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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文革研究中的几个问题(2010/07)

文革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作者:丁东   主持人:今天我们很荣幸请来了丁东老师(掌声)。丁东老师是一位著名的独立学者,以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文化为主,尤其致力于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和本世纪以来民间思想史,追寻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同时也是一位没有出版社的出版家,促成出版了韦君宜《痛思录》、黄万里《长河孤旅》、章诒和《最后的贵族》等作品,并多次被获评为年度公共知识分子。丁老师的主要作品《冬夜长考》、《和友人对话》、《尊严无价》、《午夜翻书》、《思想操练》、《精神的流浪》等,并主编《世纪之交的冲撞》、《顾准日记》、《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王申酉文集》、《怀念李慎之》、《大学人文读本》等。今天丁老师为我们做的讲题是“文革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有请丁老师为我们做演讲(掌声)。

     丁东:三味书屋的二位老师邀请我来讲座。最近我关注的头绪比较多,比如“杨支柱副教授生二胎受处分”、“王彬彬批评汪辉引起争论”这些事我都发表了一些看法。但是到三味书屋演讲还是应该讲与读书有关的、与大家交流学术性稍微强的问题,所以我就选择了最近十几年一直关注的问题“文革研究”。

     我是学历史的,是山西大学历史系71级毕业。大家看我的博客就会知道,在我的文章里与“研究文革”有关的内容相对多一些,今年还在刚创刊的文史杂志开了一个专栏,里面每一篇讲的都是和文革年代有关的人和事,我还写过一些和文革有关的书评,最近自己还编了一本书《阅读文革》,但是这本书恐怕暂时还不会出版。有关文革的书说多也多、说少也少,少是因为有关文革的出版物大概从九十年代中期到现在一直从严控制,现在大陆的出版社要出版有关文革的书籍必须履行送审报批的手续,必须向新闻出版署打报告,通过新闻出版转到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审稿,通过了才能出不通过就不能出版,所以这些年国内有关文革的公开出版物比较少,有分量的更少。说多是因为和文革相关的文件数量非常大,文革毕竟发生了十年,文革期间产生的海量文献应当说是有关文革的第一类文献,第二类是文革结束三十年产生了很多回忆录、研究性的著作等等,第三类是文革前的一些东西实际上和文革发生有关系的,所以这类的著作和文献也是研究文革的重要的线索。

     普通的读者要从这样多的文献当中去疏取精、去伪存真了解文革很不容易,所以我就想通过编一本书评,精选一些我认为有关文革的最值得阅读的书来做一些评介,可以向有兴趣了解文革的朋友做个推介。这本书作为书评的对象,有的是文革的通史,到目前为止有关文革的通史,国内、国外出版的品种并不多,大陆出版的大概三、四种,加上国外出版的绝对到不了十种。还有关于文革的专题研究方面的著作稍微多一些,传记、回忆录、口述史、有关文革的史料集、个人文集,这些著作的作者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有的是历史当事人、有专业的研究者,也有业余的研究者。我把这些书分类,大陆出版的比较少,香港出版的比较多。因为在大陆出版有关文革的著作的审批太难,而且就是审批通过后好多著作都失去了特色,必须按照官方的结论规范过、剪裁过,史实的取舍、褒贬必须服从于官方的结论和现实政治的需要,所以国内公开出版的许多书多数是千篇一律、无法引起读者阅读、研究的兴趣。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去年出版了《问史求信集》作者是阎长贵、王广宇,我认为这本书是有独立思考、很严肃、很有个性、也有独家史料的书,也经过了国内送审报批的手续,这两位作者我也认识,他们过送审报批也很不容易,几篇文章拿掉、有的被删掉,但是即使这样,现在已经出版的还是非常有价值、分量,我建议国内的朋友对文革感兴趣的,《问史求信集》这本书是最近两年出版最值得买的。阎长贵当了一年江青的秘书,秦城监狱坐了7年,王广宇当了一年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秦城监狱坐了7年。他们两人首先是对历史的态度非常郑重、严肃、不随波逐流,第二是对自己的经历非常坦诚,对自己过去不对的地方、需要检讨的,该反思就反思,该检讨就检讨。他们两人既是历史的当事人,也是文革的研究者,两重身份合为一身这样的人是非常少见的,而且我认为他们两人对历史的态度特别的诚实、认真,最近这两年在国内公开出版的有关文革的书,最值得推荐的就是这一本。

