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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昨日的南非看中国

来源:民主中国
   从昨日的南非看中国
 
   2004年5月15日,南非取得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承办权,举起“大力神杯”的曼德拉喜极而泣。
   第十九届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很遗憾缺少了那位里程碑式人物的身影——南非黑人斗士、新南非第一任总统曼德拉。没有他与他的战友和几代人的奋斗,就不会有南非的今天;没有他的支持,南非就不会成功地申办这届全球瞩目的赛事。
   南非历史上的种族隔离政策臭名昭著,因此南非曾被1964年奥运会拒之门外,长期遭到国际制裁。南非的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在法律上宣告结束仅仅是十七年前的事。本届世界杯能在南非举办,也是国际社会对新南非进步的肯定。中国球迷不妨将目光从球场伸向更宽广的时空,从昨日的南非审视一下中国,也许能拓展新的视野。

   南非与中国:曾经和正经的“隔离”
   1652年4月6日,3只荷兰帆船抵达南非桌湾建立补给站,从此开始建立殖民地。随后荷兰人与英国人长期争夺,逐步吞并南非,建立起种族主义统治。英国二十世纪初打败布尔人(荷兰人在南非的后裔),1910年建立了南非联邦,作为英国的自治领地。
   1948年,南非国民党上台执政。第二年,与南非执政党同名的中国国民党被中共武力赶出大陆。
   南非国民党开始全面系统地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到1961年南非宣布退出英联邦,改名为“南非共和国”,这13年里,南非当局制定和修改了60多项种族主义法律,在就业、薪酬、教育、结社、迁徙、居住、婚姻、公共场所等方面实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直至1993年12月22日,《南非共和国宪法法案》获得通过,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在法律上才宣告结束。
   如果说在实行种族歧视和隔离的南非,黑人和有色人尚有一定空间的话,那么中共的一党专制则是全面的,渗透到红色帝国的每个角落。中共执政后30年,对外将中国与世界文明的发展相隔离;对内用愚民政策将国人与真实的现实和历史相隔离,不仅导致现代蒙昧的悲剧,而且殃及至今几代人信仰的缺失、理性的匮乏和道德的沦丧。
   中共暴力夺权后,为了建立所谓红色乌托邦,巩固其专制统治,通过历次运动将国民以政治和身份划线,分为三六九等进行控制,对底层和异类实施有形和无形的隔离与歧视。
   中共通过户籍制度把国民隔离成市民和农民,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民成为没有国民待遇、被盘剥的二等公民。甚至在三年大饥荒中不能外出逃荒,被持枪拦截的民兵或者打死或者堵在家里饿死(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教授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2月)。
   在土改、镇反、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这“黑五类”分子及其后代,成为中共现代种姓制度下的比“红五类”(工人、农民、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低下的贱民,不但在革命暴力中没有生命保障,而且在入团、入党、升学、就业、婚姻等方面倍受歧视,被剥夺了基本的政治、经济等权利。所以,一位25岁的青年在红色恐怖的1966年夏愤怒地公开写道:“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而这又是先天的,是无法更改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种族压迫就是阶级压迫。”(《遇罗克遗作与回忆》20页  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两年后,这篇轰动全国的《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亲自批准枪决令的据说正是那位“毛主席”(傅国涌《他们远比大人物重要——最早洞悉文革真相的人》2006年)。
   中共迫于内外交困,不得不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逐步打开与世界文明隔离的大门,刚走出国门的人恍如隔世,好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以至闹出不少笑话。然而中共一党专制体制在保留一些歧视和隔离的同时,又制造新的歧视和隔离。
   对于“三权分立”、多党制等民主政治机制,无所谓姓社姓资,但是中共为了一党私利,以“中国特色”为名,对现代文明实行双重标准,凡利己的均与世界接轨,而将自由民主的制度文明拒之门外,将中国隔离在世界民主大潮之外,进而权贵集团及官二代、官N代垄断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导致人才和市场竞争缺失、扭曲,人才逆淘汰,劣币驱逐良币,贫富两极分化,底层向精英层的流动和发展被不平等的垄断所隔离,社会严重分裂。相比之下,当年南非另一半的白人社会至少还有民主制度的一些基本形式,为民主变革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中共将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对民间社会的发展依然实行不平等的隔离政策,对民间组织在政策上歧视,规模上限制,行动上压制,不时迫害其突出者。
   中共对维权组织和人士,以权代法,压制迫害,将他们隔离在法律的公正之外。致使一些人铤而走险,诉诸暴力,殃及社会。
   中共对待异议人士,或者将他们隔离在监狱;或者监控起来,与民众隔离;或者封杀其言论,隔离在国内媒体之外。对海外流亡的异议人士,剥夺其归国权,无法与亲人相见,将其与中国社会隔离。
   至于近年新疆、西藏的骚乱,更证明中共民族政策的失败。
   面对信息时代强大的互联网,中共依然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耗费纳税人巨资打造所谓“金盾工程”,建立封锁信息的网络柏林墙,将中国网民与真相隔离,与真话隔离,与世界隔离;同时收买“五毛党”做所谓网评员,制造谎言,混淆视听,欺骗舆论,营造假象。
