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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在乱世——谭作人式的脊梁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2010年6月9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成都中级人民法院宣布二审判决:对谭作人维持原判,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谭作人五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四川好人谭作人


   “你是永川的,我知道”,这是谭作人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两年前的5月21日,在成都大慈寺的茶桌旁,有冉云飞、陈云飞、王怡及《新京报》记者、某民间NGO赈灾人士,与主角谭作人畅谈。我亦从重庆匆匆赶赴,幸与谭作人交心而谈,至今不忘。我谓谭作人为“主角”,是因他向来务实不务虚,此前此后就曾23次奔赴地震灾区,凭借他在环境保护、外科医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凭着他对四川深沉的爱和“四川好人”的良心,在震区独立调查,掌握了大量事实证据。一干文人与之相比,明显激情有余而出力不足,更无谭作人那种不眠不休的执着坚持。
   我眼中的谭作人,言语间具有强烈的证据论辩色彩,没有大而化之的废话,没有空洞无力的呐喊。更多时,他在以具体的案例,一一列举在灾区亲眼目睹的惨状,以及导致这种惨状的各种成因,包括预测、上报、豆腐渣工程,等等。人人都知道地震之惨的首要因素是豆腐渣工程,诸多老建筑未倒,而新建筑则纷纷倒塌,但你说得清楚这些工程为什么是豆腐渣吗?是你的直觉,听人说的,还是有样本、图片、科学依据为证?某个工程用的是铁丝还是钢筋?用的是水泥还是沙子?材料都是什么型号的?哪一年哪一月在哪里出厂?谁承包?谁运输?谁施工?谁应该负责?为什么?

   这种事情开不得玩笑,不可一笔带过,你必须得有证据,否则就成了人云亦云,多问你几句你就蒙了。四川强震,政府行动比之以往有所进步,官方媒体的调查、报道、倡议亦有所贡献,但不可忽略另一半的重要努力,这种自发的努力来自民间。当时,全国志愿者纷纷赶往成都及各灾区,虽然不一定在专业上过硬,但显示出对灾民的深切关注和爱心。然而,诸多志愿者的切身体会却是迷茫、不知所措,他们找不到救灾的方向,被一一安排,事事都被牵着鼻子走。那些徘徊在红十字会门外的志愿者们,总在寻找谁是组织者。虽然人人都能明确地知道自己会干什么,但不能明确地知道自己被允许干什么。
   谭作人绝非是受政府安排、乖乖听话的志愿者,他要做深刻详尽的独立调查,也是最早一批进入前线的独立调查者。倘若不抢到先机,一旦等到政府、军队、媒体赶来,自己能做的事及空间就十分有限了。灾情的确惨绝人寰,刹时天昏地暗,排山倒海,哀嚎遍野。人在这样的境况中,救人送物的同时,还必须战胜内心的强烈恐惧。你呼吸到的,是尸体在渐渐发臭的空气,各种复杂味道长久刺激鼻腔;你的脚下,随时都能踩到一只断手,甚至是一颗脑浆迸出的人头。我也去过灾区,回到重庆后就曾长达半月做噩梦,严重的心灵创伤延续至今。那么谭作人呢?在他的记忆深处,人们能想象得到那种痛心疾首吗?

谁还敢于关心国家?


   我原本以为会在灾区流泪,等你到了以后,你才发现,你根本没有这个权利。情绪太多余、太奢侈了,你得板起脸,赶紧把牛奶、面包、饼干、大米、方便面送过去,他们就快饿死了。甚至,面对无法完全获救的灾民们,你会认为连“谢谢”你都没资格接受,你应该说“对不起”。独立调查者所去的地方,多是媒体报道的盲点,他们不是去有着大量帐篷摆设的地方凑热闹、讨感动的。那时演员明星、娱乐名人去的地方,我们不去;那些要拍地震电影并打算在全国公映的地方,我们不去。谭作人更是如此,一次次如孤胆英雄,他和他的车不分白日夜晚地颠簸在危险惨烈的伤亡之地,获悉了太多的真相,拿到了太多的证据,也救了太多的人。
   抗震救灾的功绩,绝非政府专利,类似谭作人这样独立的调查,更令人钦佩。这跟“共产党员先进性”神话无关,只跟人性相关。难得的是,一忍再忍的谭作人终于提起笔,不再用嘴巴讲,他写下了《5•12地震死难学生调查报告》。谭作人做的比说的多,说的比写的多,在成都勇义之士的群体里,无人不知谭作人,尤其是在很有影响的成都读书会,他的证据论辩色彩,堪比律师,令众人信服。他写的文章不多,但篇篇都堪称沉重有力的大作,语言有诗一般的忧郁。在针对环境污染的演讲里,他又极其专业,专业得甚至让我听不大懂。还有他在医学上的造诣,譬如他曾经营的“激光医学应用中心”,这些在我是绝对的外行。再看其人,连长相都极为诚恳,是那种用眼睛能将你望穿的人。
   《5•12地震死难学生调查报告》提笔时,谭作人曾说:“即便提笔就死,也要把真相说出来;即便为此坐三五年的牢,也心甘情愿。”果然,此话一语成谶。他分明清楚那根恐怖的警戒线摆在哪里,掐准了自己的险境所在,分寸自知,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这个国家是这样循环的:纷至沓来的灾难,激起人们的良知;但良知者若找到政府犯罪的证据,政府就要迫害良知。天灾已经是国难了,再加之迫害良心犯,国家就是天灾人祸,难上加难。天灾未了,良知者却大遭迫害,今后谁还敢于关心国家之命运?谁还愿意体恤民众之生死?

