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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主义”败坏校园风气(中国教育问题之三)

    “官僚主义”败坏校园风气
    (中国教育问题之三)
    ——熊飞骏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场所。为了培养出优秀合格的下一代公民,学校必须保持相对纯净的空气,尽可能抵御外界不良风气的侵蚀。无论外面的世界怎样污浊势利,学校都应该是一块不受或尽可能少受不良社会污染的净土,这样才能够培养出有希望的下一代。只要校园能保持相对的纯净,就算国家社会在现阶段山河依旧,但国家民族仍然充满希望。因为相对纯净的校园培训出的优秀人才会不但走向社会承担责任,重新把暂时误入歧途的国家民族推入健康发展的正轨。

    为了确保校园成为一块不受或尽可能少受社会影响的净土,世界多数国家都奉行“校园自治”精神。“专家治校”也成为多数文明人的共识。
    中国拥有现代意义上的学校历史并不长,满打满算也就一百多年;但“校园自治”精神从拥有第一所现代学校的那天就确立了。尤其是大学校园的自治风气,在上世纪前期一直受到了较好的尊重。校园也因此为国家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和国家栋梁,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挽救了国家的命运,使分崩离析四面楚歌的国家重归一统,从连昔日的蛮夷小邦都可任意欺凌的“东亚病夫”成为联合国拥有否决权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校园自治”是指学校内部的职位设置和人选都是学校说了算,各级管理人员甚至校长由学校教职工自主选举产生。虽然私立学校的校长由校董任命;部分国立重点大学校长由政府任命,但其他职位的设置和人选政府和校董则很少干涉。政府和校董的主要职责就是给学校提供必要的资金和其它有益的服务。
    我国大学自治精神在上世纪北洋军阀时期多次光芒四射。北大校长蔡元培和北洋军政府强势交涉,要求军政府释放参加“五四运动”的被捕学生并获成功的旧事已成为北大最光辉的校史。当时部分北大学生火烧赵家楼,殴打外交官,北洋军政府给他们加上“打、砸、抢”的罪名也不纯属“莫须有”。可校长蔡元培依旧和北洋军政府不依不饶,去军政府衙门静坐绝食,军政府不放人他就辞职!
    因为校园自治精神没有被破坏,中国最黑暗的北洋军阀时期也就成了“黎明的前夜”,从相对纯净的校园走出来的仁人志士有力量引导我们的民族从黑夜走向黎明。校园自治精神也成为没落中国的一盏穿透黑夜的文明灯塔。因为北洋军政首脑对大学自治精神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尊重,最终没有越过“伤天害理”那道最后的暴政门槛,结果逃避了历史的清算,在失去权力之后仍然得到善终。
    …………
    我国的校园自治精神在国家重归和平一统之后仍得到了部分尊重。北大校长马寅初就曾不止一次让北大精神回光返照。这个中国一流的人文学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仍源源不断为国家输送急需的经济建设人才。
    校园自治精神在“反右运动”中受到了粗暴的践踏,尤其是大学自治精神差不多丧失殆尽。随后的二十年更是恶梦连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学不再是神圣的学术殿堂,而是制造社会悲剧的“阶级斗争”大本营。当时最著名的造反派头面人物大多是从北大、清华这两所一流学府走出来的。
    校园自治精神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拔乱反正”时期得到部分恢复,各大专院校也因此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输送了大批科技经济人才。可惜好景不长,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步入“经济决定论”时期以后,校园自治精神再度受到侵蚀。
    这次侵蚀校园自治精神的病菌是“官僚主义”。
    中国自秦始皇以来的两千二百多年,政治体制的实质一不是封建主义;二不是资本主义;三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官僚主义。
    官僚政治是中华文明在两千年历史长河中每况愈下,由强势到衰弱,由四面出击到被动挨打的内在根源。
    中国现代化的成功,中华民族的文明开化,第一步就是要从传统的官僚政治中走出来,走向建立在宪政法治基础上的民主政治。
    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济总量比三十年前翻了几翻,多数公民从饥寒交迫走向温饱,并进一步向小康社会迈进。按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官僚政治”就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可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我国的“官僚政治”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茁壮成长,官僚政治发展的速度甚至远大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官僚政治最突出的弊端是贪污腐败,三十年前贪贿一万元就算大案要案,今天贪官动辄贪污千万上亿。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官”,财政收入不足亿元的贫困县交通局长晏大彬就贪污了近三千万巨款,就更不用说那些拥有大权的赃官了。就算三十年时间中国经济总量翻了十翻(其实没那么多),官僚政治的腐败幅度则翻了几十上百翻。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是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一样有“与时俱进”的必要。
