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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真宗智:抗争的力量

   丹真宗智:抗争的力量(Protest Power)
   
   
   
   文章摘要: 我们藏人没有政治条件可以用来拉拢,没有财力,也没有原油可以用来换取协助,我们仅有的是历史和真相。

   
   
   作者 : 丹真宗智,
   
   
   發表時間:8/28/2010 (《自由圣火》
   
   
   原作:丹真宗智(Tenzin Tsundue)
   
   漢譯:林孟螢
   
   人民的力量再次為西藏自由運動注入了充沛的活力
   
   在事件發生前,坎格拉(Kangra)區的警察總監兩度召我進他的辦公室,試圖要我保持低調,他甚至找了資深的西藏流亡政府官員來勸誡我。這些方法都失敗後,他開出了一份拘留令,命令我十四天內都不得離開達蘭薩拉(Dharmsāla)鎮上,直到印度首都的「情勢和緩」之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將要來訪印度,為了好好呈現他們的外交情誼,以及對生意合約的渴求,東道主政府不得不想盡辦法將我隔離於此景之外,他們害怕我可能會干擾維安再度進行抗議,怕我闖進宴會會場,在餐桌上高喊「自由西藏!」。
   拘留令上載明,我曾因二零零二年與二零零五年於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和溫家寶來印度訪問時,所做的激烈抗爭而被拘留,且有充分的證據顯示,我也將胡錦濤這次來訪規劃到我的抗議計畫之中。
   為了二零零五年四月十日這場「惡作劇」,我事先在印度最好的科學機構(印度理工學院)鐘塔的陽台上躲了二十四小時。我在中國總理將在印度科學機構的研討會致詞前一晚,爬上了這棟建築物。當溫家寶在一樓開始他的演說後,我從塔上的陽台張開西藏國旗(在西藏被禁止,卻是國家主權的合法證明)揮舞,高喊「自由西藏」,同時展開一張巨幅的紅色標語寫著「自由西藏」,並將傳單灑向空中。現場大批媒體本是來此採訪中國總理,一時間所有人的注意力轉向了西藏議題。
   印度也憂慮國家安全可能受到第三度擾亂,因此,除了拘留令,他們還部署了十五名便衣警察、四台車、兩輛摩托車來監視我的行動。他們並不限制我到達蘭薩拉哪裡,但是卻緊跟著我到所有地方──上廁所跟、會議跟、上館子跟,甚至我買份早報也盯著不放。
   我在警察局拍了兩次照片存檔,以便他們向所有喜馬偕爾邦(Himachal Pradesh)的警察局通報我的拘留令,當然還包括了阿格拉(Agra)、德里(Delhi)和孟買(Mumbai)等胡錦濤要到訪的地區。當時這一切都讓我覺得相當可笑,我在這低海拔的喜馬拉雅山區節衣縮食地生活,為了省盧比,我都是徒步走路上山下山。頓時之間,我的身邊圍滿了警察同行,我的藏人朋友開始稱呼他們「保鑣」。剛開始我倍感威脅,但不久後我便理解他們的職責所在。
   接近胡錦濤來訪日子前,我再度被召進警察局,專案警察總監在我面前向我解釋這命令來自德里的中央政府,我與所有藏人最好遵從這項指令。「你是個藏人,一個外籍人士。你會在這裡是因為印度給你庇護。當政府告訴你不要出來抗議時,你為何不接受?身為一個外籍人士,你沒有任何權利在這裡從事任何抗爭活動。」接著他警告我,「若你違反了這拘留令,我們就必須將你驅逐出境。」我說,「過幾天後當我違反了這命令時,請驅逐我。我『就是想』在我『自己的國家』裡,面對面對抗中國。請務必要驅逐我出境。」接著,專案警察總監要我向他保證我不會從這裡開溜。我說,「我甚麼身份去做這個決定?我只聽從一件事。」他仔細地聽著,我繼續說:「生命將這份責任推向我,要我為自由奮鬥。我只遵從這項天職。」
   之後我諮詢了我的律師友人,迪派‧撒庫爾(Deepak Thakur),他是德里高等法院的辯護律師,難民法的專家。他說,「宗智先生,西藏人在印度被視為外國人,是因為政府的許可讓你們能待在印度,政府擁有絕對的權力控制你們所有的活動,包括限制你在某段特定時間內不得離開達蘭薩拉。」然後我反身自問:「身為人類,我們難道沒有權利抗議不公不義?聯合國不承認我們的會員身份,大國口裡談論著正義、和平與非暴力,然而他們的商業利益卻遠遠凌駕於這些高道德標準。現在我該在哪裡進行抗議?」
   
