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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上书》2002年香港夏菲尔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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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风33年》第一章 限制共产党 实行多党制

2007年1月30日
   
   宪政、限政、限制共产党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中共掌握绝对权力,是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为了消除中国的腐败,必须限制中共权力,取消其特权,政党权力应该限于党内。只有限制了中共权力,建立制衡,才有中国的民主宪政。

   (一)英国从限政到宪政
   回顾英国立宪过程,使人感到,宪政始自于限政,「宪政」可以简单说成是「限政」。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宪政民主的国家,其限制王权的过程引人深思。英国早年约翰王横征暴敛,穷兵黩武,引起众怒,贵族起兵讨伐,最后双方谈判,1215年形成大宪章,其重要内容为英王必须在法律限制下行使权力。
   四百年后英国王权再度膨胀,克伦威尔起兵,1649年把国王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很多人欢呼,但克伦威尔手握大权后却关闭议会,实行专政,形成新的王权。他死后,出现1688年的光荣革命,改革派和体制内的开明派形成统一战线,赶走国王,树国王女婿和公主为双国王。起事者再一次限制王权,和新国王定下条款,否定君权神授,改成王权议会授予,这次和平过渡是极好的开端。此后300多年,逐步演化,终成英国的宪政体制。这个体制是从限制王权开始,逐步形成宪政。
   (二)必须限制中共党权
   中国现在虽然没有王权,但有至高无上的中共党权。毛泽东说过「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注1)无限膨胀的中共党权是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最大障碍,我们的重要任务是限制党权,从限制党权开始推进民主,推进宪政。我因在2006年2月发表了《建议修宪除去「共产党领导」》,后来遭到警方传讯盘查,但我认为限制中共党权,没有错。
   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简称党权,现在遍布中国城乡,各行各业,从上到下,包括立法、司法、行政,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其对于国家权力垄断的彻底性、普遍性从规模上看,当今世界首屈一指。
   中共长期霸占的一些权力,现在应该给予限制,或废除,现择其大项罗列如下:
   (三)国库不该是党库,政党经费应自理
   英国早年税收的权力由国王掌握,因为没有制约,国王可以随意增加,有的税种一度上涨100倍,造成民怨,纷纷要求限制,经过争取后来规定:国王要开征新税必须得到议会的批准。美国独立战争的起因之一,也是反对英国政府的高额税收,当时美洲殖民地的抗税事件屡屡发生。
   现在中共掌控国家财权,其日常经费由国库开支,国库成了党库,中共的党务干部享受公务员待遇,而且他们把「公务员待遇」变成一种赏赐,用以收买民主党派(注2)、工会、作协、妇联、工商联和名目繁多的学会、协会。由于中共的干部享受公务员待遇和福利,工作安稳轻松,被称为金饭碗,而报考党务部门的公务员,党员又会得到优先,在当前毕业面临失业的严峻形势下,大学生中,特别是文科毕业生,申请入党,成为一股热潮,有些班级的非党学生几乎全部申请入党。我问过一个理科的大学生,他说,他们班有6个入党的名额,申请者有18人,入党名额供不应求。你问这些学生,入党动机是甚么?他们会毫不掩饰的说:「为了就业」。有些不是党员的大学生,对就业中党员优先很反感,他们要求公平竞争,反对歧视非党员。
   中共不应该垄断国家的财权,应该反对中共利用特权,私分纳税人的血汗钱。要求公布中共每年从国库中攫取了多少钱财。中共从国库中开支了多少费用,有没有预算?是不是花多少给多少?必须每年公报,让纳税人知道实情,中国的政党制度应该和国际接轨,应该废除政党干部享受公务员的待遇,政党经费不能从国库中实报实销,政党经费应该自理。
   (四)党权严控司法,司法不能独立
   中国1949年以来把公、检、法(公安、检察院、法院)变成专政机关,这些机关牢牢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现在的公安部长就是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副书记。从中央到地方,各省、市、县各级党委中都设政法委,他们有权力决定抓谁、判谁、判几年,各地的公安局长都是当地党委的常委或副书记,各级公、检、法内部都设立党委。在司法界如果不排除党权的干预,司法独立只是一句空话。现行宪法规定: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其中漏掉反对「政党干涉」(注3)。当时我在监狱建议修改宪法,提出要加进:司法机关行使职权「不受政党干涉」的内容,但至今未被接纳。(注4)
   (五)垄断司法权,律师遭殃
   党权垄断司法,律师遭了殃。上世纪初刚刚出现不久的中国律师,1957年全军覆没。律师界的元老张思之先生当时就被扣上右派帽子,1976年四人帮垮台,他重新当上了律师,并为江青集团成员李作鹏辩护过,后来还为魏京生等人辩护,但前提条件是不能做无罪辩护。一个被告,开庭之前「有罪」、「无罪」已被「党的领导」决定,这又叫甚么辩护?这叫甚么律师?
   党的领导朝令夕改,有时会让律师出洋相。有个案子,接案的律师和张思之先生都认为被告无罪,但司法局开庭前告知律师要按有罪辩护,律师只得照办,按有罪辩护,结果开庭宣判却是无罪,被告家属大骂律师,该律师有口难辩,十分狼狈。
