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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百年•欧洲取圣火万里行》简讯之十八:伯尔故居和海涅铜像--2010-07-12德国伯尔故居和海涅铜像

辛亥百年 颜色革命 结束专制 再造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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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中国中心(CCC)2010年7月26日欧洲消息】

   《辛亥革命百年•欧洲取圣火万里行》简讯之十八:伯尔故居和海涅铜像

   2010-07-12德国伯尔故居和海涅铜像

   辛亥百年纪念组委会欧洲万里行小组报告

   

   德国伯尔故居系德国战后第一位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海因利希•伯尔先生的故居,也是俄国最著名的异议作家索尔仁尼琴先生流亡国外时的第一个下榻地。伯尔故居简朴而有富有诗意,樱桃树上的樱桃压满了枝头。

   1978年以来的中国前卫诗人、人文社会活动家贝岭应邀正在此驻馆,辛亥百年纪念组委会欧洲万里行小组也在此度过了难忘的几日。

   民主中国阵线秘书长潘永忠先生等朋友专程驱车来到伯尔故居看望辛亥百年纪念组委会欧洲万里行小组,交谈甚欢。

   辛亥百年纪念组委会欧洲万里行小组还在杜塞尔多夫瞻仰了德国著名诗人海涅的铜像和故居。(海因里希•海涅,德国著名抒情诗人。著有《青春的苦恼》、《抒情插曲》、《还乡集》、《北海集》等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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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百年•欧洲取圣火万里行》简讯之十八:伯尔故居和海涅铜像--2010-07-12德国伯尔故居和海涅铜像

   德国战后第一位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伯尔先生和俄国异议作家索尔仁尼琴先生的画像(索尔仁尼琴居左)

   《辛亥革命百年•欧洲取圣火万里行》简讯之十八:伯尔故居和海涅铜像--2010-07-12德国伯尔故居和海涅铜像

   伯尔故居简朴而有富有诗意-1

   《辛亥革命百年•欧洲取圣火万里行》简讯之十八:伯尔故居和海涅铜像--2010-07-12德国伯尔故居和海涅铜像

   伯尔故居简朴而有富有诗意-2

   《辛亥革命百年•欧洲取圣火万里行》简讯之十八:伯尔故居和海涅铜像--2010-07-12德国伯尔故居和海涅铜像

   伯尔故居简朴而有富有诗意-3

   《辛亥革命百年•欧洲取圣火万里行》简讯之十八:伯尔故居和海涅铜像--2010-07-12德国伯尔故居和海涅铜像

   伯尔故居樱桃树上的樱桃压满了枝头-1

   《辛亥革命百年•欧洲取圣火万里行》简讯之十八:伯尔故居和海涅铜像--2010-07-12德国伯尔故居和海涅铜像

   伯尔故居樱桃树上的樱桃压满了枝头-2

   《辛亥革命百年•欧洲取圣火万里行》简讯之十八:伯尔故居和海涅铜像--2010-07-12德国伯尔故居和海涅铜像

   纪念辛亥百年的红蓝双十白星旗在伯尔故居

   《辛亥革命百年•欧洲取圣火万里行》简讯之十八:伯尔故居和海涅铜像--2010-07-12德国伯尔故居和海涅铜像

   纪念辛亥百年的红蓝双十白星旗在杜塞尔多夫海涅铜像前

   《辛亥革命百年•欧洲取圣火万里行》简讯之十八:伯尔故居和海涅铜像--2010-07-12德国伯尔故居和海涅铜像

   炎夏酷暑民主墙老友贝岭和徐文立2010.7.12在伯尔故居

   

   ——————————————————————————————

   附:

   德国战后文学反思的使徒

   ——走近伯尔、格拉斯

   

   印芝虹

   

   内容提要 我们经常赞赏德国人自觉深刻的历史反思,却很少认真细致地研究分析其思路和方法。战后德语文学不啻为我们探讨这一课题的最佳领域,而作为实践这一文学反思使命的最杰出的代表,德国战后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伯尔、格拉斯则提供了用心研读这个反思经验的重要文本。他们或平白而沉重,或辛辣而穿透的笔触,将权力、人性以及传统文化的扭曲纠合发人深省地揭示出来,推动了劫难后的德国批判精神的建设。

