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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唱团》,萌芽的公民力量

来源:议报

小心翼翼的公民办刊


   韩寒主编的《独唱团》,被罗永浩视为“伟人出版物”,在公开发行的第一时间,我就捏于手中。这本双月刊,已被官方卡了14个月,至今没有杂志刊号,唯有“以书代刊”。抵制《独唱团》者这时终于想到了法律法规,摆出新闻出版总署的《图书出版管理规定》第28条:“不得以中国标准书号或者全国统一书号出版期刊。”却不曾想,对于申请杂志刊号一年多而被死死压住的韩寒,每个月要花费10多万元来解决办公消耗,有出无进,谁拖得起?韩寒已经够温和、够隐忍,顶多在厦门大学演讲时委婉抨击“文化审查”的恶制,并没有与新闻出版总署撕破脸皮,没有以“行政不作为”状告审查者,已属手下留情。
   《独唱团》的内容,容后再谈。它能够被“容忍”发行,这不是官方大度,而是各界反抗斗争的结果,官方采取的是平衡之术,这一行为的意义已经大于内容本身。公民办刊,难上加难,韩寒虽然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场所有场所,要舆论有舆论,但唯独没有权。这个“权”,就是那个红红的章。如果中国开放言禁,允许民间独立办刊,一时间,别说是《独唱团》,就是香港《开放》、《争鸣》、《动向》那样的刊物,也将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在人才辈出的中国民间,多少人寄望于中国有一份报纸叫《公民报》,有一本杂志叫《公民》。实现没有呢?《公民报》是有的,是重庆市人大主办的报纸,那是“代表公民”的;杂志也有,是《公民》月刊,很敢说话,但已被屏蔽得差不多了,仅限于内部传阅和翻墙阅读。
   《独唱团》本拟于7月1日上市,但最初的封面上,漫画人物的肩膀处有“爱日”二字,韩寒担心被狂热民族主义者找麻烦,把一大批封面、海报收回来,损失了60多万元,遂拖到7月6日上市。他已经足够小心翼翼了,首辑文章就换了三分之一。《独唱团》的封面,做得像十年前的《天涯》,也有些像曾遭封杀的《民间》。首辑内容,除笔名为“咪蒙”的《好疼的金圣叹》够胆、够种且暴笑外,仅剩下韩寒的《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延续了“小说式韩寒”的言论尺度。其余者,包括我所敬重的周云蓬、罗永浩、林少华在内,皆是打擦边球,展示的能量不足万分之一。艾未未的《我脑》那张图片,比所有文章都强,他因声援“四川好人”谭作人被打得住院,脑中全是淤血。他不需要写任何一个字,就把证据展示完毕了。

   遗憾的是,颇多可视为“公共意见”的文章未被允许出现于《独唱团》首辑。此前网上流传的一份创刊号目录中,冉云飞的《生命的滋味》、洪晃的《封杀是什么意思》、马一木的《我的舅舅及他的封杀倾向》、村上春树的《高墙与鸡蛋》、林少华的《之于我的共和国60年》、寒京的《金融海啸袭来的时候》、胡嘉岷的《与桃花源无关》等文章,未在上市首辑之列。《独唱团》首辑中的太多文艺作品,与安妮宝贝这种小资写作非常相似,语言含糊,无明确指向,纯就个人体验而流动情感,通篇读完,读者只能隐约感受阴郁、叛逆、另类的情绪,却搞不清楚作者究竟要具体表达什么,仅限于私人领域的臆想或自语。