   近年来很多律师为受害者做无罪辩护,开展维权活动,结果频频遭到打压,轻者吊销执照,重者坐牢判刑。新近的例子是高举维权旗帜的高智晟律师在2006年12月22日被判刑3年缓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据统计,实行「律师法」以来已有数百名律师被捕。律师在执业中遭到非法侵害,甚至是公检法部门有组织、大规模和连续性暴力侵害,已是不胜枚举。
   当法律的职业捍卫者—律师,自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不能维护自身的权利的时候,由谁去捍卫弱势群体的权利呢?
   (六)党管干部,普选遥遥无期
   多年来中国大小官员的升迁沉浮都由共产党决定,间接选举实际上是党委领导下的走过场。党管干部范围十分广泛,包括政府、司法、军队、教育、国营企业、共青团、民主党派、工会、作协、文联,……全国官员都由党管。各地党委一把手和组织部长,在任命官员时起着决定作用,于是各地买官卖官跑官之风越刮越烈。全国上下,揭发出来很多贪污犯,很多就是当地党委的一把手。有的地方,还批发官帽。这种腐败现象造成的结果是官员们看上级眼色行事,不把精力放在政绩上,也不去了解民情民意、民间支持率,只要巴结好上级党领导,就能升官、保官发大财。这就是党管干部所造成的恶果。
   这种一党专政下的党管干部的制度,它较之中国从隋朝开始直到满清的科举制度更为落后,满清的科举制度下,出过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藩、左宗棠等一些很有作为的高官,还出过象康有为、梁启超一些改革派。一党专政、党管干部的制度,是一种制造腐败、庸才、贪才的制度。
   必须限制党权,废除党管干部的特权,共产党不应该享有任免官员的特权。政务官,包括国家元首、省、市、县、乡、镇长,都应该普选产生。有人说,选举也可能有贿选,但是向成千上万的选民行贿,要比向几个党内高官行贿困难得多,也更容易查办。普选可以让官员们上任之前就养成重视民意的习惯,而不是培养奉承拍马的做官术。
   (七)废除政党干涉新闻、出版、演出的权力
   共产党从1949年建国伊始,就通过他的中宣部对出版、新闻及演出严加控制。
   五十年代一部名为《武训传》的电影,在中共主席毛泽东亲自指挥导演下开展全国大批判;《海瑞罢官》1965年公演,由毛泽东授意开展批判,编者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最后被逼死,一般认为这是「文革」的序幕;七十年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发动对电影《海霞》《创业》的批判;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则有中共高层左派发动的对电影剧本《苦恋》的大批判。因为全国大批判的方式已为国人厌恶,甚至出现作品越批越火的现象,所以后来停止大批判,但对文学作品进行检查审批没有停止,有些作品或者胎死黑暗中,或者发表不久遭当头棒喝,打入冷宫。
   中共管制学术界是通过他的两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的,其中一个发表于1945年,一个发表于1981年(注5),这两个《决议》成了人文科学论文和文学作品的桎梏,这方面的论文和作品的发表,先经中共有关部门根据两个决议进行的审查。
   马克思160年之前曾经批判过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一百多年之后中共对书报的遏制与打压,已经远远超过了19世纪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而且在打压、遏制作者方面,已经创造了很多更加严酷的现代的方式。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主要是公开打压作者,现在已改变为打压编辑、社长,甚至采取连坐制,关闭出版社、杂志社。先逼迫编辑和出版机构就范,这其中操刀手和挥舞棍棒者,就是「中宣部」,北大教授焦国标写了名篇「讨伐中宣部」,结果他本人被赶下了讲堂,被逼离开了北大。
   最近温家宝公开讲,希望在文学界出现大师级人物。其实要在有13亿人口中出现几个大师,并不难很简单,只要中共退出在学术界、文学界、新闻界的权力,还给国人自由权利,大师级人物自然会层出不穷。
   (八)政党不该领导军队,军队应该国有化
   中共以「枪杆子出政权」建国,五十多年来牢牢地控制着军队,「支部建在连上」是他们取得政权和掌握政权的秘诀。为了发动文革,他们不惜把当时的国防部长林彪树为二号人物、接班人;为了平定「文革」混乱,他们把军代表派到学校、工厂、企业、机关,掌控局势;1989年六四前派重兵到北京镇压学生运动。有人说,中国的政权,实际是军政权。中共完全控制军权,是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最大障碍之一,为了在中国实现民主化,军队必须国家化,政党不应该掌控军队。在军队不应该保持党组织,在中国要实行宪政,要从限制中共的军权开始。
   (九)应该废除党委领导的校长负责制
   现在大陆高校实行(共产)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按照这个制度,党委书记是高校的一把手。高校重大方针、人员任命,必须经党委决定。
   高校党委书记由上级党委派来,很少有大学教学、科研经历,这当然是外行领导内行,有些书记以加强党的领导为已任,在教学科研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马列毛思想、无产阶级专政),对大学生坚持共产意识形态灌输。
   1957年山东大学的副校长、文学史专家陆侃如教授建议废除高校党委领导制,结果被打成极右派,遭到各种折磨,被赶到一间25平米的学生宿舍居住,妻子冯沅君(著名文学史专家)死后,他无儿无女孤独一人,70多岁无人照应,1974年为了生活,请来一位农村妇女照顾自己,后来两人产生感情,申请结婚,受到非议,不被批准,在凄惨中离开人世。(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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