   与当年南非种族主义当局相比,中共真是大巫见小巫!
   南非与中国:反抗者的道路和命运
   由于历史、文化、信仰、制度等差异,南非与中国对压迫的反抗走过了不同的道路:一条是从争取平等权利开始,以和平非暴力为主的斗争方式,从群众运动到挑战现存的国家法律和秩序,进而重建国家机构,走向宪政共和,实现全民和解,建立公民社会;另一条则是以反抗压迫为名,以暴易暴,恶性循环,旨在夺权,制度的结构没有根本改变,以人民的名义实现专政,即表面上奴隶们成为主人,实际上只是以反抗者的名义,将少数人推上权力的交椅,成为新的奴隶主而已,而过去的奴隶依然还是奴隶,有宪法之名无宪政之实,名为共和实为专制。
   当改良先是被扼杀、后是被拖延,待清廷面临崩溃、被迫立宪已回天无术。1911年辛亥革命名义上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可这场革命也开启了中国历史新一轮权力的暴力更迭……第二年,在遥远的南非,被白人压迫了二百多年的黑人成立了自己的第一个组织——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创办了机关刊物《人民报》。该组织为两院制,是知识分子与部落酋长的结盟,通过和平抗议和请愿来改善黑人的地位(1925年更名为非洲人国民大会)。1913年,律师出身、在南非工作了20年的甘地,成功地领导了南非印度人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电影《甘地传》中再现了当时和平队伍迎着警棍前仆后继的生动一幕),迫使政府第二年废除了几项歧视印度人的法律。
   1943年,中共一面消极抗日、扩充实力,一面通过残酷的延安整风,建立内部专制体制和领袖独裁。“入夜,延安万籁俱寂,听不到一点声音,陷入一片恐怖、沉寂之中。”(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而此时,以伦贝迪、曼德拉、西苏鲁、坦博等为首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青年改革派,正在民主酝酿成立青年联盟。第二年联盟成立。
   1949年,梁漱溟希望共产党“千万不要蹈过去国民党的覆辙”。他说:“我坚决反对内战到底!我不能因为那方用戡乱一名词而同意其作战;我一样不能因这方用革命一名词而同意其再打。即令让一步是革命,革命亦不等于除恶。若以旧日‘替天行道’的观念来革命,那是不懂革命理论的。” “我没有张君劢先生那样天性,非要避免暴力革命不可。但我对于中共之滥用武力,却一直是不赞成。”(傅国涌《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但民主人士这样的中间路线被中共所不容,国共双方自持武力,内战继续令生灵涂炭。同一年的南非,青年联盟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取得领导地位,在新制定的“行动纲领”中,他们提出“使用包括罢工、不服从运动、不合作运动和停工等”为手段进行斗争。
   中共武力夺取大陆后,违背《内瓦战俘公约》和1949年4月25日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又名《约法八章》(《毛泽东选集》1459页),即对放弃抵抗的旧政府军政人员“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概不追究”。 1950年和1955年,开展镇压反革命和肃清反革命运动,致使许多无辜甚至曾为中共做过贡献的人惨遭关押或被处死,许多人被滥施酷刑致残致死,有的连材料都没有,只写一个“坏”字。死者亲属不得哭泣、不得戴孝。
   1950年镇反过后,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曾经报告,“镇反运动全国共捕了‘反革命’分子262万余人,杀了71.2万余名,关了129万余人,管制了120万人”。因许多地方出现了瞒报,实际上被杀害的人数大大超过71.2万。(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217页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这次运动中,我祖父因曾在民国时期任北平怀柔县(今北京怀柔区)县政府教育科长(相当于现在的县教育局长),被开除公职,在街道被监督劳动(三年大饥荒时病饿而死)。
   1951年12月,在南非,曼德拉当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主席。出于基督教信仰和南非多民族、多种族的历史与现状,借鉴甘地的思想,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出非暴力抵抗是反抗残暴政权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我们可以在纪录片《啊曼德拉:四党联合之解放》(2002年)的镜头中,领略示威游行那如波涛起伏的人潮涌动,一浪高过一浪的排山歌声。1952年6月26日,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的蔑视运动正式开始,成千上万的志愿者们高呼“让非洲回来!”的口号,边舞边唱:“打开牢门,我们要进去,我们志愿者……”他们勇敢地用行动挑战种族隔离,进入白人的各个公共场所,并骄傲地自愿被警察带走,塞得监狱无法容纳,令官方大为头疼。不得不考虑实行所谓黑人“自治”。
   1955年中共在全国展开肃反运动,除了胡风集团案以外,进一步清查历史反革命。各级领导生怕自己右倾,凡是历史上与国民党、三青团有瓜葛的人员一律隔离审查,批判斗争。仅1955年一年就对机关、军队、企业的220万人进行了审查。“查清了每一个人的过去,他的联系和情绪”。在这批人群中,有将近5%的人被视为是“不可靠分子(国民党的侦察人员、外国间谍、反革命分子、流氓)”。(彭小明《约法八章的骗局——中国的卡廷惨案》2009年) 这次运动中,在部队任职的我父亲(1948年在北平参军)向党组织汇报了在民国时期曾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事,由于当初入党时没有讲,被指隐瞒历史问题,所以我父亲受到“停止党内生活”的处理,被安排转业到地方工作。在此后的历次运动中,这一所谓“历史问题”屡次给他带来厄运,长期被压制(1979年12月被恢复党籍),并牵连我后来多年无法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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