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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中国社会的三大瘟疫

威胁中国社会的三大瘟疫
   
   ——熊飞骏
   (一)、贪污大哥大
   贪污腐败是今天的中国最大也最具危险性的社会问题。

   中国的经济建设在近二十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贪污腐败的步伐远远超过了经济发展的步伐。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的任何朝代都繁荣富庶;但因腐败登峰造极的缘故,中国社会也成为历史上最缺乏公正的社会,官吏和平民的矛盾日益不可调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当代中国的贪污腐败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
   以前贪污万元便是大案要案,不鎯铛入狱也要撤职记大过;贪污百万便是巨贪,不枪毙也要判个无期;今天的贪污犯则多是“大哥大”式的人物,动辄贪污千万甚至上亿。一个贫困县的一把手在三年任期内贪污千万以上的巨款,包养一个又一个的情妇已不算什么新闻了,他不就是个七品芝麻官吗?七品以上的大官贪污的胃口更是水涨船高:广东中银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贪污40亿;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公司原负责人陈满雄4.2亿;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原宣传部长张宗海2亿;湖北省政府驻港办事处原主任金鉴培1.88亿;云南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诸时健1.8亿;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1.6亿;今年落网的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1.6亿;还有最近被“双轨”的上海原社保局局长祝均一涉嫌非法动用社保基金32亿……这个世道真的有点邪乎了。
   中国老百姓对贪污腐败深恶痛竭,他们说起腐败没什么高深理论,也没什么精确数据,但极为朴实形象。民间有一家喻户晓的经典“段子”:“如果把中国所有局以上干部统统枪毙,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
   近几年一个又一个的巨贪纷纷落网,说明中央反贪反腐的决心不可谓不坚,措施不可谓不得力,连传统“刑不上大夫”的古训也抛在一边了。可反腐的效果微乎其微,当越来越多的贪官被押上断头台时,贪污腐败反而呈现出逾演逾烈的趋势。
   为什么“硕鼠”越打越多呢?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的官吏任免机制出了问题。
   我国传统的官吏任免机制是“单向负责制”,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官职的升降任免由上司来决定,这样官吏只需赢得上司的好感就可官运亨通,至于下属和人民的意见就无关紧要了。对于一个和上司没有经常性接触且没有亲属或同学背景的官员来说,赢得上司好感的最直接方式就是送钱和贵重礼品,同时点头哈腰好话说尽永远不对上司说“不”。官吏个人的合法收入有限,为了筹集向上司“行贿”和挥霍享受的那笔钱就得向下“索贿”和以权谋私,把手中的权力和“官帽子”当成商品。为了平复向上司卑躬屈膝造成的心理失衡,官吏也会乐意任用并提拔那些勇于拍自己马屁的下属。凡是善于揣摩上意好话说尽不愿表达不同意见的下属都是没有任何原则和良知的卑劣之徒,这样的人滓走上权力岗位后除了行贿受贿贪赃枉法吃喝玩乐外没什么真本事,也难得干一件正经事,于是一个广大且利害相关的贪污网就在全国建立起来了。当然在传统官场中也有部分坚守良知富有能力且勇于负责的“清官”,但在贪污受贿成为主流的官场里,这样的“清官”大多没有什么好结果,不是被鸡蛋里挑骨头找错撤职就是长期不得升迁,极个别的“清官”被提拔重用则是“极大的偶然”而非“必然”在起作用。在一个缺乏公平且法律具有相当大伸缩性的社会里,在官场这种是非之地,上司要想诚心找你的错应该是天底下最最容易的事情。这就象在一个“森林法”很少起作用的深山老林里,几乎各家各户都有在冬季上山砍树生火取暖的习俗,但如果选定一个山民实施“森林法”,他就得被有理有据义正辞严关进监狱,尽管这个山民也许只砍了一棵微不足道的小树,其他山民则砍下了成片的参天大树……在“贪官”官运亨通而“清官”仕途多桀的社会里,根据人类趋吉避凶的天性,官吏就会纷纷向贪官看齐,于是贪污腐败进入恶性循环并逾演逾烈。
   在当今这种人事机制下,如果我是一个县官,如果我一无匡时济世之志二无造福苍生的高贵情操(这样的圣人只是凤毛麟角),那么升官就是我的主要奋斗目标。要想顺利地升为市官或省官,我就得设法赢得上司的好感;如果上司也不是凤毛麟角式的圣人(圣人式的上司少之又少),为了赢得上司的好感,我就得厚着脸皮拍马屁和变着法子行贿;为了筹集那笔足以赢得上司深刻印象的巨额贿赂,我就得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多方伸手要钱,最有效的捞钱途径就是把官帽子当成商品出卖,大兴土木以捞取工程回扣……在行贿拍马屁的同时,为了给上司提供一些在上面为你说话的“硬件”,我还要制造一些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以体现自己富有能力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也许我执政的那个县会因此群情激愤怨声载道,但对我的仕途影响不大,因为人民既不能降我的官也不能罢我的官,就算他们干出联名上访的出格事,只要上司对我依旧有“好感”,我就会象弹棉花一样“越弹越升”。我个人也许偶尔会因良心发现在当地干几件为人民服务的“好事”,但这样的好事是无法坚持下去的,前提是不能对我的升迁有任何负面影响,一旦影响我升官发财就会马上停止“为人民服务”,而升官发财与“为人民服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背道而驰的。
   今天的中国施加给政务官身上的必要监督制约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少。封建中国虽然是帝王的家天下,但帝王为了自己的江山永固,一方面要网络人才俊杰来保家卫国;另一方面会设置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谏官(御史大夫之类)来随时纠察皇帝和百官的过失(品行不端和行政失误)。历史上最腐败的杨广王朝(隋炀帝)也经常会出现大臣在大庭广众之下据理力争敢于向皇帝说不的场面!今天你看到哪个下属在众人面前指斥能够决定他生死或政治命运的上司的过失吗?科举考试虽然有许多弊端,但客观上保证了官僚集团的整体智商远远高于平民阶层,智商高的人贪污的动机比普通人要小得多,因为他们的眼界比普通人更高远。今天的官员虽然也都有大学文凭,很多还是“硕士”或“博士”,但这些文凭里究竟含有多少“水份”只有研究生官员自己知道,和历史上的“进士”不可同日而语。毛泽东时期暴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和一个又一个的“清查”也对官员的心理有很大的震慑作用,因为“恐惧”被“揭发”、“反省”和“打倒”而大大减少了腐败的动机。那个时期的“共产主义信仰”也对相当多的官员有很大的感召力,为主义献身的热情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腐化享乐的动力,因此腐败的程度也比今天好得多。今天是一无信仰的力量二无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手段,腐败的规模也因此象深秋的野火一样滋长蔓延。
   那些被处极刑的大贪官上刑场的景象应该是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极大讽刺:凡是看过《红岩》和《刑场上的婚礼》的中国人都被许唐枫、江姐、陈铁军等革命烈士雄纠纠气昂昂奔赴刑场的英雄气概感动过;今天的贪官上刑场的派头又何曾不是昂首挺胸视死如归呢?出现这种反常景观的原因有四:一是贪官的综合素质低下,既不知道反省也不知道忏悔,犯了再大的罪恶也会在心理上把过错推到别人身上;二是认为自己贪污是不得已而为之,如不贪污就无法在官场体面风光地混下去,要错也是制度出了问题,责任不在他一人;三是尽管自己的贪污腐败属实,但问题比他更大的贪官还照样坐在高位上,有的还在升官,仅判他一个人死刑不公平;四是他一人虽然倒下去,但一家人却站了起来(烈士就义的价值是: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他为自己的子孙聚敛了可能坐吃几代的巨额财富,自己也风光享受够了,现在死了值得!够本!
   在欧美等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官员大多是人民的真“公仆”,贪污腐败只是极个别现象,绝大多数官员在任上都能两袖清风尽职尽责。之所以如此并非欧美的官员比我国的官员天性善良灵魂高贵,而是严密科学的人事体制没有给腐败留下任何空间。美国的官吏任免机制是“双向负责制”,既对上负责也对下负责,其中主要是对人民负责,这样官员只要赢得人民的好感就可顺利升迁,要想赢得人民的好感就得“不贪不占不推卸责任”和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正因为人民的意志决定官吏的升迁,所以在美国才会出现布什总统去某市视察没有任何市政官员陪同,自己掏钱吃饭住宿等在中国视为“天方夜潭”式的“怪现象”。因为那个市长是市民选举出来的,布什既不能降他的官也不能升他的官。成开杰之流的大贪官在英美等国也许会成为“清官”,除非他不想吃公务这碗饭或成心和自己过不去,一旦腐败渎职就会很快被发现并受到毫不留情的膺惩。
   如果不对我们的人事体制作出大刀阔斧的改革,我国的反贪反腐就只能停留在扬汤止沸的状态,腐败分子前赴后继,一个贪官倒下去,千百个贪官站起来!就算动用明王朝时期的“剥皮”惨刑(朱元璋在各州县都设有专门惩处贪官的剥皮亭,官员贪污几十两银子就被“剥皮”)也只能收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腐败赖以滋生的土壤。
   