    学校这块最不应该受官僚政治浸染的净土,在今天官僚主义则泛滥成灾。
    众所周知,校园应该是“学问决定论”,教学水平和学问的高低应该是教职工的报酬和受尊重程度的主要标志。教学水平高、学问上有创造性成果的教师自然拥有较高的收入和声望,并对学校的公共资源享有较大的建议权和支配权……
    今天的中国校园情形正好相反,不是“学问决定论”而是“职位决定论”,收入、地位和权力不取决于“学问”的多寡而主要取决于“职位”的高低,说通俗一点就是“官的大小”。无论你拥有多大“学问”,取得了多大学术成果,但只要你没有相应的“职位”,没在学校里担任一个大大小小的“官”,你就没有对教学资源的“发言权”和“建议权”,更谈不上“支配权”;相反你还得接受大大小小“校官”的领导和支配。只要你担任了一个象样的“校官”,别说没学问,就算你大字不识一个,你一样可以对有学问的教师指东调西,并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随意支配教学资源。因为“官僚政治”遵从的是“资历”、“背景”和“人缘”,能够在学校走上高位的往往不是学问高的教师;而是“关系大于学问”的投机政客,出现“学问越低职位越高”的“逆淘汰”规则。今天的学校有一个人所共知的黑色幽默:“不会教书就当官”,就是这种现状的真实写照。因为部分“校官”不懂教学和科研,就难免出现“外行领导内行”的“瞎指挥”现象,使合格教师的教学科研积极性受到挫伤。
    因为官职的高低是教职工地位的主要标志,对老师的奖励和认同也就主要以“提官”来显示,老师的上进心也主要体现在“升官”的热情。那些擅长教学和做学问的教师在“提官”之后因为要应付官场那些与教研工作无关的乱七八糟应酬,用于教学和做学问的时间精力就大受影响。如果他们拒绝“提官”,不但收入和地位得不到应有的提高,社会也不给予应有的尊重和认同。于是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学问水准就会被“官僚主义”伤害。
    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各级教育局权力过大,不但垄断了全部公立中小学的财政人事权,而且对老师教什么和学生学什么都有严格的规定,中小学老师没有多少教学自主权。如果哪位中小学教师胆敢不遵从上面规定的“教育方针”,他面对的命运轻则受批评重则被剥夺教学资格。教育局的人事权也尽可能向深层延伸,不但掌握各中小学校一把手的任命,连副校长的任命学校也没有自主权,并且远远不止设置一个副校长。
    因为教师在学校的待遇和地位主要取决于“职位”的高低;那些想干出点“事业”和“成绩”的教师就不会把主要精力用在教学和做学问上,而是用在“职位升迁”上。因为正副校长的任命权掌握在各级教育局官员手中,教师谋求“职位升迁”的方式就不是在校内搞好教研工作,而是和基本不熟悉本校内情的教育局官员拉关系套近乎。在这种官僚风气下,教学工作要想不受巨大负面影响那一定是活见鬼了。
    学校一旦被“官僚主义”侵蚀,就会不可避免掉入腐败陷阱。因为部分掌握学校命运“校官”的主要目标不是如何搞好教研工作而是自己的“职位升迁”,教学资源就会被用于与教育科研无关的用途,校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也就习惯成自然。我国的教学资源本来就严重不足,中途又被层层挪用克扣,其悲剧景象可想而知。现在不少中小学“领导”把教学经费挪作他用,害得教师的工资福利大受影响,必要的教研设备得不到添置,教学质量也因此大幅下滑,甚至于造成学校不该欠债而欠债。部分校长成了“败家子”,离任时都给学校留下一大笔债务。不可思议的是“败家子校长”不但没有受到责任追究,多数反而得到“希望的升迁”。
    大学的“官僚主义侵蚀”在近十年也十分严重,一个众所周知的悲剧就是部分大学甚至于少数一流学府不再是“学问”的神圣殿堂,而是“创收捞钱”“唯利是图”的交易市场。只要能“多、快、好、省”地捞钱,大学可以出售假文凭;可以“扩招”滥竽充数;可以面向社会开办狗屁不值的“培训班”;可以给“权钱人物”发放荣誉学位……
    “官僚主义”盛行的大学也会严重腐蚀学生的品行。今天的部分女大学生牺牲人性的尊严,操昔日只有饥寒交迫没条件接受教育的底层社会女子才肯干的卖身营生,出卖肉体挣钱或给“权钱人物”当“二奶”,就是“官僚政治”侵蚀校园结出的最苦涩果实。今天的很多大学毕业生刚步入社会就精于“拍马屁”和“迎合领导”;可没有独当一面的实际工作能力。当我们抱怨大学生一代不如一代时,我们可曾反思造成这一社会悲剧的深层原因?可曾意识到官僚政治恰恰是制造这一悲剧景象的始作甬者?
    为了中国现代化的成功,为了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也为了我们自已拥有一个希望的未来,“官僚主义”必须退出校园,尤其是首先要退出大学校园,由“领导治校”转为“专家治校”。校园自治精神必须回归并得到充分的尊重,这是教育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二OO八年十月十六日)
(2010/07/2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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