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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记文学看57反右(中)

(四)“马克思加秦始皇”?

   论与毛的个人交往,文化界无人能及丁玲。她和毛首任妻子杨开慧是中学同窗好友,对毛有所了解。1936年丁从南京出狱到延安,毛曾设宴欢迎,出席者包括张闻天、周恩来和博古等,礼遇之隆使丁受宠若惊。同年12月,毛填词一首,用电报发至山西前线嘱交其本人,以示嘉许:

   《临江仙》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延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女将军。

   丁玲其时曾是极个别不必预约便可闯到毛住处拜访的人之一,曾被任命为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她晚年回忆,当时常到毛的窑洞闲聊:

   有一次,毛主席突然问我:“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主席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我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人名。反正是开玩笑嘛。毛主席一边写名字,一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一听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我可不敢!要是让贺子珍大姐知道,她肯定会打我的。”

   由此可见两人关系之密切。

   其后,为毛与江青结合举行的晚宴,还特地给丁发了请柬。可是丁因女儿重病不克出席,从而得罪了江青也冒犯了毛。至1955年8月,丁玲因与周扬的夙怨挨整,被打成“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毛就完全置旧情于不顾了。1956年底根据调查落实的结果,中宣部曾准备为丁、陈平反,不料57年6月8日反右号令一下,风向陡变,从7月25日起,作协党组召开“反击丁、陈” 大会,至9月17日结束。会议罔顾事实,不仅重新确认“丁、陈反党集团”,而且将丁玲和冯雪峰一起定为“右派集团”头子。

   毛还火上加油,一再点丁、冯的名:

   大鸣大放,一不会乱,二不会下不得台。除开个别的人,譬如丁玲,她就下不得台了。譬如冯雪峰,他是一个出版社的社长,他在那里放火,他就下不得台了。那是少数人,就是右派。他放的火,他的目的是要烧共产党。只要不是冯雪峰、丁玲这种人,也不要怕下不得台,怎么下不得台呢?进了共产党,他要反共,共产党反共!丁玲、冯雪峰不是共产党反共?共产党里头出了个高岗……现在共产党又出了丁玲、冯雪峰、江丰这么一些人。(1957年10月13日毛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

   非但如此,他还直接下令周扬组织“再批判”,翻出丁玲和王实味等人在延安受过批判的文章,登在1958年第2期《文艺报》上,并在编者按上亲自添上两段:

   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

   对于毛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做法,除了用封建帝王“天威难测”来形容,还能说什么呢?毛以“马克思加秦始皇”自命,那只说对了一半。讲“斯大林加秦始皇”则庶几近之。但斯大林没搞过“反右”。

   (五)无情打击丧尽天良

   和丁玲并列被毛“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冯雪峰,是中共实行领袖独裁的牺牲品。周扬晚年曾说:“文艺界反右是主席亲自抓的。”“批判冯雪峰、丁玲,是主席亲自抓的。”大概正因为此,冯在作协党组会议上被批斗的场面出人意表。

   据在场的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黎辛回忆:

   会上,夏衍发言时,有人喊:“冯雪峰站起来!”紧跟着有人喊:“丁玲站起来!”“站起来!”“快站起来!”冯雪峰低头站立,泣而无泪;丁玲屹立呜咽,泪如泉涌。夏衍说到“雪峰同志用鲁迅先生的名义,写下了这篇与事实不符的文章”(指冯写出初稿由鲁迅补充修改定稿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张注),“究竟是什么居心?”这时,许广平忽然站起来,指着冯雪峰,大声责斥:“冯雪峰,看你把鲁迅搞成什么样子了!骗子,你是一个大骗子!”这一棍劈头盖脑的打过来,打得冯雪峰晕了,蒙了,呆然木立,不知所措。丁玲也不再呜咽,默默静听。会场的空气紧张而寂静,那极度的寂静连一根针掉地的微响也能听见,爆炸性的插言,如炮弹一发接一发,周扬也插言,他站起来质问冯雪峰,是对他们进行“政治迫害”。接着,许多位作家也站起来插言,提问,表示气愤。(黎辛《我也说说“不应该发生的故事》,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一期78页)

   同时在场的部队作家、《平原烈火》和《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在其荣获“茅盾文学奖”的报告文学《昨夜西风凋碧树----忆一段头朝下脚朝上的历史》中,作了如下的描述:

   为了把丁、陈彻底地“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会议还邀请了党外的茅盾、郑振铎、老舍、曹禺、臧克家、许广平等这些民主人士和文学巨匠,借助他们的声望、威信、影响和才干,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批判和侮弄这些人。在一次会上,我亲见许广平指着冯雪峰的脸,骂他“心怀鬼胎”、“不知羞耻”,几乎声泪俱下地指斥他说:“那时鲁迅正病得厉害,你还去絮絮叨叨,烦他累他,说到半夜,还在纠缠不休,你都想干什么?……”仿佛冯去找鲁迅,真个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冯雪峰放在案上的左手抖得簌簌的,一张惨白的老脸,憋涨着怎样的痛苦啊!这为五十五岁的驼背老人,领导过“左联”,参加过长征,蹲过上饶集中营,奉党命去做鲁迅的工作,为革命赴汤蹈火大半辈子,他怎么会想到,忽然之间就成为如此为人唾骂的右派呢?(《没有情节的故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186页)

