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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变局已不可避免

   来源:RFA
    如果是海外的学者发声,中共会称其为敌对势力,如果是国内的书生批评,中共会说是异议人士,总之,都是不怀好意,企图颠覆国家政权,它们非但不接受,还会对其诋毁和打压,然而,现在是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说话了,他不仅是中共党员,而且还是军队中将,这的确是绝无仅有,令世人震惊!
   近日,他在接受《凤凰周刊》专访时,批评中共现行政治体制,大力鼓吹美国民主制度,痛斥中国缺乏容忍真理的土壤,指出一个制度若不能让公民自由呼吸、不能把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领导岗位将“必然灭亡”,他甚至预言中国在10年内,将向民主政治转型,称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中共“不可能有退路”。
   尽管,最新一期的《凤凰週刊》声明,有关内容根据专访整理,未经刘亚洲本人审定。但这篇题为《西部论》的专访出笼,绝非偶然,它是中共体制内改革派的一篇代表作,它预示着中共党内的裂变已经形成,海外民主运动和国内的维权运动与其对接的趋势不可避免,但中国社会民主转型的路途还没有达成共识。
   我认为,近期国内发生的一切变故颇为类似“六四”之前的形势,但中共依然相信暴力和谎言能够打破困局,其倒行逆施的行为适得其反,所以,社会民主转型的方式,在两条道路之间徘徊,一条是胡佳之路,他的理念被刘晓波系统化,以303人集体签署的《零八宪章》的文本推出;一条是杨佳之路,他的肉体被法律所消灭,但他的行动被民间所肯定,故朱军持枪扫射法院,刘敖衡炸毁长沙税务大楼等类似暴力事件层出不穷。显然,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给中共高层增加了巨大的压力,刘亚洲之宏论则是重压下的呻吟,叹息与呼喊!

   毫无疑问,从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型已是人类共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宪政民主,三权分立,未必是最好的制度,但在保障人权,健全法制方面,的确是目前人类所摸索到的比较好的设计,中国不必照搬美式民主,但必须接受普世佳值和文明成果,既保留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又能最快最好的保障中国普通民众的人权,但这一双赢的前景,因为中共内部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而渐行渐远了,中国似乎成了一个即将被引爆的火药桶,目前发生的一切都预示着变局的降临。
   首先,我们看到了执政党内部的分裂,已达到无法掩饰的地步,温家宝坦言“政亡人息”表现了他的忧患意识,尽管他没有管好他的家人,各种指责他太太和儿子贪腐的报道连篇累牍,但就个人执政理念来说,他应是党内的改革派,颇为类似“六四”前赵紫阳腹背受敌的处境,但情况截然不同的是,他在地震与洪水等自然灾害中的勇敢果决,使他拥有了与党内保守派对决的民情资本;另一方面,薄熙来偏于西南一隅,颇似袁世凯的小站练兵,他唱红打黑,把毛泽东的尸体抬出来,以为弱势群体做主的姿态出现,搞户籍改革,廉租房建设,阳光法案,等等,忽悠了全国人民,但其执政理念是与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相背的,必将把中国带入无法无天,互相惨杀的文革似动乱年代。非常明显,他是江泽民和李鹏等老朽们,幕后鼎力支持的党内保守派。但不得不承认,薄熙来的外在形象和极富煽动性的演讲,对不同派别贪官的严厉惩处,使他拥有了不少粉丝,使一些“遗老遗少”像推举袁世凯一样全力以赴,他已成为公开挑战中南海的政坛代表人物。而胡锦涛呢,他以深藏不露,韬晦之计,左右摇摆,瞻前顾后而令外界雾里看花,莫衷一是,今后的两年内才能露出真的面目。但不论如何,中国的变局只能由共产党内部分裂开始,这是建国以来例次动荡证明的真理,眼下,我们看到了黎明般的希望。
   就这一点来说,刘亚洲所言并无太多的新意,但他透露了党内改革派的焦虑和不安,这种忐忑不安,朝不保夕的心情,集中反映了民间深刻的社会矛盾,不妨以目前方兴未艾的“推普废粤“风波为例,加以说明。表面上看,这是广州市民7月5日通过微博发起的一个旨在保护地域语言文化的维权活动,但我们知道语言是思想的外壳,与其说,人们对广东政协委员的一则有关倡导普通话的提案,表达心里的忧虑与不满,不如说,他们对官员垄断媒体,强奸民意,践踏人权,渲泄积压已久的仇恨和愤怒,它之所以人数众多,是因为胆小怕事的国民,自认为找到了付出成本最低的安全表达政治诉求的借口和方式,反之,对官员来说也是如此,一方面广州地方当局7月29日抓捕了一个网络活跃人士,而另一方面,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则在8月5日强调,他本身在学粤语,谁敢”推普废粤“,并称维权主体是伪命题,这异曲同工的举动正流露了中共决策层的不安与焦虑:既怕胡佳也怕杨佳。前进不敢,后退无路。
