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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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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维权的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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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写之人——郑贻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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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写之人——郑贻春

来源:民主中国

真正的东北爷们


   近日,从自由亚洲电台传来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消息:有“现代化学者”美誉的政论家郑贻春,在辽宁锦州监狱,糖尿病、脑血栓等病情加重,现在却无法办理保外救医。郑贻春自2004年12月20日被拘捕至今,已被关押五年零六个月。他因坚持独立写作,以力透纸背的笔力,批判当道,控诉专制,被判七年徒刑,且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在电台,我听到了久违的郑贻春之弟郑晓春的声音。五年前,郑晓春曾给我打来电话,我永远都忘不了他当时说的最后一句话:“杨先生,菩萨永远保佑你,阿弥陀佛。”五年后,郑晓春说:“在大哥失去自由的这五年半当中,所有的亲戚、朋友、同学、邻居,没有一个人认为他是有罪的人。”当我重读2003年11月23日郑贻春写的《妈妈,如果我被捕》,“我将因失败而胜利,因被捕而光荣,因黑暗而明亮,因悲剧而不朽”,忍不住也想写《杨银波,如果你被捕》,但不知菩萨是否还能继续保佑这点可怜的良心。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给郑晓春拨去了电话。郑晓春已因“郑贻春案”受到牵连,不再允许担任营口市政协委员,仅保留英语副教授一职。郑贻春被捕以后,很多人像躲瘟疫一样地回避着郑家,“世态炎凉,我们已经领教了。只不过,再咬牙苦撑一年半,大哥就能刑满释放”。这五年半以来,郑贻春的兄妹们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是震惊,然后是怀疑,接着是仔细研究,到最后一致认为,当局把郑贻春投入监狱,相当滑稽。郑晓春说:“如果大哥没有被捕,我们恐怕永远也走不进他的精神世界。他被捕以后,我们才开始到网上下载他的部分文章来阅读,还没读完,就被他的学识和正气深深震撼,其深刻,其尖锐,其大气,可谓振聋发聩。大哥与当今诸多知名文人有着极大的差异,他是真正站在国家和人民的层面来考虑问题,与历史上的屈原、范仲淹、文天祥这种大丈夫非常相似。今天的中国政府,越来越注重民生问题和国际形象,这与几年前大哥文章里的诸多呼吁,完全一致。但是,有着如此深刻洞见的现代化学者,却被判刑入狱,实在是太讽刺了。”
   辽宁省的营口市,因不打麻醉药就用普通刀子将张志新割断喉咙致死的残忍悲剧,而“闻名”于世,令人毛骨悚然。郑贻春最初被关押的地方,就是当年迫害张志新的辽宁省盘锦第一看守所。据曾于1989年关押于此的杨春光说:“那里的狱警干部,因疯狂迫害过张志新,对政治犯普遍有迫害狂的传统。”因此,当家属第一次获悉郑贻春成了“当代张志新”后,无不噤若寒蝉。郑晓春说:“在我们兄妹眼中,郑贻春是天底下最善良、最仁义、最勇敢的大写之人,是真正的东北爷们,是我们最好的兄长。”郑晓春高度评价他大哥的英语才华,“跟我完全不在一个境界上”。在中国的民间诗歌界里,郑贻春也颇有名头,有《大陆架的命运》、《洗脑时代》等多部诗集。知名诗人杨春光生前最好的朋友,即是郑贻春,可惜郑贻春至今也未被告之杨春光早已不在人间。杨春光当初之所以能在网络世界被公众所知,最初的起源,就是郑贻春资助他一台二手电脑。

