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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童事件凝聚着中国社会整体崩溃的血腥味

 杀童事件凝聚着中国社会整体崩溃的血腥味
    (《自由圣火》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存完整)
   
    近期,中国大陆杀童事件频发,从三月二十三日到五月十二日,已有福建南平市、广西合浦县、广东雷州市、江苏泰兴镇、山东潍坊市、江西吉水县、陕西汉中市南郑县发生了残杀幼儿园孩童和小学生的血案,其中,以陕西汉中市南郑县一案最为残忍:一名四十八岁的男子持刀闯入一所平民幼儿园疯狂砍杀,砍死七名幼童、一名女幼师,并砍伤另外十一名幼儿和一名成年人。
    不能不承认,这种以无辜幼童和儿童为主要残杀对象的惨案,如此密集地频发,是当今全世界绝无仅有的现象。有人美国频发枪杀案为据,来否定中国杀童案的独特性,这种观点站不住脚,因为美国尽管也经常发生射杀无辜者的血案,但极少有专杀无辜孩童的案子。中国的杀童案,构成了全世界独特的一道血腥残忍景观,真正堪称“中国特色”。

    为什么中国杀童案频发?许多人认为专制的政治体制造成了这种悲剧,他们指:并指在现政权的高压统治下,社会缺乏表达和伸张的渠道,也就没有社会减压的出口,这就导致社会不公的受害者把怨恨发泄到弱者身上——有人甚至指真凶不是郑民生等人,而是中共统治者。武振荣先生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他在其文章《杀人政治与杀童事件》中判定:杀童事件是中共杀人政治的必然产物,并追溯杀童事件的源头至二十一年前的“六四”屠杀。
    武先生等人的见解不无道理,但我以为失之空泛,因为中国的杀童事件,首先是社会道德问题,而不是政治体制问题;否则,就不能解释“杀人政治”比现今中国倍有过之的朝鲜、古巴和中国的毛泽东时代,为什么没有涌现同样的杀童事件,且众所周知,朝鲜、古巴和中国的毛泽东时代,极权高压统治比现今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社会更缺乏表达和伸张的渠道。
    好些人强调中共专制统治下巨大的社会不公,试图让人理解杀童者的行为。
    这种观点似是而非,因为首先,人有自我选择的意志自由,即使在专制统治下,人也有选择行善或作恶的自由。
    其二,政府的逼迫,并没有逼迫出非杀童不足以自保、或非杀童,不足以停止政府施暴的情况:政府的逼迫,比如说强迫拆迁,从逻辑和情理上说,也只是逼迫他们往暴力对付强拆人员、政府官员及其家属,并没有把他们逼向并不相干、且父母同样为弱势群体的孩童们……
    可见,杀童者的行为,既没有自卫的性质、更没有抗恶的性质,而完全是蓄意地主动作恶,而且其作恶之凶残和卑劣,比起他们的逼迫者所为百倍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的行为,完全是最恶毒的流氓无赖行径:他们是这样一种流氓无赖,受了大流氓的欺辱不敢作声,却转过头来百倍狠毒地戕害同样受大流氓欺辱的更弱者。