   隨著我被拘留的新聞如野火般在各大媒體間傳開,聲援的信件從世界各地不同角落湧來。年輕的藏人受到鼓舞,也對這份拘留令感到火大,因此我的朋友們說:「宗智不能去德里,讓我們大夥一起去!」接著,六個主流的西藏非政府團體聯合動員德里的藏人,策劃一場「上吧!德里!」(Chalo Delhi)的西藏人民運動,靜坐抗議。當這消息被放上了網路,許多藏人和各界的援藏支持者捐款給我們,確保這個自發性的運動能成功。
   這件事也同樣鼓舞了我。對我來說,我的抗議行動在我為自由奮鬥的任務中只佔一小部分。能在藏人社區裡營造一個西藏運動,已是我整個工作的重心。當我見到這股動力在我眼前開花,我遂找不到理由逃出達蘭薩拉到其他地方。因此,當同胞們乘著巴士要下德里的那天,我去找了警察總監,並要求他讓我們這些抗議群眾能順利地到達目的地,並在警力的戒護下讓我們在德里靜坐抗議。
   後來我決定留下來,但我很確定地告訴警察,若我們的抗議行動受到警方的阻擾,我們就只好上演像《警察故事》(Chor-Police)劇中,這種警匪追逐的老戲碼。那晚,上千名情緒激昂的藏人集結在摩洛甘濟(McLeod Ganj)的廣場,準備登上巴士到德里。我看著周圍的警察,沒有警棍,沒有武裝。警方高層保守了他們的承諾。但那晚他們提高了對我的警戒,加派了二十名警員以及警車、機車隊,將這個擁擠的廣場擠得水洩不通。
   德里抗議行動的第二天,警方要求所有的藏人示威民眾留在藏人營區,並表示隔天會讓他們出來抗議。我們懷疑這只是一個唬弄的伎倆,也懷疑明天早上七點半他們會準時現身。隔天上午七點,我帶著兩支手機,其中一支被警察監聽中,屏息等待著德里的同伴給我消息,若事情不按計劃進行,我將採取其他行動。
   在警察的戒護下,抗議行動進行得很順利。警方再次遵守他們的承諾,甚至護送整支抗議隊伍來到位在德里中心的抗議現場疆塔曼塔(Jantar Mantar)。當我們在中國的入侵之下失去西藏時,印度支援了我們。經過了四十七年的流亡後,超過十三萬的流亡藏人居住在印度四十個難民營中,擁有一百間藏人學校,超過五百座僧院散佈在印度各處。印度的協助讓自由西藏的夢想能夠復甦,藏人對印度仍相當感激。但另一方面,印度延續英屬印度的政策仍主張西藏為中國的一部份,也讓印度處在兩難的局面。
   我們藏人沒有政治條件可以用來拉攏,沒有財力,也沒有原油可以用來換取協助,我們僅有的是歷史和真相。我們在真相的基礎上爭取自由,非暴力是我們的生活準則。仰仗街頭運動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我們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為了真相而奮鬥,我們甚至願意犧牲我們的生命。新世代的藏人引進新教育、新技術且與世界接軌,這一次我們要讓中國和印度明白,不解決西藏問題,這兩國就無法延續自一九四七年與一九四九年建立起的友誼。西藏議題被中國掩飾為「內政」問題,被印度以「外交」議題而忽視,如今清清楚楚地擺在他們的眼前。
   抗議結束之後,一位最近從拉薩逃出的西藏婦女過來對我說,「你高喊著『刀垮台!』」她說,「有位中國的星象學家預言,新中國會結束在一個叫『刀』的人手裡,當新中國見到自己的進步縮影在『刀』的領導下像葡萄一樣爛掉,就是中國腐敗的開始。」她說你們叫他「胡錦濤,是錯誤的發音,正確的名字是『胡錦濤刀』。」
   
   原刊:《西藏評論》(Tibetan Review),二零零七年一月
   
(2010/08/3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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