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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建英:我为丈夫折抵刑期讨说法


   贾建英:我为丈夫折抵刑期讨说法
   
   一、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我是何德普的妻子贾建英。
   
   2002年11月4日,我的丈夫被北京市公安局警察带走,直到2003年10月14日,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我丈夫开庭审判时,我才见到丈夫的面,历时11个月的时间,我不知道他被关押在哪里?不知道他被执行的什么强制手段?
   
   2003年11月6日,我拿到判决书时,才知道何德普被警察带走的11个月里,其中三个月是被监视居住期(国保总队王玉、姜宗恒负责)。
   
   2009年,我得知,最高人民法院有个批复:凡是在监视居住期间,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可折抵刑期。
   
   2009年12月1日我向北京市一中院提出:关于我丈夫何德普在北京被监视居住期间,被剥夺了人身自由,按规定应折抵刑期的要求(孙庆红法官接待),随后我出示了一系列何德普没在家的证据,孙法官告诉我:不用再找别的地方了,你找哪里都是我来负责这件事,找哪里都是给我压力,你们反映的事高院信访已经转给我,就不用再申诉了。
   
   然而6个月过去了,一中院的孙庆红法官告诉我:因为国保总队不给提供何德普被监视居住期间被关押的证据,所以迟迟不能改判折抵刑期。
   
   在此,我请求北京市最高人民法院取证,要求北京市国保总队实事求是办案,出示何德普在被监视居住期间被关押期间的真实情况,以求得法律的公平公正。
   
   盼望您们尽快解决,我的丈夫能早一日回家,请体谅一个被关押人员妻子的心情。
   
   谢谢!
   
   贾建英
   联系电话:13161769766
   住址:北京市西城区朝阳庵9—1—5号
   
   2010-6-3
   
   二、
   
   2003年11月6日开庭审判,我拿到判决书后才知道,他于2002年11月5日被监视居住,2003年1月27日被拘留,1月31日被捕,其罪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8年徒刑。
   
   在我丈夫被抓走的那一年多期间,我不知道他被关押在哪里,什么罪名,我的丈夫是生是死,无从知晓,我曾经到北京市公安局、各看守所去问、去找,去喊,但是,没人告诉我,没人通知我,我的丈夫在哪里。
   
   2004年何德普转到第二监狱后,他才告诉我:在2002年11月5日开始至2003年1月26日被监视居住期间,被警察和武警关押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只准许穿着短裤,他被强制一动不动地躺在木板上85天,这85天中,只允许一个姿势,不许活动身体,否则被站立在四边的警察打骂、挨饿、挨冻。我丈夫说:被焊死在床上的这85天比死都难受,我的身体一下子垮了。
   
   后来的联合国酷刑调查员诺瓦克先生来中国,在第二监狱见到了何德普。他告诉我:警察们为了打垮你丈夫的意志,对他实施了酷刑,强迫一个人长时间固定一个姿势,那是很难受的,是不人道的,也是不被允许的。
   
   2009年,朋友们告诉我,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于监视居住可折抵刑期问题的批复,即在监视居住期间被完全限制了人身自由的,无论羁押在何处,即可予折抵刑期。
   
   我看到这一消息后,于2009年11月27日到北京市人民法院信访反映关于对何德普折抵刑期的问题,12月1日一中院的法官就与我联系上,见面后,工作人员告诉我,您向高法反映的折抵刑期的问题,我们已经接到,我们负责这件事,有事您就找我们。当时我向法官提交了一系列关于何德普被监视期间不在家的证据,及何德普写给中纪委信的复印件,法官们告诉我:您需要等一等,因为这个案子过去时间很长了,我们还需要一些证据。
   
   七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尽管我每个月都与法官们联系,得到的回答都是再等一等。
   
   我近两个月期间每周都要到法院的信访去问结果,得到的答复依然是:再催、等一等,按照法律规定应该折抵刑期,您别着急。
   
   还有四个多月的时间我丈夫就被关押整整8年了,我向法院反映问题已经过去7个月了,不知道我还需要等多长时间,还需要我再等7个月?等一年?两年?等我丈夫被放出来后,再批复?那样,即使高法批复下来了,我丈夫早已过了服刑期,早就出狱了,即使得到了批复又有何意义?
   
   这件事真的这么难办吗?是85天折抵刑期本身复杂吗?既然法院有明确规定可以折抵刑期,按照规定去做还有什么顾虑吗?还是人为造成的复杂?是政府工作人员不作为?还是不愿作为?
   
   联想起最初我到北京市法院信访时,接待员说:这个事,您得去市检察院、去二中院、去北京市公安局、去石景山的检察院、您得且跑呢,并且那里工作人员很认真地给我写了好几张地址、电话。我拿着那些联系方法,按照这个工作人员的指导,我去了他们为我指出来的所有部门,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碰了一个又一个钉子,诉说了一遍又一遍,填了无数张表格,最后得到的答复是:您还得去北京市法院找,咳,转了一大圈,我又转回来了。
   
   老访民告诉我:他们就想把您转晕了,弄烦了,花穷了,累得您没了力气、没了精神,失望了、绝望了,您自己不告了,案子就结了。
   
   院长大人,对于85天被剥夺人身自由的监视居住,我申请折抵刑期,这件事真的让法院很为难吗?真的做不了主吗?法院如果办这件案子太为难,您们千万别用这种方法折腾我小百姓,法院尽可以直接批复——不予折抵、不予受理、不予释放甚至批复:案子特殊,不予按法律办案。
   
   我们理解,我只要一纸答复,只要一个人民法院尽快的答复!
   
   盼院长抽点时间,过问一下这件事,尽快解决!尽快给出对答案!
   
