度。美国制度被诩为是“一种由天才们设计,使蠢才们可以运作的体系”。一种坏的制度能够使好人做坏事;一种好的制度也(却)能够使坏人做好事。民主恐怕是极要紧的。没有民主,就没有持久的崛起。民主思想的传播不受国界限制,当然也不受历史限制。中国的精英们要有为后代寻找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切实可行的制度的勇气。不一定要成为先烈,但一定要成为先驱。它可以信赖的,是真理的力量。真理即知识,知识即力量。中国不缺乏真理,中国缺乏容忍真理存在的土壤。
   
   ——在西方,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思想的风暴引发了革命的风暴。在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风暴毁灭了思想的火种。我们缺少现代极为珍贵的反思意识。思想投降了,真理无处容身。今天我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主导世界的不是意见,而是思想。意见不是力量,思想才是力量。没有思想,谈什么“解放思想”?文化大革命最显着的特点是:不许讨论。举凡攸关民族命运的问题,都不允许公开讨论。允许公开讨论的都是小问题。其实小问题无需讨论就可以处理,大事才需要公开讨论。邓小平(其实应该是胡耀邦)当年发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那样激荡着中国人的心。这场讨论还在民众心中种下了独立思考的种子。国力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人民的思考力和论述力。
   
   从以上刘亚洲的话语中,我相信不独是笔者,而是任何阅读过这篇万字长文的人都可以看出,这些最后写在《西部论》结尾的一大篇文字,其实完全游离于该文所论证的“西部战略”之外,句句直指当下中国深重危机的要害,全是对中国最高当局最近20年来所奉行的大政方针已经偏离世界文明主流的放胆直言。这种肆无忌惮的逆耳直言,这种深植于一个有着悠远历史情怀的思想家内心的忧患意识赤裸裸表露,与那些如今充斥于中国主流媒体的各路高官的陈词滥调和逢场作戏式的大话和空话,简直有着云泥之间的距离。这确实是很不寻常的。为此,笔者甚至不揣冒昧,而对刘亚洲的相关文字作了更准确的补充,那些以括号的方式所加上的文字,就是笔者手痒难耐而加塞进去。
   
   众所周知,刘亚洲作为一名现役的解放军中将、中纪委委员,又是中国军队最高学府国防大学的政委,他不可能不知道其放胆干政的上述言论会给他本人,乃至给他所在的整个军方带来什么严重的政治后果。因此,我相信任何一个关注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人都会问这样两个问题:
   
   1、中国的顶层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或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2、中国的政治精英们正在酝酿着什么难以预测的大变局和如何展开这一大变局?
   
   二、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向西方世界门户开放这30余年来,随着大量中国人的国际交往遍及世界每个角落,传统的中华文明同世界各种不同文明的密切交汇,广大中国人的视野早已超越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当代中国人,仅仅用30年时间展开对西方文明的追赶,其耳聪目明,其思想解放,其所作所为,其物质成果,也早已超越了过往150年乃至过往3000年累加的所有成就。
   
   然而,因为中国人固守自己那“奠基于商鞅,粗成于秦始皇,大成于汉武帝”(刘亚洲语)的落伍政治制度不变,其上层建筑作为旧世界残余的一个最大的金字塔架构,已经成了阻碍中国人融入现代普世文明的桎梏。当代中国人除了得益于搭上美国主导的全球化顺风车才得以实现GDP最近30年一路高奏凯歌之外,其社会形态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改革,日益深陷政治、文化、思想和社会危机之中,其实是任何一个既开眼看中国又撑眼看世界的中国人,都能切身感受到的残酷现实。
   
   前不久,中国一位网名叫木然的国内学者,在《中国已经进入危机社会》一文中,曾这样写道:“中国进入危机社会是不争的事实,这不是故作高论,也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生活在中国的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这一点。中国的全面危机包括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其中政治危机是其它危机的根源和罪魁祸首。”
   
   木然说:“如果单纯是经济危机,哪个国家都会有,哪个国家都会相对容易渡过,美国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爆发的经济大危机都转危为安。如果是社会危机也可能通过培育中产阶级、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得以解决、使人们有免于匮乏的自由。如果是文化危机也可以通过良好的教育并配以体现人类终级关怀的宗教得以化解。这些危机的解决的政治前提是政治民主,没有政治民主,这些危机只能通过军队、警察等暴力来解决,而通过暴力化解的危机只会导致更大的危机。正因为政治危机有如此巨大的破坏作用,分析的着力点集中在政治上也就理所当然。”
   
   在木然的眼中,中国的“政治危机主要包括制度危机、接班人制危机、政策危机、上访制度危机和合法性危机。”
   
   以下,就是木然对中国政治危机的概括性描述:
   
   ——制度危机。中国的政治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中国的制度不论如何搞“六个绝不”,如何宣传优越,如何宣传特色,实际了却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大联欢、大合唱场所。即使没有既得利益这一层关系,两个关键性问题也解决不了。第一,专制的问题解决不了。权力不分立必然导致专制。一个人不能自己监督自己,一个政党自己不能监督自己,一个政府也不能自己监督自己。一个人既是人大代表又是市长是不可能通过自己这个人大代表监督自己这个市长的,倒是给市长为所欲为加了一道防护栏。一个政党又是领导者又接受其它被领导之下的政党的监督是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效的,即使监督也会出现监督的盲点和空洞,政协的民主监督功能在党的领导下也难以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直受到挑战,群众自治制度没有宏观权力制约的民主制度的保障随时会崩溃。第二,自由的问题解决不了。因权力的高度集中与专制,政治自由所具有的驯化权力的功能严重萎缩,政治自由是其它自由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政治自由的其它的自由视权力的癫痫性发作而定。权力者高兴了,作风民主了,其它的自由能给权力者装点门面。权力者不高兴,其它的自由也就被收回,权力一裸奔,其它的自由的遮羞布再也没有被利用的必要。作为第四种权力的新闻媒体成了政党的喉舌,新闻机构难以独立,成为权力部门的下属机构,新闻自由形同虚设。宪法规定的各种权利成为权力者的道具,尤其是对付外国批评的道具。权力与自由的关系永远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权力多,自由少,自由多,权力少。权力与自由的多少最终取决于宪政,只有宪政在权力与自由之间划出边界,约束权力保障自由。目前没有解决权力滥用没底线,对自由的破坏程度不断加深,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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