    武振荣先生这样解释杀童者,他说:“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有恶人,但是杀童事件中的行凶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恶人,他们是维持了二十年之久的杀人政治的产物...正因为他们在社会上的弱势地位决定他们杀不了贪官和高官,所以只能够选择毫无反抗能力的儿童”。
    我以为这样的解释一则有些大而无当,首先,作为社会恶人,行凶者意义之“不一般”是因为他们远远突破人伦底线——比其杀害成人的杀人犯更凶残和卑鄙,而不是因为其行为有什么特殊的值得理解之处,行凶者之所以沦为杀童犯,与“维持了二十年之久的杀人政治”当然有内在关系,但并非直接相关。
    二则,这样的解释不合逻辑。从逻辑上说,甲受了乙的欺辱,可以成为甲伤害乙的家属、朋友的理由,但绝对无法成为甲伤害与乙毫无关系的丙的理由,因此,因弱势地位杀不了高官,并不成其残杀“毫无反抗能力的儿童”理由——杀童犯所残杀的孩童,没有一位是对其施予不公者的亲属。因为受害儿童与行凶者所遭遇的不幸根本无关,所以,并不存在武先生所称的唯一选项:(行凶者在)“杀不了贪官和高官”的情况下,所以“只能够”选择毫无反抗能力的儿童”。更何况,行凶者也不是没有机会去杀贪官和恶警,只是杀贪官和恶警代价较大(对方抵抗力较强),令他们畏惧而已——他们看似不怕死,其实是卑鄙的懦夫。
    既然武先生所称的“只能够”并不存在,杀童者们的行凶就没有任何被迫性和正当性可言,而是蓄意的犯罪,这样的行为当然就没有值得理解和同情之处。
    所以,武先生以行凶者的弱势地位,来理解其杀害无辜儿童的行为,于理于情都讲不通。杀童者们都有着一颗“自己不想活,也不让别人活”的极度扭曲的蛇蝎之心。他们的行为除了可恨,留下的只有无限的可鄙。
    综上可以看出:杀童事件发生的原因,首先是行凶者品德之败坏;这种败坏,不仅远远突破了人类的底线,甚至突破了一些禽兽的底线:象野牛、斑马、麋鹿和大象都有保护幼兽的本能;老虎虽然凶残,但是“虎毒不食子”,而江西的杀人犯周叶忠持刀残杀八人,连自己幼小的女儿都不放过。杀童案的行凶者真正变得“禽兽不如”。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杀童犯比塔利班、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更加丑陋无耻,因为尽管也袭杀平民,“塔利班”、“基地”的恐怖分子好歹还敢攻击他们的仇敌——强大的美、英军队,而中国的杀童犯们受到仇敌逼迫,屁不敢放,却转过头来狠狠“报复”比他们更弱势的群体——的童年子女!
    这是何等的凶残?何等的懦弱?何等的扭曲?何等的卑劣?中国的杀童犯们,整一个丧失了人类情感的嗜血人形怪兽。
    