不卑躬屈膝,不高亢蛮横


   某些80后作家,还没一睹《独唱团》全容,就写好通稿,发往各报社,以“伪文学”为由,抵制《独唱团》及韩寒,已非就事论事,看样子是希望官方彻底封杀之,不留活路。政府能办到却不方便去办的事,被这帮人办了。的确,《独唱团》首辑不是当初的《新青年》,跟独立中文笔会主编的文艺网刊《自由写作》相比更在火力上差得远。然而,谁都明白,《独唱团》收到以亿为计的篇章,比我牛一万倍的人都砸稿支持,但为什么没有刊用?这是很无奈的事,正如韩寒所说:“从来没有哪个政权是被杂文写垮的。”他很清楚中国民间的激进思潮已进化到何等程度,但他在今天这个地位,摆在舞台的前面,其角色已被捆绑得够死够严的了,压力大得让一般人无法承受。令人称奇的是,他仍然坚持着,要把自己许的诺兑现出来,这就是“纯爷们”。
   换作一般人,你要独立办刊,就得四处筹钱,到处找关系、找后台,请客吃饭,送礼呈情,也许什么都搞定了。但是,某天国保警察或者文化执法人员找到你,希望你不要办刊,或者不要办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刊物,你怎么办?你会犹豫,晚上翻来覆去地想后果,最终选择妥协,乃至退却和放弃。国家机器当中,在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域,配备着数十万高端人才,这些人最大的能力就是掌控乃至侵入你的大脑。平日听广播、看电视、读报刊的人,也许没觉察出多么激烈的斗争,其实这斗争一直都在持续着,所有人都在戴着镣铐跳舞,而且被限定在早已划定好的“圈”中。
   这些年,我一直在关注韩寒,这种关注是要穿过他的眼睛,进入他的大脑,深度考量。我注意到,他比一般青年作家有着更多的信息渠道,倘若公开《独唱团》的收稿资源,几乎可被整理为“内参”。诸多上访者、反腐者乃至异见人士,视韩寒为知音、为希望、为寄托,被他的正直、聪慧与担当所感动;韩寒也从中感觉到了自己能力的有限和责任的重大。表面看,他很能将那种严肃的、激愤的情绪一一去掉,变通为快乐、轻松、无所谓。在我看来,这跟他的见识有关,他已看得太多,知道太多,自然也就不被一时一地的事情所局限,乃是放眼长远。一般人动辙崩溃、绝望、消沉,不是因为打击太大,而是因为见的世面还太少。
   11 年前,人们在考虑着一个问题,韩寒是被“棒杀”还是“捧杀”?如今也有人提醒韩寒,不要被某些人和势力利用。这不免有些“划清界限”的味道,要韩寒分清什么事碰得,什么事碰不得,谁是良善之辈,谁是危险人物。我却没有这种警惕,虽然心里也清楚许多人立场各异,手段、技巧、方向不同。韩寒说得对,“无论你是一个普通人,还是一个普通人,甚至是一个普通人”,在他眼中,全天下的人全是凡夫俗子而已,有那么多牛逼的敌人吗?有那么大难解的仇恨吗?这又不是文革中的你死我活,不过都是一根藤上的蚂蚱,可怜人罢了。这是看穿世态的悲悯之心,也是自我构筑的与强权平起而坐的自信,是真正的平等意识,既不卑躬屈膝,也不高亢蛮横。这就是公民的标杆,当代青年的范本。

