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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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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办刊:在强势压迫之下
·治安体系:从亲属被盗说开去
·致中国21省新一届基层自治组织
·底层缩影曹建纲一家的生存挣扎
·为弟弟杨丰友受重伤致宁波官商人物
·从1672 元拖欠民工款调查到的广州大案
·中国民工:一个训练行动力的维权重镇
·一封民工公开签名信
·办一份敢为您说话的杂志《维权通讯》刊词
·暴虐之下 不能只有心灵抗争-关于维护农民工具体权益的解答陈词
·沉重的青春──少年时期摇滚歌词——
·村级民主自治制度草案(提要)
·民选村委会致信党选党支部
·调查:一个农民工家庭的经济帐目
·母亲说——“让我怎么回报他们”
·民主论坛》七周年七则感慨
·以此为鉴:工伤,痛在广州番禺
·与台湾著名主持人杨宪宏对话
·电台主讲节目《民工的钱与命》策划书
·让活生生的残酷现实说明这一切--《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让我们直面不和谐的劳资矛盾——《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把焦点集中于扩大民工的选择权
·1
·《民主论坛》第七周年简略报告
·民工之死:脆弱的生命—未必比现实更残酷的不似小说的小说
·采访病床上的母亲梁如成
·河北“马堪敏案”深度报告
·启事:杨银波更换联络方式
·告别一盘散沙 建立维权网路——《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必须寻求高效率的维权途径——《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呼吁扩大援助的层面和范围——《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社会不公正挑战的是社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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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自己牢牢地钉在屈辱的地位——《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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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酷的底层生存真相.....
·权力型黑社会
·拥抱光明 尽管黑暗袭击着我们——《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大陆青少年犯罪研究(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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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曾患“精神病”的亲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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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序状态下的黑社会和底层人—《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大哥英逝,银波沉痛哀悼
·警惕暴力、资本、权力的合流—《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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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只为永不熄灭的希望— 《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第十四集
·李敖之旅:与杨宪巨集对话
·“超级女声”与杨宪巨集对话
·直面黑暗:残酷社会与人性挣扎——《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民工阿星、刘长青的暴力之路——《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这条烂路 捐血也要修起来——我对村民们的动议请求
·忏悔、悲悯和祈祷:写给灵魂的一封信
·三位普通公民权益调查
·用心灵去感受深刻的贫穷
·体悟与呼唤 写给灵魂的一封信
·捐款修築「新岸路」倡議書(附《問答錄》)
·在村民大会上的临时动议演讲
·少年民工杨丰友纪实报告
·发自贫困地区青年作家的一封信
·我的“乡村建设运动梦”
·杨银波与他的乡村建设梦
·故乡堪忧——我的重庆之行
·为“搭棚而生”的灾民呐喊
·一个农民家庭的贫困史调查记录
·人穷志不穷的人,我为你们呐喊!
·罗太成——令人悲悯的孤寡老人
·一部令人深省的云南山歌剧
·穷人的呐喊:苦做苦吃,然后等死!
·一名民工基督徒的内心表白
·让无助者有助,让无力者有力
·农民调查:五元人民币是所有的现金
·居住、医疗、教育——贫穷者的重负
·一个独立作家在朱沱
·一个全是“病号”的贫困家庭
·兄弟我,与大家同行——贺《民主论坛》新年新前途
·再见,我的公元2005年
·一个底层人的酒后发泄——记录2006年的第一次调查偶遇
·九层村贫困户调查报告
·杨银波发表对重庆农村贫困户调查报告
·自由、独立、幸福及其它——在家族会议上的即兴演讲
·西南部农民实地调查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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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维权的前兆

来源:议报

暴力危机在酝酿


   夜色深沉,依旧燥热。友人压抑不住愤怒,拿起手机连拨了几个号码,开口即是:“是我。帮我召集一帮人,要懂武术的,来回的车费我全包。到时你们不一定出手,壮壮声势就可以了。我和几个徒弟来收拾这些吃人不吐骨头的东西。”眼见事态被复杂化,我几次阻止,力求友人一定要走代价最小的维权途径,不动武力,不跑冤枉路,把劳资问题摆在谈判桌上,通过施加行政压力,使对方被迫低头,遵守劳资协议,按原定价格计酬。但友人怒火难熄,“江湖事,江湖了”,他的拳头紧紧捏着,不时发出“嗒嗒”之声。我深知,这是一对一出手就能致人于死地的拳头,别说对方是未经任何格斗训练的寻常肉身,就是铜铁护身,也将被打得稀巴烂。友人并非三脚猫功夫的一介武夫,而是与李小龙极为相似的高手中的高手。
   这年来,拖欠工资、克扣工资、撕毁合同、工伤工亡、工人被打、工人罢工等等,我已介入甚多。仅从事情本身看,友人的父亲所遭遇的问题,无非是被资方强行压低工程价格,导致工人不满,继而罢工,部分工人离开,部分工人停留在工地天天等工资,此事已持续半个月。友人的父亲,是第一次承包建筑工程。手下100多人,跟着他这个包工头吃饭,罢工后留在工地的人现在还有近40人,这些人即使不干工也要钱吃饭,而付这笔钱的人,就是包工头,大约每天须付2000元。包工头原定为资方修建10层居民楼,价格约是120元/平方,10层楼盖完以后,资方突然要求再盖一层,但这一层的价格必须是75元/平米,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仅这一层楼,包工头就要损失10余万元。工人认为工资太低,纷纷罢工。包工头找老板谈,但得到的答复却是:“随你怎么搞,文的武的都行。”
   友人的父亲,现在面临这样一个局面:第11层楼的四个单元已经建了一部分,加上前10层有一半的工程款没结清,同时有几十万价值的建筑机械还停在工地。包工头已经按照合同完成了所有乙方任务,在并没有续约(仅有口头协议)的情况下,建了第11层的部分工程。若要散伙,甲方就必须迅速验收工程,并在验收合格后立即全额支付工程款。因劳动强度相当,第11层已完成的部分工程之价格,应与前10层相同,照样应为120元/平方。尽管包工头并没有与甲方签订第11层楼的合同,但这属于“事实劳动关系”,与合同劳动关系同等对待。要解决这种问题,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复杂。既可以通过仲裁与诉讼来解决,也可以通过内部谈判和行政协调来解决。无论如何,武力都不是最佳的途径,一旦诉诸暴力,在这虽不是法治却是法制的国家,劳方在今后会被逼得很被动,连讨价还价的机会都没有。