   三、
   
   不知什么原因今早一出门怎么也打不开大门的锁,最后终于等到一个过路的阿姨,帮助打开楼道的大门,8点40了才出门.和野靖春姐去北京市高法上访,在门外有三个警察登记,安检,取号,进去时有个老大爷在和接待员吵。我们走上前说:反映何德普关于监视居住期,要求折抵刑期,要求法院取证。姓李接待员:我第一次接这样的访,以前没见过,没办过这样的事,我们法院不管取证,也取不了证,你得去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取证,我们说:我去找过,国宝总队11点还承认他们那里是国宝总队,下午吃过饭后,就不承认是国宝总队了,(可能是撑糊涂了)李说:你们或去检察院上诉,(雅宝路)你现在才来,时间太晚了,如果7年前刚判完时你来,我有好多办法帮你解决,现在时间太长了,你找一中院查吧。我们说:还在有效期,怎么不能办了?他一再推脱说不能办了。
   
   我们又去北京市检察院,得到答复:你们得去石景山检察院,我们这里不管,没有高法判决,我们不受理。
   
   我们又去北京市公安局信访,0290接待,填表\姓名\性别\电话\身份证\住址\工作单位\事由\办案人,最后说:你要证据,只能是公对公,只能对法院,不给你个人,让他们来取证,尤其是国保,涉及到保密,不可能告诉你被关押在那里。春姐:您说对了,不可能告诉我们家属关押地点,这不说明没在家吗?警:我说的不能算依据,给您反映,给不给您答复我不知道,有可能国保找您。
   
   11.30他们下班关门,我们出门坐在马路边上,被围过来的四个警察赶走:这里是政府机关,不能停留在这里。下午1点50我们又去红西村高法信访,安检\领号\登记(其中一个小伙子接待登记人拿过来我的裁决书说:呵,颠覆国家政权,我还真没见过,酷!他很认真地看了一会。我们走到二楼一组房间,有三个人接待(2男一女)又填表_姓名\性别\电话\邮编\住址\事由\案号。
   
   他们说:按照法律你们说的事,应该是可以折抵刑期,但是我们不能只听您一面的,还要在跟办案的具体人说,我们只管催促,反映,不知道具体怎么结案,结果如何,你们提出的要求我们都记了,法院去取证,尽快办案,我们也着急,希望快点,让法院的法官跟你联系。
   
   我们满怀信心的走出高法信访。
   
   四、
   
   七个月以来对丈夫何德普的折抵刑期一事的多次上访、反映、写信,没有得到任何政府部门的答复和回应,本来不想再去找此事,不想给这个“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政府形象”再丢脸,再抹黑,再带来负面影响,但是,那些信访部门的大老爷们告诉我:“你得天天找院长、天天反映、天天堵法院的门口,不然没人重视你的案子”。
   
   这不,6月30日我又去北京市高法反映问题了。法院门前几个警察正在拉扯、推拽几名上访的妇女,有的甚至被打倒在地,她们哭喊着“政府还讲不讲理,警察凭什么打人”。让人看了辛酸、痛苦。望着那体重是我三倍的胖警察们,我没有胆量上前去让他们推打。
   
   我和野靖环姐妹俩(她们一直都是陪我去)站在高法的大门外,没有几分钟走出一个武警说:不能在这里停留,我们说:我们要见院长,有事反映。这时马上就从里面走出来几个警察:气势汹汹的喊:走开,走开,不等我们反应过来,就被拽着胳膊拉到路边,靖环大姐争执了一下问“我们找院长反映情况,为什么走开?”这时一个非常胖的大个子(他的身上的肉都要把警服撑破了)警察自己突然坐在地上说:你看,都把我踢倒了,身上还有你们的脚印,你们还不走。说完,就自己又站起来了。我们三个人突然被他的表演逗乐了,连声说:“再表演一回,真有意思,你表演的还挺熟练。想讹诈我们,你也不看看,我们三个50多岁的老太太加起来都没有你一个人体重沉,怎么可能能跳起来把你踢到了?你太可笑了”。胖子警察恼羞成怒说:你们站在人行横道上也不行,这里不能过,并把站在人行横道上的靖春大姐一下子就抡倒在地上。我们一起大声喊: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站在路旁车站的许多路人都看到了这一幕。
   
   我们三人决定去后面的信访站去反映打人一事,走到桌前,那几个安检登记的工作人员斜视着我们,仿佛是来他们的家里讨帐的,极不情愿,更别说有同情心。听了两句我们的要求,答复:我们管不了警察打人的事,我们是两个部门。你们反映折抵刑期的事,不能登记,你去找检察院、找法院、找院长、找红四村、写信……,我说:按照法院老爷们的指导我都去找了而且是多次;也多次写信了,而且是挂号信,都没有答复。
   
   工作人员说:您写信也不见得就答复,就有结果,你去法院、检察院的大门口天天等院长,没准哪天就碰上了,就解决了。他说什么都不给登记,他的话就是在推诿、极不负责的应付……。
   
   这时,那个打人的胖警察气势汹汹地闯进门来,命令接待员:给她们登记,给她们登记。接待员赶紧就登记我们的身份证。我们问他:刚才你说是两个部门,谁也不管谁,现在怎么他命令你登记你就听他的了?
   
   接待员特无赖地说:不是听他的,就是该给你们登记了。一边的胖子在登记的电脑上知道了靖环姐妹俩是新国大案子、我是反革命家属的身份后,马上变成了一副笑脸,说:我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刚才踢我我也不生气了,你们反映的事我有机会帮助你们说说,再等等,有事就来,并且还认真地记录下我们案子的名称(当写到颠覆国家政权罪时,颠覆二字不会写,还特意打开判决书看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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