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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记文学看57反右(上)

引言

   “传记”是“记录某人生平事迹的文字”;“文学”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传记文学”顾名思义需兼具史传性与文学性,且以前者为重,即必须合乎历史真实。这也是严格意义上的“传记文学”题中应有之义。

   “反右运动”特指1957年6月8日开始发生的那场政治运动,其影响之深远是众所公认的。1978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发布55号文件,由此陆续为几乎全部当年的“右派”“改正”,但至今仍拒绝为之平反,有关档案也一直未予解封。近十几年来,“反右斗争”更成禁区。官方掩盖了真相。

   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需要作出极大的努力。其中,一批传记文学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出版发行的有关著作约150种,主要在大陆出版,少数在港台和海外出版。谨将其中部分较有分量的作品分类臚列如下:

   一, 大陆出版的《往事并不如烟》;《风雨年华》;《储安平、王实味、梁漱溟》;《历史悲歌---反右派内幕》;《王蒙自传三部曲》;《风雪夹边沟》;《没有情节的故事》;《记忆---往事未付红尘》;《九死一生---我的右派生涯》;《六月雪》、《荆棘路》;《原上草》;《长河孤旅》;《禅机》;《徐铸成回忆录》;《龙卷风》;《走向混沌三部曲》;《虽九死其犹不悔》;《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昨夜西风雕碧树》;《舒芜口述自传》;《寻找家园》;《浦熙修此生苍茫无限》;《我不再是“我”---一个右派分子的精神死亡档案》;《悔余日录》;《思痛录》;《红尘冷眼—— 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

   二,香港出版的《阳谋---反右派运动始末》;《七十年的经历》;《沉重的1957》;《最后的贵族》;《顺长江,水流残月》;《伶人往事》;《五十年无祭而祭》;《一半烟遮,一半云埋》;《北大1957》;《农场春秋》;《天地良心》;《在那遥远的地方---新疆回忆录》;《笔底风云---二战名记者朱启平传》;《六十余年家国---我的右派心路历程》;《别了,毛泽东---回忆与思考》;《历史的漩涡---一九五七》;《右派情踪》;《暴风雨中一羽毛》;《刘少奇与毛泽东》;《邓小平与毛泽东》;《红太阳的陨落》;《新发现的毛泽东》;《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逝者如斯夫》;《行行重行行》……

   三,台湾出版的《毛泽东全传》;《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萧乾与文洁若》;《人生的采访者---萧乾评传》;《浪迹人生---萧乾传》;《陆铿回忆与忏悔录》;《一滴泪》;《刘宾雁自传》;《云山几盘,江流几弯》;

   四,美国出版的《梦断未名湖》;《昨夜雨骤风狂》;《苦难的历程》;《红尘白浪》;《赤海飘零记》;《燕园风雨铸人生》;《花旗梦别神州泪》;《盛世幽明》……

   此外,还有自费出版的《劫海恶波》;《劫灰絮语》;《人、鬼、人》;《品味人生---反右蒙难五十年》;《只有云雀知道你》;《自掌嘴》;《滚爬血腥路---忆我贱民、平民人生》;《重新站起来》;《郭堡,你可曾记得…..》;

   本文将对以上若干著作进行简括的评述,以期引起注意,利于反右斗争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并推进传记文学的发展。

   概而言之,上述有关作品多角度、全方位地深刻反映出57反右运动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出自一批亲历其事的文化人笔下的回忆文字,血泪斑斑,情深款款,无论真实性、文学性或可读性都是官修“正史”所无法望其项背的。

   对此,著名记者、作家萧乾平实地认为:“个人经历中往往反映着社会的演变。正因为如此,野史才是正史的补充。”而头号“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则以诗一般的语言写道:“清风明月,落日朝露。不错,个人记忆不能与史书相提并论。但它能给世界一种诚实的声音,抗拒着无知与健忘的精神潮流。”(《《往事并不如烟》系列序》,明报出版社)

   章诒和又认为:“在中国和从前的苏联,最珍贵和最难得的个人活动,便是回忆。因为它是比日记或写信更加稳妥的保存社会真实的办法。”(《最后的贵族.自序》,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有赖于此,我们总算能够窥斑见豹,得知半世纪前那场“阳谋”的点滴真相。

   (一) 指鹿为马罗织构陷

   5年前问世的《往事并不如烟》如石破天惊,章诒和此书为纪念57反右50周年拉开了序幕。

   章诒和,1942年生,安徽桐城人,儿时曾居港三年并在培正小学肄业。60年代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戏曲文学系。1970年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20年。1979年无罪释放,后任中国戏曲研究院研究员,2001年以博士生导师身份退休并从事写作。近年多次来港参加新书发布及学术活动。

   200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往事并不如烟》反响强烈。因其曾被删节,同年经补充修改,更名为《最后的贵族》,交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繁体字本在海外发行,被认为是中共建政以来大陆最好的作品之一。曾在海内外先后获颁国际笔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2004年度自由写作奖“、大陆官方的“郭沫若散文随笔奖》,以及台湾的《联合报》、《中国时报》和金石堂书局等颁发的奖项。

   且不论该书感情之真挚动人、文字的优美典雅,只从内中揭示的民盟史实沿革,和展现的几位重量级人物,包括叶永烈所称“右三帅”章伯钧、罗隆基和储安平,以及“左派”史良的鲜明形象,均具独到之处。它使人悟到:所谓“右派”猖狂进攻乃毛本人贼喊做贼倒打一耙。

   众所周知,毛在其所撰的当年《人民日报》“七一”社论,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矛头直指民盟,尖锐抨击“章罗同盟”: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末句的“章罗同盟”,容易使人跟“中国民主同盟”联系在一起,其后改称“章罗联盟”。然而,章、罗同为民盟中央副主席,彼此之间的不合作却是人所共知的。毛硬是指鹿为马,实属“千古奇冤”(千家驹语)。

   对此,当时反应最激烈的是罗隆基。该书写道:

   他两次跑到我家,质问父亲:“伯钧,凭什么说我俩搞联盟?”