   

   关键词 反思的使命 自下的视角 公民的意识 简洁的艺术 怪诞的挑战

   

   Missionaries of Rethinking Postwar German Literature

   --Approaching Boell and Grass

   

   Abstract

   We often commend the Germans for their deep self-reflection on their past but seldom study their way of thinking carefully or analyze their methods. Postwar German literature offers us an ideal field to explore these questions. As two outstanding practitioners of this postwar reflective literature in Germany, Boell and Grass, the winners of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provides important texts for studying the rethinking. Their plain and heavy, or pungent and penetrating styles of writing reveals the distorted band together of power, human nature and traditional German culture, facilit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ritical spirit in a post-crisis Germany.

   

   Key words

   Mission of rethinking, perspective from below, citizen consciousness, laconic art, challenge of the wierd

   

   上个世纪末,1999年,在君特﹒格拉斯的“世纪长篇”《铁皮鼓》发表四十周年之际,在距战后第一位德国作家海因利希﹒伯尔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二十七年之后,在几乎所有的人,包括格拉斯本人都已经放弃希望之时,从瑞典斯特格尔摩传来了他获奖的消息。这姗姗迟来的喜讯仍然给作家带来了极大的喜悦和满足,他感到了一种心理补偿。德国文学界政治界同声称贺,无论是朋友还是最尖锐的批评家,因为这是人们“期待已久”,“早已该发生的事情”。格拉斯的朋友,多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当代最著名女作家克丽斯塔﹒沃尔夫称之为“对战后德国文学的表彰”,精确地概括了格拉斯此刻获奖的重要含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败的德国濒临双重的绝境: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它都被完全打倒在地,跌落在满目的残桓断壁、焦土废墟之间。其挣扎着爬出来站立起来的过程呈现出两条不同的轨迹:联邦德国的经济和物质在遗忘过去的基础上复苏繁荣,而德意志的精神和文化则在反思历史的纵深中重新寻找到自己的位置。为了后者这一艰难的重建工程,不少刚刚从战争和死亡的阴影下解脱出来的年轻人,昨天的士兵或联军俘虏,拿起了企盼已久的笔,释放出压抑积累多年的所思所想,表现出九死一生和灵魂震撼之后的人性悲悯和不妥协的批判精神。这其中包括废墟文学的杰出代表,但没写两年即英年早逝的沃尔夫冈﹒鲍歇尔特,更有战后德国的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因利希﹒伯尔和君特﹒格拉斯。这一代大家以其长期一贯的、丰富和尖锐的、充满人文关怀和独创风格的作品,赋予了德国战后文学以崭新的面貌,令其不仅在自己的国家,而且在全世界重新赢得了尊重和声誉。

   伯尔和格拉斯从20世纪五十年代末起,就一直共同充当了战后德国文学领军人物的角色,虽然俩人的“文学仕途”相去甚远。五十年代初,当年轻伯尔十岁的格拉斯刚刚开始他的写作尝试时,作家伯尔就已经很有名了;而伯尔用了多年的时间,撰写了大量的作品才赢来的成功和肯定,格拉斯却几乎是手到擒拿:《铁皮鼓》令他一夜成名,旋即风靡世界文坛。从此,他们的名字开始联在一起,共同为人称道;文学界总是将俩人相提并论,普遍认为世界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在德国将非此二人莫属。所以1972年,当自己获奖的消息从斯特格尔摩传来时,伯尔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只有我一人?没有格拉斯吗?”他的这个反应并非什么虚假的谦虚或矫揉造作,而是与当时二人不相上下的文学地位相关的。在他的致谢辞中,伯尔明确表示,他将这一荣誉视作对整个德国战后文学的奖励,同时,应该获奖的也并非他一人。然而,直到1985年伯尔去世,格拉斯,这位在伯尔看来本该与他分享当年的殊荣的人,却始终没有得到瑞典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垂青,并且,这种情形还一直又持续了十多年。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足以令格拉斯将这个当年他并不讳言的诺贝尔旧梦埋葬了 。而当他终于站在斯特格尔摩的领奖台上时,他感到伯尔,他已经辞世的同事和战友,在为他高兴,并且对这一颁奖表示满意 。斯特格尔摩最终,也许从来也没有忘记格拉斯,而似乎只是在考验了他几十年后,特意挑选了这么一个特殊的年份以表彰他的贡献:“在德国文学经历了几十年的语言和道德的毁灭之后,格拉斯赋予了它一个新的开端”。当年,瑞典科学院在颁奖与伯尔时也是强调了他对于困境中的德国文学的创新意义,指出伯尔的创作“将立足于时代的远见卓识和感同身受的性格刻划结合起来,对于德语文学产生了一种革新的作用”。