解读被窒息的《独唱团》


   这样一个韩寒,办出的《独唱团》,我绝对力挺到底。带着这种心情,打开《独唱团》,我来谈谈我的解读。《独唱团》是绕着弯、变着词,多多少少说了点真话的刊物,却找不出任何敏感词。韩寒的开卷语,“世界是这样的现实,但我们都拥有处置自己的权利”,是理想主义的呼唤。周云篷的《绿皮火车》,写他从盲童开始,流浪中国各地的遭遇。我当年在广州时,友人邱大立(乐评人,《南方都市报》专栏作家)曾邀请周云篷来开演唱会,我手中还有周兄当时的诗集。他虽然眼盲,但心亮,是有良心的民谣歌手,《中国孩子》与《失业者》曾几度催我落泪。北京的杨光也是盲人之中的演唱高手、模仿才子,但就关注世道人心而言,远不如周云篷。周云篷唱出了“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的悲愤,因为“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这里的“爸爸妈妈”不是指别人,指的正是“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的父母官及其走狗。
   第11页,是罗永浩的《秋菊男的故事》。罗永浩是必须翻墙阅读的《牛博网》站长,此网站的言论尺度比未被屏蔽的《1510部落》和《博客中国》大得多(这三个网站是敢言知识分子的集聚地)。但罗永浩在《独唱团》发表的文章,却极其温和,回顾他青年时代因为300元奖金而维权的故事。在1995年的中国,罗永浩就选择了上访、立案,并酝酿游行,继而想殴打校长又放弃此念,遇到了一堆冷漠如僵尸和恐吓如黑道的官员、保安等等。第15页的林少华的《为了破碎的鸡蛋》,更为含蓄,但指向明确,那就是在“高墙”与撞高墙就破碎的“鸡蛋”之间,他选择“鸡蛋”。写作的目的是什么?林少华的回答是:“推倒高墙,以免鸡蛋破碎。”这种有杀伤力的公民常识,谁都听得懂。
   最吸引我的,是第33页咪蒙的《好疼的金圣叹》。文中的金圣叹,可谓天不怕、地不怕的“乱世狂才”,因言而死,且死得很讽刺,很悲凉。作者以无厘头式的恶搞,来揭示文字狱之荒谬,让人大笑之余,又引人深思。无疑的,这金圣叹在影射韩寒,是作者头脑中比韩寒还敢玩“行为艺术”的颠倒众生者。金圣叹恃才傲物,看古今人物全然不爽,一一批判,暴得名声,亦遭地方政府及一竿文人痛恨,却被顺治皇帝赏识。狂傲如金圣叹者,对皇帝感激涕零,以为自己不会有事,却不曾想,因“哭庙案”遭逮捕,并被斩头。皇帝是靠不住的,那是一双翻云覆雨手。作者说:“社会表彰活着的顺从者和死去的叛逆者,文人不过是时代的点缀而已。”金圣叹的头被砍下来后,脸上还带着笑,他笑什么?诸多被打压已久和不得志的才华横溢者,看见这笑,竟比哭还惨烈。
   第111页,是韩寒的长篇小说《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的节选。已公开的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是主人公“我”因嫖宿一个有身孕的妓女而被警察抓捕、殴打,后以承认“自我健康状况良好”为条件,免于劳教而获释放;二是主人公“我”回忆小学五年级时被困在国旗杆上,众人设法施救。两者看似无必然联系,但估计故事会串起来,当初的某些心存好感的同学长大成人以后,人生沉浮,命运不一,勾勒出80后一代人的人生悲喜与社会暗角。韩寒的小说,一向是语言优于故事,而且一直在打碎少男少女的“纯情”幻想,加入诸多讽刺性的阴暗面(其实,恰是真实社会之冰山一角)。他与《独唱团》众多“文艺作者” 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语言从来不模棱两可,意识非常清晰,这大概是擅长杂文的小说家的常态。
   尾页的“项目团”事项,以及一句“本书的图文责任概由《独唱团》编辑部承担”,是《独唱团》颇有担当的明证。“所有人都可以是记者和摄影师,可以是卧底、FBI和田野调查者,我们鼓励深入的调查和创作”,调查的动机也包括“挖掘某个社会事件的真相”,《独唱团》提供给调查者10000元启动资金,可视为支持公民维权之举。韩寒对首辑《独唱团》并不满意,他寄望于第二期、第三期,把真正的水准展示出来。相较于境内一般文艺杂志,首辑《独唱团》顶多增加了一些被修饰的真话,有的文章还加入了代表个性的脏话或者性事,可又不是成人文学,最多是“什么都不信”的自我挣扎。站在“公民读本”的社会期许高度,来审视《独唱团》,会发现,国家仅仅给了韩寒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空间,而在这狭小空间中,出版社的自我审查与编辑部的自我阉割,更将公民表达的空间压缩得几近窒息。相较于“文化警察”包围下的审查,自我审查比之更加悲哀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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