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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维权与社会转型——在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演讲(下)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四、维权的政治化与非政治化


   我想这是在公民维权领域里最有争议性的一个话题,也很值得去讨论。在争论中,实际上有很多概念混淆的地方,形成鸡同鸭讲,自说自话。首先要理清楚维权运动中“政治化”这三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理论,概念、词语和现实不是一一对应的东西,它不是像我手里的这支“笔”,能看得到、摸得着,毫无分歧。一个概念的确切含义要看它在具体语境当中的含义,要看它是如何被人们使用的。我说的“政治化”和你说的“政治化”的语境可能不一样,我所理解的那个含义跟你不一定是一个东西,所以一定要看哪些文本里面提到了政治化,它有什么样的语境(上下文)。
   大家在讨论维权是否政治化的时候,首先要区别价值判断的陈述和事实判断的陈述。很多人在文章里面说,你再避免政治化,你也避免不了,政府就把你政治化。中央领导有一次讲话里提到“维权分子”,将之与民运分子、法轮功分子、疆独分子、藏独分子并列,当做需要警惕和打击的势力。我们要区分一种描述是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从“维权客观上是(被)政治化的”,并不能够推论出“维权应该政治化”。

   政治化的含义。有的人把街头化叫做政治化;有的人把搞组织、组党叫政治化;有的人把在案件之外有一些制度上的诉求,你不谈当事人的案件,去谈这个案件之外的东西,这个叫政治化;还有的人把接受采访,就叫政治化;或者说把接受外媒采访就叫政治化;有的人把高调叫政治化,低调的,不出声音的,就叫非政治化,或者去政治化。
   还有的把是否承认现有法律体系的合法性当做是否政治化的标准,比如说言论自由的案件,《刑法》的105条第二款,是否符合《宪法》的35条言论自由条款,如果你在法庭上去质疑《刑法》这一条文是违宪的,那你就是政治化,如果你仅仅在条文之下,去讨论证据问题、程序问题等,那你就是非政治化的。
   还有的把介入敏感案件叫政治化,介入法轮功、介入西藏的案件就是政治化了,不管你以什么形式去介入。不同的律师有不同的做法。李劲松说,中国的法律80%是好的,80%的案件是不敏感的,政府不会打压的,小区业主维权、消费者维权等。李劲松说他只做这80%的东西,另外的东西他不管。高智晟则说,维权不能挑肥捡瘦,这么多宗教迫害的案件,这么多良心犯的案件,还有一些政府以各种理由贴上敏感标签的案件,你不去做,那谁去做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谈谈我个人的一些理解、看法。
   第一点:与律师伦理有关。虽然维权有个大的历史背景,有一个宏大的理想,但是具体维权案件中最重要的,就是当事人的利益,这是律师伦理要求的。你不能伤害当事人的利益。当事人无论是因为拆迁还是信仰受迫害找到你,你作为代理人或者辩护人,首先要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你不能在这个案件中,把其它的诉求当作最重要的,炒作出名啊或者借这个案子来达到自己的什么目的,这都是不行的。是否政治化首先要以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为前提。
   当然这里面也没有那么简单。对于多数案件,比如说拆迁的案件,实际上律师和当事人都是一样的,不管是走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还是私下谈判,是否通过媒体等等,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让被拆迁者得到最大的补偿。虽然不一定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但你不能有其它目的。
   有一些案件就比较复杂,比如法轮功的案件。从我介入的法轮功案件来看,无论是当事人、家属,还是他们的同修都很清楚,再厉害的律师介入也不可能改变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定下来的,而且不是法院定的。你在法庭上表现得再好、证据再过硬,你在法庭上把公诉人打得落花流水,同样改变不了结果。但是他们为什么要找律师呢?他们就希望你在法庭上把610、公检法违法的情况讲出来,通过法庭辩护把法轮功受迫害的情况说出来,把《刑法》300条“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的荒谬之处点出来。这个过程就是目的,他们根本不在乎结果。我们在石家庄王博这个案件就是这么做的,我们非常清晰地梳理了相关法律,发现没有任何一条法律法规说法轮功是邪教,但是在实践当中,法轮功发传单也好、下载光盘也好,都是按这个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来提起公诉。我们在法庭上质问,什么叫破坏法律实施,破坏了哪一条法律实施等等,公诉人根本回答不了。这个时候你不能够只看结果,还要看案件的社会意义,当事人也希望你这么做。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一提政治这个词,就好像政治是肮脏的、黑暗的、危险的,政治就是官商勾结、黑箱操作。但实际上不应该是这样,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它应该出于良知。搞政治就是服务公众,应该把政治这个概念变成一个好的东西。应该把被颠倒的历史关系再颠倒回来。