良知在乱世被扼杀


   2009年3月28日,谭作人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拘留。政府的指控,无一处不苍白。我将之与自己的行为一一对照,发现我也够这罪名。譬如,纪念“六四”,写文章,这种人“海了去了”。每年“六四”,我还绝食一天呢;谭作人更实际,他竟跑去献血。说谭作人跟王丹用电子信箱联系就是罪,我跟王丹也有过联系啊,甚至很想说一句:王丹怎么了?就算比他敏感一百倍的人,在我眼中也仅仅是人而已。政府以为他们是洪水猛兽,我却认为他们可敬、可爱。至于接受境外媒体采访,那也是正当而正常之事,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谭作人被判五年刑期,剥夺政治权利三年——本是爱民救民,求真相,反腐败,却被以煽动颠覆政府治罪。这种判法,若非恨到了骨子里,是断不会下手如此之重的,谭作人的独立调查触到了地方政府的命门。四川的地方当局很狡猾,为了让中央放心,绝口不提独立调查灾情,也绝口不提反对四川的污染项目,只说你跟这个党过不去。
   我实在很想说,你以为如今的人写点“六四”纪念文章、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就很牛吗?这点小小举动,太平常,太无力。谁都不傻,谁都清楚谭作人栽就栽在以证据说话,身体力行,是政府和污染企业眼中的定时炸弹。倘若他当个狂狷人士天天写文章,不干别的事,说不定政府既不睬你也不踩你。谭作人与黄琦都是实干派,没那么多废话可说,他们要说的是具体的事实,不是空喊。结果,做实事的人栽得最惨,黄琦被判三年,谭作人被判五年。政府以此警示异议者:写文章可以,但不可行动,不可介入公共事件,也不要起草什么呼吁书。
   我认识的谭作人不是判决书里的那个谭作人,真实的他是个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人。2008年5月21日,我欲与成都读书会发起人周钰樵见面,是谭作人亲自开车送我去的。在车上,他提到当时被逮捕的XXX,说:“何必呢?何必跟政府硬碰硬?不值得啊。”他的观点,与黄琦一致,关键是要做事,只要能够做成事,个人得失不必计较,也没必要一根筋地跟政府过不去。谭作人的父亲谭英华曾是四川大学历史系右派,他本人也经历过各种政治运动,尤其是天安门运动,他刻骨铭心。多年以来,他沉默着,忏悔着,总觉得对不起死去的那些人,自己不过是侥幸多活了一二十年,是苟活。他忍过,克制过,退却过,但这次他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谭作人被捕入狱,表面看是地方政府杀一儆百,但往深层原因看,是良知在乱世被普遍残酷扼杀。我想起战斧乐队的摇滚乐《对话》:“我原来不是这样的,可现在握紧了拳头,你根本就不让我说话,憋得我都受不了了。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是谁呀?你病了,你老了,你完了,你完了!”人有同情心,看见别人受难,自己就想帮一把;人有正义感,看见天在变灰、河在变色、水在变味,自己就想站出来保护环境,反对污染。这都很正常,但真正做起来,却阻力无限,恐吓无数。当今的政府和企业,强强联手,加上还有媒体无休止地为他们鼓吹卖命,干掉你就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你若要给穷苦人一些钱物,那他们是不计较的,甚至给你一个“成都文明市民”的称号。但是,你如果往深层去做,搞什么《关于成都彭州石化项目的公民意见建议书》、《5•12学生档案》之类,就刺到了他们的心窝,他们就一定要收拾你,除掉这块心病。
   谭作人是专业知识分子,经商也不错,但他每时每刻都想着给予社会。他参与设计了多个环保项目,譬如长江源碑、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柏条河、天府广场;担任民间刊物《文化人》的主编;就彭州石化项目发起“和平保城”行动;23次奔赴地震灾区……他的良知和奉献不断扩宽加深,由专业到公共,由沉默到公开,由言语思想到直接行动。由此,政府的迫害也随之而来,停了他的刊物,逮捕了他,还给他一个混淆视听的罪名。谭作人被捕后,还有人在网上骂他汉奸、走狗;那些受惠于谭作人环保努力,能喝上干净水的成都人,鲜有人站出来为谭作人说话。“人民”,这个词究竟是个什么?谭作人究竟在为谁打拼?“人民”,他们知道吗?
   我也是从调查起家,大致因这个缘故,更青睐于有行动力的务实之人,而非侃侃而谈、高谈阔论之辈。谭作人很低调,但如此低调最后却还是进了监狱。是不是他的名头不够响亮?难道非得成为“中国第一博主”韩寒,才能幸免于难吗?倘若我们这样认为,那就幼稚了。我们虽然尚在监狱之外,但只要我们的良知一天不灭,那么这条道路走着走着,就可能撞到了监狱大门。
   我们活在牛头马面的人鬼之地,而非公民社会,相比于权贵资本的既得利益者,我们太弱,那个叫“国家”的东西,太强大、太阔绰。然而,我不认为这是不可更改的状况。谭作人坐的是身体的牢,我们坐的是心灵的牢,既然都在牢中,那么我们就得共同承担点什么,要把这薪火竭尽全力地传下去。这薪火是责任感,是爱,是良心。听起来,这又像是在蛊惑、煽动,但其实是在挽救你、保全你。是的,我们的确有罪,这种罪不是政府所说之罪,而是欠着像谭作人这样的脊梁,一份深厚得还不完的情义。我们实在是不能将谭作人救出监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感动中国的好人无辜受难,但是他鼓舞着我们,激励着我们,宁死而看守良知,而这就是在扼杀中,对良知的英勇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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