     今天我主要讲评价文革的尺度问题。现在关于文革的出版很难,但是在国内关心文革的人很多,现在网上对文革的争论也很多,无论国内、国外、官方、民间对文革有不同的看法,包括民间就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是存在不同的评价尺度,衡量文革的结果就不一样,今天主要讲评价文革的尺度问题。

     国内,先说官方评价文革的尺度,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第一个阶段是从文革开始到华国锋时代。这个时代评价的尺度是以毛泽东的尺度为标准,这个尺度代表性的文件就是“5·16通知”、“十六条”、“中共的九大报告、十大报告”,毛泽东对文革的基本看法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毛泽东晚年说“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是打倒了刘少奇、林彪,三分错误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毛泽东说“他一生中做了两件大事”他的心里很清楚对于后一件大事,就是文革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所以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对文革只能肯定不能否定。文革前期当时教育干部是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文革、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后期是批林批孔,重点就是批评否定文革的思潮,借批判古代孔夫子的克己复礼,实际是借这个事批评当时否定文革的思潮。毛泽东自己可以说文革有三分错误,别人是不可以说的,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以整顿的名义实际上带有很多否定文革的作风,毛泽东就让他重新下台了。

     1975年毛泽东当时想让邓小平出面搞一个肯定文革的历史决议,邓小平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实际上是用一个典故推辞了这事,所以,毛泽东就接着批邓,让邓小平第二次下台。华国锋是1976年上台,一上台就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在宣传上是肯定文革,但是在具体政策上华国锋也不想接着搞文革,所以他说“胜利结束”,想划个句号翻过这一页,但是,他想划这个句号实际上也划不过去。从毛泽东发动文革到华国锋执政这一段,官方的主调就是肯定文革。

     第二阶段就是以邓小平的尺度为标准。代表性文件就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决议”,基本看法就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国家、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决议产生的背景是最高领导权从华国锋向邓小平转移产生的,邓小平是文革中受批判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华国锋是文革中上来的,他在文革以前是个省级领导干部,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省里的一个副职,但是经过文革十年,就成了中共第一把手,所以他是文革起家的。从政治上彻底否定文革,就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合法性,但是,邓小平的合法性又是要以共产党的合法性为基础,所以在讨论这个决议的时候,邓小平拒绝了党内一部分人完全否定毛泽东的意见,这个决议要在维护毛泽东和否定文革之间达成一种平衡。现在看这个决议启动了当时中国大陆反思文革的语境,如果想在毛泽东时代反思文革是不可能的,由于邓小平主持了这个决议,大家才有了反思文革的可能,这个决议的历史作用还是应当给予恰当的评价。这个决议到今天过去了二十年,我们回头来看这个决议是否对?或者说还停留在这个决议的认识上够不够?我认为应当提出这个问题。我今天对这个决议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四个方面的思考。

     第一个方面,这个决议把毛泽东的责任都归到林彪、江青、康生这些人的头上,实际上,这个与历史事实本身是有距离、不吻合的。

     最近《炎黄春秋》第四期发表了郭道辉先生的“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党内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纪略”,当时副部级以上的干部参加了这个历史问题决议的讨论,讨论过程是畅所欲言,这些干部发表的意见互相之间知道因为当时有简报,但是我们老百姓是不知道的。郭道辉当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是参加讨论的秘书,所以他手里有简报。这期《炎黄春秋》打头的第一篇就是这篇文章,介绍很多高级干部讨论这个决议书的观点,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这些干部,第一不赞成把毛泽东和江青这些人分开,不赞成把毛泽东说成是被利用受蒙蔽。这个问题我认为是很清楚的,林彪、江青是不可能利用毛泽东,只可能是毛泽东利用江青、林彪、康生,这个历史决议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说法和历史事实是不相吻合的。毛泽东是不可能被利用的,只可能是他利用别人,江青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泽东要是不用她,她是不可能站到政治舞台那么突出的位置上。

     第二点就是这个决议回避了江青、林彪两个集团之间的矛盾。

     在整个十年文革期间,党内高层是有几拨人,林彪和他提拔的人是一拨,江青和中央文革或者说“四人帮”是一拨,但是党内还有其他几拨人,这些人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1980年这个决议是把林彪和江青混在一块,等于凡是坏事都是他们互相勾结做的。但历史事实是这两个集团之间的斗争很剧烈,从1967年开始林彪和江青就发生了冲突,“庐山会议”其实就是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的冲突,我说的这是九届二中全会的庐山会议。毛泽东支持了江青抛出了陈伯达,在九大以后就是林彪和江青两派的对立斗争,因为陈伯达和江青不和,所以就投向了林彪一派,当时周恩来、汪东兴和林彪、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这些人关系比较近。