   伯尔和格拉斯等战后作家所开辟和身体力行的这条建筑在废墟之上的新的文学之路是怎样的?我们今天回顾和探讨这段工程的意义何在?在进入他们的主要作品、梳理这些问题之前,这里还须指出这两位作家与传统的诺贝尔文学奖之间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相通和谋和之处,也即他们获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除了突出的文学成就之外他们还都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政治之外的政治人物和文学家在伯尔和格拉斯以及许多他们那一代战后作家身上是统一的:血与火,颠狂与荒谬,困顿与无助的共同经验,铸就了他们基本的下层弱者的立场和以对权力的监督批判为核心内容的公民意识,他们共同的价值观,创作目的和追求,他们投身参与社会与政治的巨大热情。他们都不仅是作家,也是公众人物,是国家和社会不泯的良心。二者的结合和相互补充,也成为战后德国文学景观的一个鲜明特色。

   

   伯尔是谁?

   

   受过一般教育的德国人,包括德国学生遇上这样的问题都不会尴尬,即便这位“倍受争议的经典作家”如今似乎已经不大被提起,更不用说时髦了。但他的短篇小说依然在学生们的教材里,比如《跋涉者,如果你来斯巴……》。伯尔一生创作丰富,包括多部长篇大作,《跋涉者,如果你来斯巴……》从篇幅上讲,的确微不足道。但是这篇早期的小作品(1950)却可以说是伯尔著作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不仅作为单篇,而且也作为一本以之冠名的短篇集。它不仅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而且不断出现在各种小说集子里。所以说它是经典篇目一点也不夸张。小说从主题到语言都凸现了典型的伯尔风格,很适合作我们走进伯尔文学世界的一条便捷通道。同时,伯尔的写作方式也为细读他的作品奠定了基础。他的小说从一开始就是依据所谓的“作品内在法”的阅读方式去写的,即集中阅读文学作品本身,并找出艺术作品潜在的一切因素,从而得以“透视”所叙述的现实表面上的平庸性 。

   《跋涉者,如果你来斯巴……》是一个重伤士兵的内心独白,他在从前线运到一个临时战地医院后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人物情节都相对单纯。故事从叙述者下车开始,他因为“还没死”而能与归属地下室的逝者“分道扬镳”,被抬上楼梯,送往“绘画教室”,干渴和叫嚷着等待处理救护;身旁刚与之说过话的伤员被抬进“手术室”,随即被送往地下室,接着轮到他了……与此同时,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我”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里原本是个学校,所有的结构布置都是“我”极为熟悉的当时人文中学的典型模式:从墙的颜色、教室牌、挂衣钩到一系列希腊古典艺术装饰,再从威廉大选帝候,老弗利茨到希特勒以及宙斯、恺撒、西塞罗乃至尼采的塑像……“我”既猜测又不愿相信这会是自己呆过八年、三个月前刚刚离开的母校,因为这眼熟的一切并不能证明什么,不能触动“我”的内心,即便“我”得知这里的确就是自己的家乡。直到“我”进了“手术室”,发现了黑板上自己的字迹“跋涉者,如果你来斯巴……”时,“我”的心才狂跳起来,因为“我”再也无可否认这就是自己的学校了。绷带被打开,“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双臂和右腿,并且认出,医生旁边那个疲惫的救护工正是这幢教学楼的管理工,“我”曾在他的地下室里喝牛奶或者偷着抽支烟……。小说以“‘牛奶’,我轻声说……”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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