为何不谈判解决?


   友人常以“自己的事,自己了”作为人生座右铭。连我这种一见到劳资矛盾就欲赴汤蹈火的人,居然也是刚刚从友人处得知这一情况。以常规的做法,首先,我必须采访到友人的父亲,看到工程协议书和工单。上面签字的甲方,究竟是公司法人代表,还是普通的项目经理或者某个转包人?对第11层工程压低价格的这个决定,是不是公司法人代表的决定?这就有必要与公司董事长级别的人进行谈判。迫使其坐下来谈判的办法,一种是带着材料直奔董事长办公室,另一种是形成书面报告,叙述事实经过、提出诉求,并提供法律依据和其它理由,邮寄或让人转交。必要时,报告中还应为双方分析利弊,迫使对方妥协。如果对方不妥协,国有国法,行有行规,可以迫使劳动局、工会、建筑商会及媒体介入。基于多年维权经验,我揣测,这应当是甲方的基层负责人,出了什么事情或者有“捞一笔”的念头,背着董事长,出这个鬼点子。即使是董事长不顾《劳动合同法》,持着“吃得过就吃定你”的傲慢,不管此人是何背景,总有某种权力和趋势足可令其低头。
   友人说:“我们那边的人,没谁看重什么法律不法律的,全是凭拳头和后台说话。有的拼武力,有的拼关系,没人拼道理。”我跟他讲了一大堆维权的具体步骤,犹如下棋一般运筹帷幄,但友人接到家中母亲来电,愤怒之气盖过了一切,不再寄望温和之道。他说:“我们家从来没怕过事,要武力有武力,要关系有关系。市公安局局长跟我们就有亲戚关系,父亲今天去找局长了,局长也派人去了,但那些老板没把局长放在眼里,说不关公安局的事。他们说,无论如何,你要把第11层楼给我盖完,这层楼的价格就是75元/平方,管你接不接受,反正你要把工程给我搞完。楼没盖完,现在就想拿钱走人,没门。”友人一边叙述,一边痛骂:“他妈的,老子回去整死这帮狗日的,不然他们不知道被打的滋味。”我好几次要求友人把他父亲的电话号码告诉我,由我来打这个电话,以更有效的办法避免流血,顺利解决问题。但友人偏不给我,他说:“按你说的这么做,实在太便宜这帮人了。他们不知道工人每天累死累活干十个小时有多苦,不在乎我父亲要赔多少钱进去。我要用武力的办法,让他们把工程款发了,把父亲多余垫付的钱拿出来,同时还要把他们打得跪在地上求饶道歉。”
   这股愤怒之火,谁都可以理解,当年的阿星、刘长青,不也走过此道吗?但其代价实在太大,《刑法》在此,扰乱秩序、寻衅滋事或故意伤害,囚徒生涯何苦要去度过?那些老板确实冷漠嚣张,但他们有句话没说错,劳资矛盾,在未有涉案冲突前,不关公安局的事,否则就是行政越权。你可以找公安局长,对方可以找公安厅长,斗来斗去,气是出了,但两败俱伤,非但拿不到钱,说不定还可能为此坐几年牢,大可不必。另一位朋友再也压抑不住沉默,批评这位堪称“武林高手”的友人:“幼稚,小孩子的思维。现在这个社会,要摆平事情,就必须拿起法律的武器。你必须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看看在签订合同时是不是在条款上、字眼上被人陷害了?对方的法人代表叫什么?公司总部在哪里?必须搞清楚。不然,你跟那一帮马仔斗来斗去,有什么意思?大陆和港澳台的问题都可以谈,为什么百来个工人和一个建筑公司的小矛盾就不能谈判解决呢?这个社会,谁都不是天王老子,总有人收拾得了,能把对方吓得屁滚尿流。”友人听了这一番话,仍然止不住愤怒,拳头往墙上狠狠一击。