    人是社会的人,个人道德是社会道德的产物,密集产生的杀童犯们,反映出中国大陆的社会道德沦丧到了一个新的低层面。
    中国的社会道德,“六四”以来一直在沦丧,自胡锦涛上台之后,更如自由落体般加速堕落:“假冒伪劣毒”发展到2008年,爆出了毒死成百上千婴幼儿的三鹿毒奶粉大案;2009年,“三聚氰胺”卷土重来,且又爆出毒死毒残一大批少年儿童幼儿的毒疫苗案;今年更频频发生残杀幼儿、学童的令人发指血案…这些道德事件,接连创造出中共党国的史无前例,且一件比一件凶残卑鄙。
    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社会道德何以沦丧到这般地步?的确,专制政权永远是社会道德败坏的腐蚀剂,但同样是专制统治,朝鲜、古巴、越南为何没有出现象中国这样的社会道德加速沦丧现象?
    我以为,中国社会道德沦丧至此,是中国社会信仰危机深化的必然结果。信仰是道德的根基和载体:1949年之前的中国社会道德,主要建立在儒家信仰的基础上,但这种信仰,因为共产革命的胜利而崩溃;1949年至1976年的中国社会道德,主要建立在对毛泽东和共产主义信仰的基础上,但中国社会对毛泽东的信仰,因为“拨乱反正”而基本垮塌,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则因为“苏东波”而彻底崩溃;1978至1989年中国社会道德,主要建立在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念信仰的基础上,但这种信仰,因为“六四”屠杀以及其后的权贵私有化而完全破灭。
    现今中国社会,儒家信仰荡然无存,毛泽东信仰、共产主义信仰、邓小平“改革开放”信仰,统统幻灭…整个中国社会滑落信仰真空当中。本来,政治信仰的缺失可以由宗教信仰来填补,但自镇压法轮功开始,当局对气功信仰组织的全面“取缔”、对宗教组织越来越严酷的压制,使得社会信仰危机更趋恶化。信仰真空化必然导致行为方式的无规则化,为达目的越来越不择手段,道德底线向着丛林的方向大步后撤。
    毛泽东时代,社会的凶残尚且局限于政治范畴(尚且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政治领域以外,在“学雷锋,树新风”等政治信仰的驱动下,整个社会还有一股助人为乐的风气;“六四”屠杀以后,道德败坏蔓延至社会一切领域,为了个人名利竞相不择手段,“雷锋(助人为乐者)”成了傻冒的代名词;现今中国,见死不救普遍成风、欺瞒成习、以邻为壑、“敌我矛盾”处处、“他人就是我的地狱”…
    胡锦涛上台后,对法轮功和宗教信仰的打压比江泽民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在意识形态早已破产的情况下,竭力重树马克思主义,并试图模仿毛泽东营造对自己个人崇拜,这种重归假大空的倒退,和对前独裁者的拙劣模仿,徒然使得社会道德更加败坏。
    在胡锦涛治下,中国社会落入了更深的信仰危机当中。在信仰缺失加剧的情况下,人的原恶、人性扭曲之恶,就越来越怪异且猛烈地迸放出来,这,就是中国杀童案频发的根本原因。
    虽然同处极权统治之下,朝鲜、古巴与中国不同的是:这两国从未有过开放经历,封闭的铁幕维护了其社会意识形态信仰;因此,这两国虽然贫穷落后,并未出现类中国那种社会道德的崩解情况。这两国的社会道德状态,基本上停留在类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状态,即:在政治迷魂药药效作用下,民众的无私风气和独裁者极端自私自利奇特并存。
    越南虽处专制统治之下,但越南共产党政权的专制程度从来不及朝鲜、古巴和中国,且越共当局对社会传统信仰(包括宗教信仰)从未有过象朝鲜、古巴和中国那样摧残和严控。
    综上可知:中国社会道德沦丧至此,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体制问题,而是专制的政治体制和中国特色的厚黑糟粕文化(如崇尚权谋和专制、“垂帘听政”式的老人政治、“挂羊头卖狗肉”式的改革)对社会信仰综合作用的结果。因为这种综合作用,今天的中国民众,某种意义上说比毛时代的民众、比朝鲜、古巴的民众更难救治:朝鲜、古巴老百姓的问题是单纯的愚昧问题,而今天的中国老百姓不仅愚昧,还多出了一层厚厚的败坏和扭曲。 
   
    在这层厚厚的败坏和扭曲当中,最令人忧惧的是近期频发的这种残杀幼儿、学童的趋向,与以往的“见死不救”、“假冒伪劣毒”等先前的道德沦丧大不同,是一种崩溃性的新败坏。
    因为在 “见死不救”和“假冒伪劣”等道德崩坏情况下,社会还可以维持,而一旦杀弱者泄愤的溃乱发展开来,则绝大数社会成员人人因自危而骚动,整个社会秩序还如何正常维系?中共专制统治者,固然可以在党政机关、银行、邮电等要害部门门口高筑“反恐”、“防暴”的武装堤坝,但你不可能给每一位老弱妇孺配上守护的冲锋枪,因此,类似杀童这样对弱者的泄愤式残杀就防不胜防——杀童案频发后,当局大力加强幼儿园、小学的安保,但是,幼儿园、小学之外就没有孩童(尤其是节假日)?妇女和老人的安保怎么加强?残杀弱者既防不胜防,而一旦残杀弱者之风禁不住的话,整个社会的巨大仇恨就会转向专制的当局,而且这种仇恨,是“六四”屠杀以及任何民主理念所激起的仇恨远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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