   杨春光因脑出血去世,最大的恐惧来自当局逮捕郑贻春——下一个要对付的,必然是杨春光。为此,杨春光想在被捕前,奋起抢救未整理的大量诗稿及诗论,终因压力远超负荷,血压猛升,血管爆裂而死。这一对苦命兄弟,皆才华横溢,精神感人,但生在黑暗中国,其下场却是一个英年早逝,一个身陷囹圄。知音不在,遗恨人间,呜乎哀哉!郑贻春确是第一流友人,是他的数次鼓励,才启蒙我走向独立写作和民间维权。七年前,郑贻春在电话里对我说:“银波,你这种独立调查非常好,通过实地取证的个案调查,来最直接地掌握民间的真实状态,为历史进程做见证。我纯理论的批判比较多,而你这条路更直接,  比我们这辈人走的弯路少得多。记住,一定要跟民众打成一片,这样你的路才会走得更坚实,更长远。我真希望你能到辽宁来,我们通宵达旦,促膝长谈,好吗?”七年过去了,一道森严高墙将我们两人强硬阻隔至今。郑晓春说:“杨先生,等到郑贻春出狱,我们全家热烈欢迎你。希望你能到辽宁来,与大哥、与我们好好聊一聊,实现这个耽搁数年的心愿。”