     香港出版的《吴法宪回忆录》详细回忆了林彪、江青两派冲突的来龙去脉,并且披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高层斗争细节。比如1967年2月中央文革插手中央军委事务,抄了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的家,林彪和江青当面发生了冲突。2月20日下午林彪把江青叫到家里,林彪火冒三丈甚至说“我没法干了,要向毛泽东辞职”,叶群从中苦苦相劝,跪下来求林彪不要跟江青发生冲突,江青对林彪还是怕三分,当面向林彪赔了不是,吴法宪认为这次江青和林彪大闹的裂痕很深,种下了分裂的种子,双方的矛盾和斗争一直延续到九大、庐山会议,延续到9·13林彪的终结。

     庐山会议的导火线是称天才问题,据吴法宪讲述最初是1970年8月14日他和康生、张春桥在宪法修改小组发生了争执,据吴法宪回忆,宪法修改小组成员不只他们三人,但是那天在场讨论的只有他们三人,在讨论“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康生提出不设,吴法宪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争执不下,康生说“各自保留意见,以后交政治局讨论”。当讨论到国家机构问题时,吴法宪提出国务院这章应当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但康生和张春桥一起反对,他们说“再写上就重复了,毛主席也不同意写。”吴法宪在回忆录里说到,其实他们的意见是对的,可是张春桥当时说的几句话引起了我的反感。张春桥第一句话是“有人口口声声马列主义到处都挂”,我想这句话完全是冲着我来的,没想到张春桥接着说“到处堆砌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有人口口声声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简直是一种讽刺”。当时吴法宪非常敏感,他认为张春桥说这句话是冲着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来的,在前言中,林彪就有“天才地、创造地、全面地”说法。吴法宪就问张春桥“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是谁说的?请解释清楚,‘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谁提出来的?你这句话过分了,你这是在讽刺林副主席吧?你张春桥这里不写毛泽东思想、哪里不写毛泽东思想,倒是你捍卫马列主义了,可是你的文章那一篇不写毛泽东思想,你算不算堆砌?你说赫鲁晓夫天才的发展了马列主义,你口口声声赫鲁晓夫,你指的是谁?”吴法宪和张春桥吵了一通,会议不欢而散。会后吴法宪就把这事告到陈伯达、周恩来、黄永胜、林彪几人那儿,也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九届二中全会议程里没有林彪讲话,但是在开会之前,当时5个常委毛泽东、周恩来、陈伯达、林彪、康生先在一块开了个碰头会,本来是没有安排林彪讲话,但是,大家都客气的问“林彪同志你也讲一下”,林彪说我想讲一点,毛泽东就问你想讲什么?林彪说“现在有人贬低毛主席,这股风不好,应该批评”,毛泽东也知道林彪要批评张春桥,毛泽东就说“你可以讲,但是你不要点名”,这样林彪就讲了这个话。林彪讲了这话以后,吴法宪感到是替他出了气,林彪虽然没点名,但实际是冲着张春桥的。开幕式完了以后,政治局开会提出会议下一步如何开?陈伯达就提议“我们应该拿出一天的时间讨论林副主席的讲话”,这就开始分组讨论林彪讲话,每个组一听说林彪说有人要贬低毛主席,大家都情绪激愤都要揪人,有的人知道内情是冲着张春桥的,有的不知道内情,也要站出来表态。当时钱学森也是候补中央委员,表态的调门也是很高的。会议这样开,江青就带着张春桥、姚文元找毛主席求援,当时有人回忆张春桥和姚文元两人每人跪着抱着毛主席一条腿。(笑声)这件事对毛泽东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事,他为什么不能容忍这些人跟着林彪的讲话一拥而上把张春桥攻倒?要是容忍了,整个左右中央政治格局的大权就到林彪手里,不在毛泽东手了,所以,毛泽东就把陈伯达抛出来。因为陈伯达在这次会上在华北组做了表态发言上了简报,还有陈伯达应吴法宪之邀做了关于“天才的语录”,毛泽东就抓住这点,说二百多位中央委员上了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当,就把陈伯达拿掉了,而且毛泽东说“我和林彪都认为如何如何”,实际上他也没有取得林彪的共识,等于是一手拉林彪,一手把陈伯达拿掉,再按当时毛泽东叫做“掺沙子、搬石头、挖墙脚”一步一步向林彪动手。从1970年庐山会议到1971年9·13事件,用了一年的时间,毛泽东向林彪步步紧逼,最后林彪坐上三叉戟仓惶出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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