   现在,中共最拿手的王牌是经济奇迹,不可否认,现在的中共领导人比毛泽东时代,确有进步,他们的主要特征是“一心一意谋发展”,并大有成绩,殊不知,温饱之后,人们对民主,自由,平等,法制的追求会比以前更强烈,何况社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贫富不均,官员贪腐,法制倒退,使大多数人更显焦虑不安,故此,党内有志之士刘亚洲首先炮轰中共流行的“经济强国”和“金钱外交”的思想,指出“钱多不意味软实力有提升”;他以中国在非洲投资大肆行贿、用金钱开道为例,指出此举不但使非洲官员胃口越来越大,也让当地民众对中国极为反感。而今日中国从上到下都洋溢“有钱好办事、钱能摆平一切”热情。他表示:“单靠金钱不但无法长期保有中国在境外的国家利益,甚至不能保有境内的平安稳定。总之,他认为,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绝不仅靠军事和经济力量,而取决于文明形式,“这决定了我们(中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又以前苏联比喻,指出苏共溃败不在于经济或武力,而在于制度,“一个制度如不能让公民自由呼吸,并最大程度地释放公民创造力,不能把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领导岗位上,就必然灭亡”。
   虽然,刘亚洲的观点是真知灼见,是以维护共产党的领导体制为目的,但并不被中南海集体决策所接受,针对他批判的弊端,胡锦涛企图用新道德运动来解决,这表明中共似乎已无力驾驭中国这匹脱缰的野马飞奔向前。
   因此,我认为,中国的变局即在眼前,可能有两种道路,一种是自上而下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先党内派别合法化,公开化,后随之解除党禁与报禁,如果中共出现赵紫阳和胡耀邦似人物,就可能像著名评论家金钟先生预示的那样,共产党一次次地获得民选的胜利或失败,但那时的中共在引入竞争机制之后,必将大变,如同百年老店国民党一样,其它的大大小小的以各种名分出现的雨后春笋般的党派,必将与其展开竞选,选民用手里的选票把领导人关在笼子里为社会,为人民服务,中国将开启一个崭新的时代。另一条道路是,中共继续搞一党执政,维护贪官污吏的利益,扩大两极分化,镇压民主诉求,人们忍无可忍,把分散的星星之火似的各地维权运动云集起来,在富有社会良知的知识精英的领导人,自下而上地开展斗争,逼迫中共退出历史舞台,以宪政民主取代威权专制。但我看,这两种道路,前者可能性最小,因为中共内部的既得利益者人数不少,已尾大不掉,他们富可敌国,拼死反抗,企图延缓民主进程;后者风险性最大,因为中共建政以来,积怨太深,旧债未还,新仇又生,民愤太大,一旦变局,贫困的大多数人面对贪得无厌的官员和老板,很难保持理性,寻求社会和解,“均贫富,等贵贱”,“杀富济贫”的传统理念将使人口众多的中国血流成河,分崩离析,而窥视九州的世界列强将趁机瓜分中国。
   目前的中共领导人,正在上述两条道路的交叉口犹豫不定,他们严厉地把刘晓波之类的民运人士关进大牢,是便于他们两派之间更高声调地争吵,但切莫忘记了,当他们闭门明争暗夺的时候,已是民怨沸腾,时不我待,近日,频繁发生的天灾人祸已足以证明,我2009年3月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的观点切中时弊,中国进入了撕裂状态,解决社会矛盾的暴力化倾向日益明显,但我未就变局列出时间表,这一点,刘亚洲领先一步。
   据报道,他指出,当年的苏联也曾强调稳定,把稳定看成目的,“稳定压倒一切,金钱摆平一切,结果激化了矛盾,一切反了过来”。他并预言,中国“ 10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中国将会出现伟大变局。政治体制改革是历史赋予的使命。我们(中共)不可能有退路”。我认为,这是目前体制内改革派人物,最具体清晰的有关中国变局的论述。如果没有更高层领导人的授命或暗示,作为一个党员和军人,刘亚洲不可能如是说,半官方的《凤凰周刊》也不可能吃了豹子胆,把它放出来!由此我们也挑开了中南海的窗帘,窥视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矛盾心态:前进有路,但怕失去利益,受到人民的清算。后退无路,又怕火山爆发,死无葬身之地,故修修补补,拖延时间,但中共18大将至,时间已经不多了!
   那么,中共是否还想重复1976年10月,华国锋与叶剑英合作之路,通过党内高层的尔虞我诈,把过去的罪恶转嫁到几个人身上,再次愚弄老百姓,以延续专制政权,阻断民主航程?18大上能有这种精彩篇章吗?亦未可知。这种避开上述两种道路的作法,已在近期的重庆予以地区性的演练,但文强之死并不能根治腐败,薄熙来只不过是饮鸩止渴而已。
   总之,自“六四”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进程就落入了低谷,经过21年的酝酿,民运人士不断坐牢,流亡,努力,呐喊,如今该冲上高潮了吧!我坚信,中华民族不可能永远背运!
   2010年8月8日于多伦多
(2010/08/1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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