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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百年•欧洲取圣火万里行》纪事之十三:“民运之共和”--2010-06-27/28/29法兰西共和国首都巴黎Paris-III

   辛亥百年 薪火相传 结束专制 再造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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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百年•欧洲取圣火万里行》纪事之十三:“民运之共和”--2010-06-27/28/29法兰西共和国首都巴黎Paris-III

   1979民主墙老友郑钦华(又名:克里斯)、孙维邦和徐文立2010.6.30在巴黎郑钦华家

   《辛亥革命百年•欧洲取圣火万里行》纪事之十三:“民运之共和”--2010-06-27/28/29法兰西共和国首都巴黎Paris-III

   1979民主墙任畹町和1989民运新一代李东澄和韩荣利2010.6.26在巴黎巴士底广场

   《辛亥革命百年•欧洲取圣火万里行》纪事之十三:“民运之共和”--2010-06-27/28/29法兰西共和国首都巴黎Paris-III

   1979民主墙老友任畹町、徐文立和韩荣利2010.6.26在巴黎人权广场和埃菲尔铁塔前

   《辛亥革命百年•欧洲取圣火万里行》纪事之十三:“民运之共和”--2010-06-27/28/29法兰西共和国首都巴黎Paris-III

   1979民主墙老友孙维邦和徐文立2010.6.28在巴黎孙维邦家门口

   《辛亥革命百年•欧洲取圣火万里行》纪事之十三:“民运之共和”--2010-06-27/28/29法兰西共和国首都巴黎Paris-III

   1979民主墙孙维邦2010.6.28在家中接电话

   《辛亥革命百年•欧洲取圣火万里行》纪事之十三:“民运之共和”--2010-06-27/28/29法兰西共和国首都巴黎Paris-III

   1979民主墙孙维邦2010.6.28在接受1989民运新一代李东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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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中国中心(CCC)2010年7月14日欧洲德国科隆消息】

   《辛亥革命百年•欧洲取圣火万里行》纪事之十三:“民运之共和”

   2010-06-27/28/29法兰西共和国首都巴黎Paris- III

   辛亥百年纪念组委会欧洲万里行小组李东澄报告

   

   采访欧洲的民运人士和朋友是本次万里行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认为有必要通过对参与者或亲历者个人的采访和交谈,从个体的角度和类似媒体的方式,记录至少三十多年来现代中国民运的发展历程中的人与事,因为记录民运发展的历史是民运人士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其目的就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有助于调整民运未来发展和行动的策略,同时这些难得的访谈纪录也将成为珍贵的史料,供未来重建的共和国学者和学生研究和学习。行动组于6月27、28和29日分别访问了多位流亡和旅居巴黎的民运人士和友人,其中与79北京民主墙运动的三位代表性人物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和采访,他们就是郑钦华(又名:克里斯)先生、任畹町先生和孙维邦先生。

   

   郑钦华先生原籍台湾,曾是台湾早期“党外运动”参与者,年轻时代留学欧洲,非常关注和支持中国大陆的民主发展,他超前地认识到中国民主运动的希望在大陆,决定放弃海外留学,于1979年从台湾经日本到大陆,以在大陆学医的方式将自己置身于中国民运的前线,在北京学习期间成为西单民主墙运动中民间刊物《四五论坛》的秘密成员。在民主墙运动被中共政府全面镇压之后流亡美国;在美国期间参与王炳章博士组织创办的民联,曾任民联副主席,成为王炳章最信任的得力助手之一。如同其他早期民运参与者一样,郑钦华先生也经历了海外民运的风风雨雨,然而他没有放弃初衷,自始至终坚持自己的理念并为之努力。1998年至今担任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在法国的负责人,2007年6月4-5日被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届代表大会选举为执委会委员至今。在访谈中,他特别强调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在现实社会的重要性,特别是诸子百家中的墨家,其主旨中“非攻”、“兼爱”、“节用”的思想,特别值得参与中国民运的同仁们认知和实践。

   

   任畹町先生于1978年开始参与“西单民主墙”,起草《中国人权宣言》并组建“中国人权同盟”,后来被捕被判劳教四年;1989年参与北京天安门学生市民民主运动,并发起“政体改造”民间活动和“西单民主墙运动”十周年的纪念活动;1991年2月8日在法庭上发表演讲为八九民运辩护和正名,被判入狱7年;1994年荣获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被誉为人权民主活动家;1998-1999参与中国民主党的筹建工作;2008年应邀到巴黎讲学,现旅居巴黎。畹町先生为中国民运和人权事业中做出过重大的贡献,但在几次近距离的接触中发现,即使是在晚辈面前也没有任何架子,原本应该是民运前辈的资格,但他为人谦和亲切,与其越来越淡泊名利且荣辱不惊的性格相符,他生活简单朴素,却没有忘记在生活上关心和帮助其他年轻的朋友。生活中的随和并不妨碍畹町先生在政治上的爱憎分明的秉性,在访谈中,他不仅对中共专制政府践踏人权的暴行,而且对民运中某些个别打着民主旗号本性是反民主的流氓政客嫉恶如仇。他总结了自民主墙运动以来的三十年,民运取得了哪些成果,并分析了中国民主事业进度缓慢的原因。他也特别指出,国内维权运动和人权民主运动(即“传统民运”)并非两回事,不过是现代民运发展到现阶段所表现的两个方面而已,两者内在本质和最终目的完全一致,就是:结束一党独裁,建立民主共和。