值得研究的郑贻春现象


   听着与郑贻春的浩然正气颇为相似的郑晓春的声音,我再也压抑不住几年来埋藏于心的某种愧疚。如果当年我没有向郑贻春推荐投稿的平台,永远让他处于自我压抑的无声无息状态,那他就不会出道发文,不会引起迫害者的注意、警惕和邀功请赏,也就没有这七年重刑。我必须向郑贻春及其家属郑重道歉。郑晓春说:“作为郑贻春的家属,我们还找不到某种更合适的方法来对待你的这种歉意。但是作为我个人,你今天能够带着勇气和诚意来打这个电话,我持着欣赏的态度。首先,你认可郑贻春这个人;其次,你本身就是一个闪光的人,这种闪光,是人格意义上的。所以,我今天能够跟你如此交心。郑贻春有你这样的朋友、同道,我很欣慰,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他的灵魂其实并不孤独。郑贻春被判刑,绝非个案,而是现象。郑贻春现象,是值得你今后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郑晓春谈到对我的认识:“我读过你的部分文章,其中最震撼我的,是你在重庆对贫困者进行实地调查的系列文章,这些苦难究竟是怎么造成的?激起我的深思。其实,像你和大哥这种全身心投入到民众疾苦的人,在当代社会是极其稀缺的。”
   时代的每一次进步,都以牺牲其最优秀的儿女为代价。郑晓春对此深为赞同,他说:“我们在研究大哥思想的同时,发现了一篇《妈妈,如果我被捕》。这篇文章,很显然是在充足准备后才写的,他当时已经很清楚自己即将付出的代价,也很清楚自己正在做什么。其绝不屈服于专制特权的意志,极为坚定。”谈到当下,郑晓春说:“我现在每天都在吃斋念佛,做一个没穿僧衣的修行者,与世无争。很多事,已经彻底看透了。”我不免想到灾难也许某日也会突降我身,郑晓春勉励说:“你与韩寒很像,一定要注意策略,懂得保护自己。”80后已经成长起来,成为社会中坚,其意识、其行为、其状态,都注定要告别旧史,塑造一个全新的中国。真理,并不是通过说服对方或打倒对方来实现,而是掌握这一真理的人已经大量成长起来,替代了保守的一代。我对中国最终走向民主,且为类似郑贻春这样的持不同政见者彻底翻案昭雪,抱有信心。郑晓春感慨道:“我代表郑贻春的家属,向你表示感谢。你是个思维灵活,有大道义的青年,千万、千万、千万要保重。既为你自己,也为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到这时,我那愧疚不已的心,卡在当中的沉重巨石才落下一半。
   众人眼中的郑贻春,是那个有着“指点江山”之浩大气势的诗人、作家、学者、教授,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一生之坎坷。郑贻春出生在1959年的饥荒年代,父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母亲是工厂干部。18岁的郑贻春,就曾担任过中学的英语教研组组长。他的英语极好,在大学时期即能24小时全凭英语与他人流利交谈,仿如母语。在1989年民主运动之前,他曾在辽宁电视大学朝阳分校、锦州工学院、锦州师专、辽宁商学院、锦州电大、营口教育学院、营口高等职业技术学院、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等院校授课。运动来临后,他在沈阳的大学、广场、机关、工厂等地,以“民主与自由”为题,面向人山人海,演讲40余场,被校党委秋后算账,终止任教资格,安排到学校图书馆“反思错误”。时隔两年,郑贻春复出,为辽宁企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当参谋。再到1998年,他一方面是营口超群外国语学院的教务处主任,另一方面又参与了中国民主党的组党工作,与辽宁民主党主委王哲臣过往甚密,与王有才、秦永敏、徐文立等人均有联系。
   郑贻春的研究领域,覆盖文学、经济、政治、历史、哲学等,且是双语研究。他坚持数十年的习惯,是每日必看《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金融时报》等英语媒体。其文学,以诗歌见长,“文字像原子弹,像外科手术刀”,极具杀伤力。但他最痛快淋漓的文体,终究还是政论。这些政论,多不是针对某一特定事件的时评,而是现象性研究和制度性批判,走向了政治哲学和制度设计的层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30万字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纲要》。他的总体观点是,中国所有的历史皆是“王朝循环史”,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就只有民主这条路。而这条路的核心,即是用选票选出一个新政权,使其合法,来代替非法的“官爵分封制”。他又不同于那些枯燥乏味的“论文式”学者,每篇文章都情绪饱满,文字豪迈狂飙,使读者有一种在大型集会中听政治演讲的现场冲击力,洋洋洒洒,雄辩恣肆,少则四五千言,多则万余字。
   因为爱国,所以批判
   郑贻春是启蒙我走向独立写作道路的关键人物。我向境外媒体主动投稿并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即是《要彻底改变腐朽无能的红色王朝——郑贻春采访录》,首发于当时由陈奎德主编的《观察》。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2003年4月7日,看到文章面世,我激动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因为这意味着:我杨银波正式出道了!在此之前的2002年,在黎正光(“四川诗人三剑客”之一)主办的《汉语文学》网站,郑贻春极为活跃。当时我与异见作家余樟法(东海一枭)在此网站屡屡发表文章,皆受到郑贻春多次鼓励。郑贻春身在辽宁营口,大志于胸,却虎落平阳,几乎没有一展身手的媒体平台。当时,敢于发表他诗歌之外的政论作品的媒体,仅有《中国评论》等极少数阅读人数不多的网刊。郑贻春给我打来电话,我将当时仅知的所有媒体联系方式,都给了他。在发送邮件的一刹那,我似有预感,郑贻春压抑了几十年的思索,即将全面爆发。
   果然,郑贻春大感生逢此时,文章极为高产。最猛烈之时,他甚至专门聘请秘书为他打字,他出口成章,一气呵成,但总感觉任何人的打字速度都跟不上他思想的穿越速度。他的文章,大多数发表于《大纪元》,其余媒体如《议报》、《民主论坛》、《黄花岗》等,仅刊载了他的极少数文章。这期间,我曾屡次采访他,采访话题覆盖政治体制改革、民间敢言人物、中共黑色历史、政权上海帮、伊拉克战争、SARS危机、朝鲜问题等。在短时间内,这个采访系列占据了大部分境外媒体。印象尤为深刻是,字数限制为1500字/篇的《民主论坛》破例发表长文《独立思考这场战争的巨大影响——采访郑贻春》,而另一篇《十二个民间人物——采访郑贻春》则进入了当时苏晓康主编的门槛极高的《民主中国》月刊。2003年,《大纪元》启动“红朝谎言录”全球征文大赛,其中一篇超过万字的《红朝谎言三百年说不完——采访郑贻春》获得荣誉奖。而郑贻春写下的《统治中国的十大制度性谎言》则获得三等奖,这篇文章,恰恰是检察院起诉郑贻春犯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77篇文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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