   父亲答:“我也不知道,我无法回答你。”

   是的,对罗隆基来说,最最不能理解和万万不能接受的就是“章罗联盟”。为了表达愤懑之气与决绝之心,平素不持手杖的他,在第二次来我家的时候,特意带上一根细木手杖,进门便怒颜相对,厉言相加,所有的话都是站在客厅中央讲的,整座院子都能听见咆哮之声。父亲则沉默,他也只有沉默。因为“章罗联盟”之于他,也是最最不能理解和万万不能接受的。

   临走时,发指眦裂的罗隆基,高喊:“章伯钧,我告诉你,从前,我没有和你联盟!现在,我没有和你联盟!今后,也永远不会和你联盟!”遂以手杖击地,折成三段,抛在父亲的面前,拂袖而去。(《最后的贵族》,304页)

   章罗既不存在“同盟”或“联盟”,“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这句“金口玉言”,自然是胡说八道。而民盟“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反共反社会主义”,也纯属子虚乌有。

   据章文披露,民盟前身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由三党三派在中共积极支援下于1941年组成。三党包括第三党(今之中国农工民主党)、青年党和国社党,三派是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和救国会。抗战胜利后盟内分化,青年、国社两党被逐,章伯钧为首的第三党和沈钧儒领导的救国会得势。章与救国会的史良联手成为当权派,退出国社党的少数英美背景的自由主义者属非当权派,后者以罗隆基为代表,两者水火不容。(同上,305页)

   何况,“在民盟中央,别看沈老(钧儒)的地位最高,是旗帜性人物,可中共党员的胡愈之才是民盟的主心骨。当然,还有统战部在背后指挥胡愈之。”(同上,21页)

   反右前,胡是民盟中央秘书长,表面上居于主席沈钧儒和章、罗、史等几位副主席之下。但“反右后期史良批判‘章罗联盟’的文章,皆出于胡愈之之手。连那个‘六六六’教授会议,也是胡愈之一手策划铺排的。只不过临到开会,他借故走掉。而且运动的收尾时刻,他把具体操办这件事的干部也戴上了右派帽子,全家调离北京,发配到大西北。”(同上)

   上述“六六六”教授会议,指的是1957年6月6日,由章伯钧和史良主持,曾昭抡、吴景超、黄药眠、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六位教授参加的座谈会。“会上,他们一个个头冒傻气,替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担心着急,生怕大鸣大放在青年学生中搞出乱子。”最后章提出应向周恩来、彭真等反映情况。而史良亦于当晚向周作了汇报。(12页)

   两天后,反右号角吹响了。“六六六”被指为反党黑会。“六教授”全打成“右派”。显然,这是胡愈之奉命行事的结果。“有组织、有计划”云云,应回赠毛自己。章诒和的书提供了生动的例证。而叶永烈的《反右派始末》,胡平的《禅机》和冯治军的《刘少奇和毛泽东》、《邓小平与毛泽东》等传记文学作品,则对此给出了有力的佐证。

   (二)“阳谋”背后黑幕重重

   毛在“七一”社论中有一段话,针对指责他“引蛇出洞”言而无信辩称:“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这完全是诡辩。反右部署自始至终为黑箱作业,见不得光。

   在这方面,黄秋耘的长篇回忆录《风雨年华》作了绘声绘色的描写。

   黄秋耘也是和本港极有渊源的一位作家。他自称“职业军人”,但其父却是本港一家西药房的老板,祖父为著名中医。1935年夏天他同时考取港大、伦敦大学、清华、燕京和中山大学,且获得港大和伦敦大学的奖学金。出于对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等名师的倾慕,他北上入读清华的中文系,翌年加入中共。从抗战爆发至40年代末曾在港九从事情报及统战工作。50年代调往北京中国作协,担任《文艺学习》杂志副主编。57年鸣放高潮期间的5月18日晚,他在作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邵荃麟家里聊天,顺便请示工作:

   我们正谈得起劲的时候,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邵荃麟连忙走过去接电话。不到两分钟,他登时脸色苍白,手腕发抖,神情显得慌乱而阴沉,只是连声答应:“嗯!嗯!”最后只说了一句,“明白了。好!我马上就来。”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九点二十分了,肯定是发生了出人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要召开紧急会议。他放下了电话,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周扬来的电话,唔,转了!”至于究竟怎样转法,他没有说,我自然也不便问。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又叮嘱我一句:“咱们今天晚上的谈话,你回去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暂时也不要采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这样会引起怀疑的。”我知道他马上要出去,就连忙告辞了。第二天早上回到编辑部一问,才知道这一期的《文艺学习》早已签字付印了,正在装订中,大错铸成,无法挽回。要是我早两三天就知道了“转”的消息,像《刺在哪里》那样的文章是绝对不会发表出来的。不过,我总算还来得及从《大公报》(当时还在北京出版)和《光明日报》抽出了几篇措辞尖锐的杂文,稍稍减轻了我的一点“罪行”。编辑们看到我抽文章,心知有异,纷纷打听是怎么一回事,我装作若无其事、轻描淡写地答道:“没什么!有些话我还要斟酌一下,改好了马上给你们送回去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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