文人的笔与武者的拳


   当今中国社会,开个公司,必然受到重重限制,有舆论的,有抗议的,有行政的,有司法的,有黑道的,有同行的,有客户的,有市场的。无论哪一项,都能制约罔顾法纪的人。深圳富士康、佛山本田,这么大的公司,到最后也被逼得屡屡妥协,你一个小小的建筑公司算什么?法律,不是拿来当摆设的,其中每一款每个字,都有其严格的定义。针对不法奸商,不是用暴力来消灭他们,也不是用政治运动来共产他们,而是用头脑与之斗争,共入法治轨道。那种提几把枪、扛几把刀,打伤或弄死几个人的办法,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街头江湖,已经过时了。如今是热兵器时代,别说一个李小龙,就是1000个李小龙,一旦在现实社会以武力解决问题争端,只要公安机关的法医出具一份“轻伤”及以上结论的鉴定报告,就可以将你刑事拘捕,且使你面临法庭公诉。我们众多朋友力劝友人,但他显然已被怒火冲昏了头脑,非要去当荧幕上李小龙式的“唐山大兄”,完全听不进去。到此时,我终于理解他的父亲为何拖了十多天才把情况讲给他听,这种担忧是建立在对其性格的深刻了解,怕他走暴力之路。
   我对友人不愿意向我提供其父亲的电话号码,始终有怀疑。友人无奈地说:“父亲搞建筑,投入了大量血本。他绝不是接了这个工程以后,别的工程就不接了。他还要在当地做下去,如果把事情搞大,打官司也好,新闻报道也好,或者劳动局、工会、商会介入也好,都可能影响他以后的工程。你知道我父亲走到今天,经过多少坎坷吗?他小时候饿得没饭吃,沿街乞讨,后来挑着东西到处卖,最后有了店铺,有了超市,终于筹足钱可以包工程来做。没想到第一次做就遭遇这辈子最沉重的打击。”我问公安局去做协调时,警方有什么表态。友人说:“局长打电话给我父亲,叫他把建筑机械直接从工地拉走,别做了。但是,那个公司还欠着父亲一半多的工程款,这些钱如果拿不回来,民工天天向父亲要工资,我们家瞬间就可以变得一无所有,连超市都有可能关门。”友人的父亲,一心想着找各种关系来做中间人,大家彼此让一让,让自己的损失少一些。但友人认为这是绝对的耻辱,他自小就体会过家族被各种势力横加欺辱的伤痛,这次眼看家庭经济有可能被彻底摧毁,再也无法忍受。
   友人说:“我马上收拾行李,坐火车回去。人还不够多,还得召集。”遂再次拿起手机向另一号码拨去,“是我。你手上还有多少出来混的人?……帮我收拾一个公司,我带着你们……没事,我有分寸。人给我找齐,带上家伙,我一到,就可以干了……好的,就这么定了。”友人曾把希望寄予公安局,在他看来,警察的力量足以震慑建筑公司,但未曾想到那些老板根本无所畏惧。这个血性男儿,最大的资本就是“以一抵百”的武功。他没有接受我的意见,连我仅仅想索要该建筑公司的全称,也被他拒绝了。他说:“作家,你的心意我领了。不是我不相信你的实力,我知道这个社会一支笔可能比一百对拳头还有用,但是,人在江湖中混,就不能任人宰割,你必须让对方在一瞬间知道你的厉害,彻底怕了你,以后这一行、这一片的人,都会给你面子,给你一个地位。民工们赚的是血汗钱,他们等不得,我有这个义务帮他们尽快拿回工资。打官司时间太长,找政府又推皮球,找记者以后又没法接生意,怎么办?只要靠这个,拳头!你们都别劝我了,我决心已定。火已经憋了很久,谁再劝,我对谁都不客气。”
   房间里,气氛刹时紧张、肃静。友人说:“都看过《叶问》吧?叶问最初只是个武痴,他不关心什么国家大事、劳苦大众。但是,当武友被日本人开枪打死,当朋友的工厂被土匪抢劫,这时,他站出来,打日本人,打土匪。在那个年代,国民党的政府帮过叶问吗?叶问之所以成为叶问,不是因为他武功有多高,而是因为他用武力来对抗强者,对抗仗势欺人的败类。你说叶问触犯法律没有?国民党应不应该把他抓起来?该啊,他打死了人,就得拿命去抵,但是他的这种抗争精神,是可贵的。那个时候,有那么多的律师、记者、作家、学者,他们帮过叶问吗?当叶问的妻子生病、孩子饿肚子,当叶问的朋友被欺负,靠的是文人的笔,还是武者的拳?”友人再次把拳头捏出“嗒嗒”之声,“我是个嫉恶如仇的人,跟这些有钱人讲道理,他们不听,甚至不把我放在眼里,那么好,我会让他们知道自己是哪根葱,让他们知道我父亲有我这么一个敢跟他们抗衡的人。他们不是说了吗,‘文的武的都行’,我们是先礼后兵,到了该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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