   

   孙维邦先生于1978年开始投身民运,1979年初与同仁在青岛创办民运刊物《海浪花》,并张贴五十余张的政论文章于“西单民主墙”,掀起“孙旋风”;1981年与徐文立、郑钦华发起“民主统一促进会”,于同年第一次被捕,入狱一年;1989年六四之后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再次被捕并重判十二年,1999年获释,翌年流亡法国,孙维邦政论文章的重点之一是对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质疑和批判,通过多年来不断学习东西方哲学思想,总结历史和实践经验,致力于探索关于中国现代民主运动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当我们置身于维邦先生简陋的书斋兼卧室里面,聆听他关于过去几十年中国民主运动发展的侃侃而谈,油生钦佩之情,可谓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谈话中他特别强调改变中国现状最根本的途径就是教育改革,一方面应该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的教育方法和学术体系;另一方面应该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从小学初等教育层面开始,进行彻底革新,让每个公民自小有机会学习有关民主思想的基本知识,从小体会如何行使公民权利,学习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接受全方位信息的教育,培养独立思考和判断的基本能力。同时,恢复中华传统文化在公共教育领域的核心地位,复兴中华传统优良价值观和哲学思想的广泛传播和深入研究,使民族文化之根本得以发扬光大,应用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中,从而重振国家和民族,建立富强伟大的共和国。维邦老师讲话有浓重的山东口音,需要一定的适应,不过还真是有一种原汁原味的感觉,不禁让听者产生联想,是不是两千年前也是山东老乡的孔子在周游列国收徒授课的时候,当时那些其他“国家”的学生是不是还得多学一门老师讲的“外语”,即使对于我们所谓现在意义上的语言,主修“儒学”之前,是不是也得补习“方言”。

   

   谈及中华传统文化,经历中共“政治教育”和“革命斗争”影响多年的民运人士特别需要自身反省,自觉加强传统文化修养。尊长爱幼是中华文化传统重要内容,是“仁孝”之道提倡的核心内容,中国民主运动自辛亥革命以来整整百年,有多少仁人志士奉献生命,现在若论前赴后继包含尊重、继承,当然还有发展和超越,但是先辈的功绩不容抹煞,前辈的经验不容忘怀,更不能失敬而不尊重。晚辈可以表达与前辈不同的意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秉持自由、平等的民主精神可以批评甚至批判,但是晚辈对前辈的谩骂攻击、造谣诽谤、侮辱中伤等等,此类行径绝对有失体统,其修养和素质与其所谓民主领袖、民运写手极为不符,简直愚蠢到了自取其辱的地步。

   

   最近,有个六十年代出生的民运“青年领袖”提出了一个“弃40挺50保60(遗弃四十年代出生的民运领导者,推崇五十年代出生的领导者,栽培六十年代出生的领导者,实即他自己)”的“响亮口号”,如果依次类推的话,有样学样,不久以后还会有“弃50挺60保70”的口号和更快的大江后浪“压”前浪的“弃60挺70保80”的口号。这口号对民运正常传承与合理延续的负面影响且不谈,提出这样口号的人的短视和急躁已经很容易让人预视他未来“领袖梦”的幻灭。更荒唐的是,这类人自持有高学历,藐视没有“高学历”的前辈,真是缺乏起码的教养,同时也真得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学历”?出生文革年代、之后接受的中共党国教育体系能让他有什么样的真正具有普世人文价值的 “文化”?简而言之,送他一个“三个不代表”:高学历不代表高素质;高学位不代表高修养;高书本不代表高才能。何况实际上此类人的“学养”能“高”到哪里去:按他自述“个人兴趣”划分历史人物,本该庄严对待的“主席”职务,却谓之以“破”且从未“在乎”过。

   

   此类言行对于其个人是一种啼笑皆非的自毁声名的小小悲哀,但对民运整体来讲却是相当严重的破坏,因其自称自持所谓过去的功绩,其负面影响的程度不容忽视。对当今民运不仅没有任何积极贡献,反而“只提当年勇”却实质危害民运发展的“历史人物”,我们不得不提醒他应有自知之明,也提醒同仁予以防范。我们对于此类人过去的“贡献”和现在“选择”的权利表示尊重,认为此类人自己对自己,以及其他人对此类人的认识应该“听其言更观其行”,以往的光环不能证明今天的兼备德才,一个根本不懂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如何能负担得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任呢?难以想象!

   

   纪事原本并非政论,但因个别“领袖人物”的上述“指示”直接涉及到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年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对纪念活动在欧洲的共和圣火万里行产生的破坏作用显而易见,因其个人好恶和私人恩怨而贬低和歪曲辛亥革命的意义和历史人物的声誉,负面地影响了“辛亥百年、薪火相传、结束专制、再造共和”纪念活动的效果,我们不得不在此予以驳斥和谴责。新阶段的中国民主运动决不是这些人争名夺利的“竞技场”或“游乐场”,为了民运新阶段的团结与壮大,我们必需揭露这些人的本质,个人脸面事小,国家前途关天。籍由纪念辛亥百年暨中国民运百年的重要时机,民运应该以新的、老中青三代结合的领袖人物和领导集体重新面世,恢复中国民主运动的荣誉;壮大中国民主运动的实力;重振中国民主运动的事业,以团结向上、积极进取的态度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继承辛亥革命的伟大传统,奋起努力,消除专制和独裁,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同舟共济,重建富强的中华共和国。

(2010/07/1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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