   的确,以冯的革命资历和前期与毛的关系,这一幕简直不可思议。

   冯是浙江义乌人,1927年加入中共,担任过左联的党团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作为文学评论家,他和胡风都深受鲁迅器重。1936年4月他奉派回到上海,鲁迅对之言听计从,两家的关系也极为密切,对此,反右之前许广平是公开承认并表示感念不已的。正因为此,许在会上突然发难,有如一把尖刀剜进冯的心窝。这位阅历极为丰富的文坛宿将曾撰《雪峰寓言》,但知人阅世如他也无法逆料许变脸之快。

   而毛对冯大张挞伐更令人不解。据张乐初所撰《雪峰记事》;

   1934年初冯到达江西红军根据地后,毛常去他住处聊天。他告诉毛,鲁迅认为毛的诗中有“山大王”的气概,毛听了开怀大笑。从此两人过从甚密,毛曾对人称赞冯:“谁说书生不会打仗,雪峰就会打游击!”(转引自丁抒《阳谋---反右派运动始末》,开放杂志社,2006年,227页)

   1935年10月冯随军长征抵达陕北不久,即奉命潜至上海,负责恢复当地被破坏的中共组织并与鲁迅联系,工作出色。其间他找到了毛失散经年的两个儿子岸英和岸青,并将之经法国送至苏联。投桃报李,1941年皖南事变后原在新四军军部任职的冯遭蒋禁锢,毛电告在渝的周恩来,设法请国民党人胡秋原出面,使冯获保外就医,脱离险境。(见《阳谋》,同上)

   不过,冯此次被捕显然影响了毛对他的印象,并使之带上了“叛徒”阴影,以致在反右中饱受折磨后于文革后期惨死。

   就57年许广平对冯雪峰落井下石连同此前对胡风的决绝,2006年9月本港举行“鲁迅论坛”时,笔者曾在会上面询其子周海婴:令堂晚年有无反躬自责?海婴答非所问地回应曰:母亲当时正申请入党。中共的党性与人性就这样势不两立!

   如果说,尽管冯雪峰是资深党员,但本质上跟他所宗奉的鲁迅一样属自由知识分子之列,和“山大王”毛及其“伟光正”的党的基本成员---农民不是一路人,所以在劫难逃的话;那么,像徐光耀这样的“小八路”出身、“根正苗红”的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创作室创作员,理应属于毛麾下的“自己人”,为什么也被弃之如敝屐使其“掉进了右派的泥坑”呢?

   官方的说法道是“母亲错打了孩子”,这是诡辩!照毛的判词,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派,是人民的敌人。把无限依恋自己的孩子当敌人,世界上有这样的母亲吗?

   就徐光耀而言,获罪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一是此前的55年肃反中审查“丁、陈反党集团”时,他应党组织要求写的一份材料,被认定“替丁玲翻案”;二是他获悉陈企霞因隔离审查家庭生活困难,顾念其为自己在华北大学文学系学习时的系主任,遂送去几百元纾困。如此既写文章又送钱为“丁陈”张目,自属“反党”,故遭严惩不贷!

   尤其荒谬的是,为了完成毛信口开河金口玉言钦定的“右派”比例指标,有的于鸣放过程中本身既无出格言论,又与已被“揪出”或已内定的本单位“右派”毫无瓜葛的中共忠诚党员,竟被“说服”牺牲小我自认“右派”,以便凑足上面下达的名额。申渊的大型纪实文学作品《天地良心》,便描绘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申渊,本名陈愉林,1936年出生于上海的显赫人家。外祖父徐通浩是英国皇家陆军少校,万国商团1934年度司令;祖父成文龙本为贫民,后上升为中产阶级,陈云曾是其学徒。陈愉林幼年即追随中共,背叛其出身的阶级,表现激进。反右后期,他在所就读的北京外国语学院被德语系党支部书记米洛招去谈话。米洛是他的老师兼入党介绍人,有30年党龄,首先要求此次谈话保密,然后激动地对他说:

   中央规定党内党外都有右派分子,我们支部有二名右派的指标,凑了半天还差一名,你是我们学校的优秀党员和模范党员,根本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可惜呀,可惜你出身不好,海外关系太复杂,支部决定委屈你凑个数当一阵子右派。你又是系团总支书记,你带个头,一个人完成二个指标,便把小胖子解脱出来了。小胖子孤儿一个,太可怜了。我今天向你和盘托出,因为我仍旧把你当作党内同志,我的好同志。(《天地良心》新大陆出版社,2006年,396页)

   书记所讲的“小胖子”是他同班同学,共青团员,平素心直口快,已经被抓住小辫子,危在旦夕。“他的心肠太软,在最后一刻被米洛同志的‘真诚’所感动,他决心挺身而出,解脱支部全体党员,解脱可怜的小胖子。”(同上)

   就这样,他成了“右派”和“党内阶级异己分子”,发配边疆劳动改造。历尽坎坷,得以幸存并自学成才。因缘际会,现居本港。其亲身经历足以证明所谓“母亲错打孩子”,应改作“蛇蝎母吞吃孝顺儿”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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