   (二)、赌博大流感
   2006年秋天,我们北方邻国俄罗斯的强势总统普京公开向俄罗斯的赌博业宣战。俄罗斯媒体近日报道,普京已经向国会提出法案,准备对俄罗斯的赌博业进行一次“革命性的大手术”。该法案规定,目前设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中心的大中型赌场将被陆续关闭或被迁移到少数几个远离居民区的指定地点,而小型的赌博器械和场所也将面临严格的监管。新的《赌博法》还规定,外国自然人或者外国公司都无权在俄罗斯经营赌场,俄罗斯各级政府部门更不得从事、参与赌场的经营……
   普京之所以下决心狠刹俄罗斯的赌博风,原因是俄罗斯自2002年以来赌博业异军突起,仅莫斯科的赌场数量就在四年时间内增长了60%,目前有56个大型赌场,2000多个从事赌博活动的营业厅,有近四分之一的市民参加过各类赌博活动。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赌徒已经成为俄罗斯赌场的重要客源。为了吸引中国人,不少赌场专门制作了中文指示牌,甚至把中餐也搬进赌场,很多同胞在俄一掷千金将家底输得精光。中国人在外国各行业常常受到歧视和排挤,俄罗斯更是公开驱逐中国劳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各国赌场都热烈欢迎中国人,俄罗斯赌场更把中国人视为“天之骄子”?
   俄罗斯的赌博风严重威胁到这个国家的文明进步,按普京的话说赌博业造成“巨大的、严重的精神损失和物质损失”,但和我国的赌博风比起来俄罗斯应该是小巫见大巫。我居住的那个城市常驻居民只有十万人,但从事赌博活动的营业场所(主要是麻将馆)最保守的估计也在六百家以上,相当于俄罗斯这个国际大都市的三分之一;2002年以来赌场数量翻了几番,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年人都参加过各类赌博活动,近四分之三的成年人把赌牌作为主要的业余消遣,同比远远高于莫斯科。与赌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个城市的成年人几乎不看书,绝大多数成年人一年到头一本书也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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