   第三点:要保持维权形式的多样性。生物学上讲生物多样性,如果所有的生物都只适合同一个环境,那一旦地球的环境变了,生物就都没了。维权也是一样,所有的人都是高智晟、郭泉,很容易一网打尽,维权就没有了。如果所有的人都只做环保、劳工维权,或者是最温和、最低调的那部分,那也不行,因为没有充分利用制度空间。这些最温和的东西当然有用,但是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讲,仅仅做这些东西,就没有尽力去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经济学上讲,不能够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维权是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东西,不能够只有一种声音。当然这也跟个人有关,你要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根据自己承受风险的能力,根据自己对社会形势的判断,来做选择。
   第四点:关于所谓激进维权。张思之和莫少平都是我很尊敬的律师和前辈,但他们对高智晟的批评,我却不能接受。他们认为高智晟那种激进的、高调的做法,甚至绝食、抗暴,不但把自己给毁了,而且把民间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空间给毁掉了。这种判断我是不能认同的。高智晟自己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首先这种精神值得敬佩。我们没有他那么勇敢,我们更多地考虑老婆、孩子等等,但不应该指责他太过勇敢。我们不敢那样,主要是一个风险的问题,假如说组党不进监狱的话,我现在就组一个。我觉得这些走在前面的人,付出的代价更大,他们的贡献也更大。没有高智晟、胡佳,我和李和平就是最激进的,很显然激进的人对我们起到了保护作用。
   高智晟、胡佳、“激进维权派”,缩小了民间活动的空间吗?我看到的现实不是这样的。高智晟被抓以后,维权律师越来越多,高智晟那个时候活跃的维权律师我都数得过来,现在恐怕都数不过来了。民间NGO、家庭教会、公民记者、互联网,没有因为刘晓波或者高智晟进监狱就不发展了,黄琦、谭作人、郭飞雄、陈光诚、严正学等等都判了刑,把我们谁给吓唬住了吗?谁因为刘晓波判11年就不敢做事了,文章不敢写了,案子不敢代理了?没发现。
   我对中国近30年的历史有一个粗略的判断,大的趋势是更开放、更自由,虽然有时候会有一些反复,个案上会有一些倒退,但是总体是进步的。但这种进步并不是政府赐予的,并不是某党主动地去和国际接轨,拥抱主流文明价值,并不是这样。这种进步主要应该归功于在这么多年里付出巨大代价的行动者,大致可以认为,付出的代价越大,他的贡献就越大。如果你的行为没有任何敏感性,当局都不理你,你没让它感到疼痛,那你对社会的贡献肯定没有那些人更大。社会的进步主要应该是归功于先驱者、勇敢者、持续进行战斗的公民,而不是搭便车的人。一场战斗,你不能够因为冲在最前面的人都战死了,就把胜利归功于那些幸存的人。幸存者立功受奖,旁观者坐享其成,但是对这场战争贡献最大的,是那些在黎明之前倒下的人。
   第五点:关于个案维权的效果。有人把维权失败或没有达到满意的结果归结为政治化,我觉得这也是成问题的。你不能说政治化导致了维权失败,你只能说某一个案件,哪些策略或行为是不合适的,导致了一个案件没得到好的结果,你不能够笼统地说不应该政治化或不应去政治化。现在的政法体系缺少制度化,缺少规律性,一个案件成功的策略未必适合另一个案件。不同的案件是不太好类比的,而且我们也不应该给某一个人贴标签,艾未未、艾晓明、冯正虎、李和平、黎雄兵、许志永、万延海、屠夫、老虎庙、刘晓波、唐荆陵,你说谁是政治化的?谁是非政治化的?贴标签没意义,你只能是说在什么案件或事件上,什么样的处理方式是更合适的。
   第六点:维权更多地跟法律制度有关,但是法律制度不是能够从社会、政治当中抽离出来的。我们在法庭上辩护,是在政治网络中的一个法庭,它不是像西方那种独立的法庭。这些年中国法律制度的推进,也是和整个政治制度的推进是分不开的。比如说法官原来是大圆帽,现在是法袍。比如说一些证据规则的修改,表面上看是一个纯法律的东西,但实际上和整个的社会转型、政治转型都是连在一起的。我介入刑事案件较多,深刻地体会到,如果能够建立一个更完善的刑事证据规则的话,对于解决很多冤案、促进人权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光去考虑一些大事:没有政党竞争、没有选举制度、司法不独立、新闻不自由,所以就没有活动的空间,没有进步的可能性,并不是这样。
   试分析几个关于维权政治化和非政治化的例子。比如说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和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我曾写过文章来分析里面的策略,其中一个就是非政治化的策略。因为当时孙志刚事件在网络引起巨大的反响,中宣部已经下令不准讨论孙志刚事件,我和许志永、俞江已经准备了公开信,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的《收容遣送办法》进行审查。为了能让这样一个行动有更大的效果,就需要传统媒体,从而需要采取非政治化的策略。我们在那个文本里完全没有提孙志刚,也没有提收容遣送制度带来的各种危害。(一开始我们有个附件,把收容遣送站的各种罪恶,打死的,打残的,全都在附件上,后来都去掉了。)文本就是一个纯粹的法律技术分析,《宪法》、《立法法》、《收容遣送办法》,一个专业化的东西。(当然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并不仅仅是个别学者、个别记者的功劳,全国网民都发挥了一个集体的合力。)
   比如关于特定问题的签名。甘锦华这个死刑冤案,为了救他一命,我也公开地征集签名。这种签名就要注意,不能有太敏感的人在里面,有一些很敏感的人,我的一些朋友,也支持签名,我就很为难,这个写还是不写呢,我必须考虑他们的名字在里面对这个案件会不会有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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